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的个案性研究。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高校的本科与专科的比较文学教材中，给学生讲一讲“文学和哲学”、“文学与艺术”、“文学和语言学”、“文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我认为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而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则很难在一篇文章里甚至在一本书里讲清楚如此大的一个题目。因此，有必要在文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的题域之下，进一步具体到一些个案提出一些问题来进行讨论，这才有可能切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要义。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与基督教的关系、狄更斯小说中的家庭伦理问题、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情结、柯勒律治诗歌中的地理空间问题等，研究这些为研究者自己所发现的问题，也才能够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提出和解决具体而重要的学术与理论问题。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文学研究的基础是对作家与作品的分析与批评，因为作家与作品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对象；文学研究如果离开了文学文本的研究，则往往会失去文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中，如果能以某一种个案为内容进行考察，则会为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重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科学技术》、《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等系列丛书。虽然这样的题目也是够大的了，但总比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要具体化、科学化与客观化一些；况且，在当时的中国学界的确也少有人在这些关系的研究方面做出成果。当然，如果能够更具体地研究郭沫若的诗歌与科学技术、鲁迅小说中的医学问题、艾青诗歌中的绘画艺术等题目，并且在这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来探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某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则会更扎实。深入到这个层面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则不会流于对一般知识的介绍与某种文学现象的描述。
第二，文学与文学之间具体的影响关系的研究。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主要需要说明的是其它学科对文学的影响问题；文学对其它学科的影响虽然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一般都没有将其作为问题来研究。也许其它学科的专家在从事自己学科研究的时候，会注意到文学或者作家对其产生的影响。比较文学学者在从事文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研究的时候，要注重其它学科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计算机技术对当代作家文学写作的影响，电影艺术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影响，绘画艺术对惠特曼诗歌作品的影响等，就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认为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不应当是一种平行研究，而是一种影响研究，这一点必须分清楚。严格说来，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就是要研究某一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其它学科因素的存在。而其它学科因素作为一种因子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会给文学作品带来极大的影响，使文学不断地产生变异并发展出某种新的形态。文学并不是十分纯粹的东西，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交汇则是一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的一条途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本国文学与其它国家文学的交流与共生，是一国文学发展的另一条途径。因此，将文学和其它学科关系的研究定义为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是准确的、科学的。如果我们只是将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当成一种平行关系，那么就会导致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研究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这样的内容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存在空洞与抽象的毛病，它会破坏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重要性和解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第三，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文学，而不在于其它学科。文学和其它学科关系的研究，要落脚于解决文学问题，而不是解决其它学科的问题。比较文学是提出文学现象与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问题应当是文学的问题，与审美、艺术、形式、技术等有直接的关联，而不是相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为了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文学本身的特点，有利于认识作家作品的独到内涵与价值，有利于总结和概括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有的人研究文学中的其它学科问题，没有提出和解决文学问题，而讨论的是其它学科的问题，则失去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如有人谈《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只是从小说中分析林妹妹一共吐了多少次血，什么时间吐了多少血，数据统计得比较详实，分析也还算细致，但最后说明的是医学的问题，而不是林妹妹的个性、气质、性格和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人物的精神形态及其审美意义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所谓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就有失偏颇。这样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确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比较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的研究，也是一种文学研究，因而不可能离开审美过程、美学问题与艺术问题；如果完全离开了文学本身，比较文学研究则失去了自己的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下潜模式”的建设是一个新的话题，也是一种时代性的任务。我认为任何学科要得到发展都要“下潜”，真正地潜入“水”底作一些扎扎实实的考察与分析，才可能真正地提出与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也才能推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要多做专题性的个案研究，从具体的个案入手进行分析，清理各种文学关系，才能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如果只是浮在海面上观察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那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的。在此我想打一个比方，如果只是在海面上看一看，发现不了海潮的规律与海下潜流的走向，那不仅潜艇的航道不可能建立，就是水面舰只也不可能发现适合于自己的航道。“下潜”，更大地、更深地、更长时间地“下潜”，反反复复地、多波次、多层次地“下潜”，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真正出路。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下潜模式”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讨论清楚的，也不是经过一两次讨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关注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文学研究，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这种扎扎实实的、以提出与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初见成效；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样做，经过三五十年时间的积累，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它国家的学者就会自动地加强与中国比较文学界的联系，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性与建设性。那时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就完整地建立与发展起来了，就能够成为与欧美世界的几大比较文学学派并驾齐驱的学派，而立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了。
在此我愿意再次说明，我们提倡比较文学“下潜模式”的建设，并不反对“平行模式”与“上升模式”。最近三十年来，从事那两种模式研究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也是有贡献的。但是，经过了三十年发展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走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存在的问题与这三种模式本身的问题以及这三种模式之间的不平衡性有密切的关系。我坚定地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下潜模式”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有待加强与发展的方面；相对于另外两种模式来说，我们要有更多的专家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关注中西文学关系、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关注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且关注其中的一些重要个案与典例；同时，所有这些研究都要以文学问题为核心，而不要走向文学的反面。只有这样，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也才能取得长足的进展，最终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