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鉴赏】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于明代灭亡之后，意在为以后的汉族新政权预拟法制，是写给将来的君主看的。《原君》是该书的第一篇，也是全书的主旨所在。“原君”就是推究为君之道的意思。文章在阐明君主职分的基础上，着重抨击了后世君主的专制独裁，表现出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
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君主的起源说起，开宗明义，阐明君主的职分在于为天下“兴利”、“除害”。这是全文的立论依据。第二段是对后世君主贪暴专制的抨击。可分两个层次：先揭示后世君主的要害在于“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即把整个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然后指出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在于颠倒“天下”和“君主”的关系：不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并从而得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君主是天下最大的祸害！第三段着眼于批驳宋儒理学关于君主“如父如天”的谬论，肯定人们把专制君主“视如寇仇”、“名为独夫”是合理的。打破了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维系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伦理观念。最后一段是从君主自身和利害关系进行剖析，指出君主们视天下为私产，结果只能导致一幕幕不是自身被杀就是祸及子孙的“血肉崩溃”的惨剧，而要避免这种惨祸，就必须明乎为君的职分。纵观全文，四个段落的分论点虽然各自有所侧重，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论点，那就是君主必须以天下为公。这也就是《原君》的主旨。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原君》既是一篇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宣战书，又是一篇民主理想的宣言书。作者敢于冒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的尊严，对历来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进行痛快淋漓的指斥，表现出一种极其可贵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作者继承并发展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把君主降低到“一人一姓”，以至可以推翻的地位，不仅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见，而且开启了以后资产阶级思潮的先河，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不过也应当看到，《原君》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文中把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视为人类的天性，视为君主制度产生的根源，这并不符合人类和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实际。作者无情地鞭笞后世君主，但并非要彻底铲除君主制，只是寄希望于君主的开明，这仍然是无法实现的改良主义思想。当然，这些局限比起他的民主性思想的精华来，是瑕不掩瑜的。
文章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见解透辟。这除了由于作者的思想先进外，还得力于托古论今、层层对比的论证方法和充分而典型的史实论据。
作者颂扬三代以前的君主是“托古”。托古不是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参照物，为论今提供了立论的依据，意在用托古之箭来射论今之的。这样，“古之人君”与“今之人君”的反复对照，就成为全文的基本论证方法，并具体体现在文章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通过古之人君为天下“兴利”、“除害”与今之人君“利己”、“害人”的对比，更清晰地辨明了君主的真正职分；通过古之人君“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与今之人君“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对比，更充分地揭露出后世君主专制独裁的本质；通过古人把君主“比之如父，拟之如天”与今人把君主“视如寇仇，名为独夫”的对比，十分鲜明地显示出后世君主狰狞贪暴的面目；通过“俄顷淫乐”与“无穷之悲”的对比，则又十分精警地说明了专制给君主自身带来的惨痛后果。这些对比，意理绾联，又汇集于“以天下为公”还是“以天下为私”的根本对立；从而使君主必须以天下为公的中心思想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阐发。显然，托古论今、层层对比的论证方法不仅通过对比双方的相互反衬，使文章的总论点和分论点都十分鲜明，而且通过对比双方的相反相成，将全文凝聚成一个内在逻辑十分严密、中心旨意十分突出的艺术整体。
文章引经据典，征用史实，论据十分充分，这些例证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为了打破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作者选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这一愚忠典型来加以批驳，并以汤武之贤、桀纣之暴为依据，孟子的名言为印证，这就造成举一见三、纵横捭阖的气势，十分有理有力。引布衣皇帝刘邦的话来披露君主“逐私利”、“家天下”的本质，用崇祯失国、杀女、自缢的史实来佐证君主难以逃脱“血肉崩溃”的惨痛下场，也都收到了点睛传神、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论据的充分、典型，不仅使论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使文章血肉丰满，增强了形象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