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学而言，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20世纪中国作家，也远远不止已经受到关注的那么20来位，而是大量存在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到日本、俄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留学的学生很多，其中以到美国和日本为最，形成近代以来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人，无论到国外学的是什么专业，有的人在国外读到所在国家的作家的作品，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回国以后就成为有名的作家和学者，如郭沫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都是这样的人才。据对《中国作家大辞典》的统计（中国作家协会主编：《中国作家大辞典》，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这一批当年出国留学而成为著名作家的中国学生，并不在少数。江苏有一个学者叫周棉，他曾经从事中国留学生作家群体的研究，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成果。另一些没有出国留学的人，也通过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文学原文或他们的译文，接触到了比较多的外国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与作品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如贺敬之、田间、艾芜、沙汀等人，当年虽然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却也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外国作家与作品的重要影响。因此，我认为对20世纪中国作家作品所受到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的挖掘，或者对外国的作家与作品受到古老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的挖掘，虽然有人在做，却也是远远不够的。学术研究有没有重要成果，是有一个标准的；正如一篇论文是否真的有价值，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的创见，即它在前人的基础上是否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句俗话正好可以说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有的地方的确是比较热闹，可是并没有真正的门道。
第二，对中外文学关系的“面”的清理，往往存在一种以偏概全的情况。
现代以来中国学者所从事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形成了这样几个重点：一是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二是中美文学关系研究；三是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四是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五是中德文学关系研究；六是中日文学关系研究。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则少有人去进行研究，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进行研究，如中葡文学关系、中西（西班牙）文学关系、中意（意大利）文学关系、中加（加拿大）文学关系、中澳（澳大利亚）文学关系、中阿（阿拉伯国家）文学关系、中越文学关系、中非文学关系等，则很少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中朝（韩）文学关系虽然近年来有人关注，却还没有产生重要的成果。这样一些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关系研究，“面”的工作都没有人做，更何况对于“点”的开掘？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当然应当有自己的重点，但也不能因为重点而忽略了非重点；即使是上述提到的整个中外文学关系的重点，也缺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我并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英美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点，研究英美文学是有价值的，而研究非英美文学是没有价值或少有价值的，因而大家都去研究英美文学，或者说只研究英语国家的文学。有的人认为自己是研究英语文学的，就自认为了不起，好像选择了这样的研究对象，就自然地成为了世界级的专家。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荒唐可笑的。文学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对研究对象的分析的深度及其在这个基础上所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以及所使用的方法的独到性与科学性。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首先要提出问题来讨论；如果不能提出问题，则少有学术价值；而研究对象的选择，则是比较次要的问题。无论是研究英美文学还是研究非英美文学，只要不断努力与方法得当，都可能做出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
只是存在成就高低、水平高低与受到认同的程度不同等问题。
第三，要尽量做到“点”与“面”的有机结合。所谓“点”的开掘，就是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考察，认识到作家与作品之成长与产生与外来文化与文学的重大关系，外来文化与文学在本国文学作品中产生的变异，以及产生这种变异的原因。表面上看主要是一种对于个案的分析，其实个案与个案相联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种整体的形象。所以，我认为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并不只是谈它们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发生关系以后又如何等问题，而且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作家与作品，为了从世界范围内更好地总结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点”的开掘为起点的。
所谓“面”的展开，就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不能过于狭小，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与西方的一两个国家，而要有面上的扩展，涉及中国与各大洲国家的文学，这样才能容纳更多的文学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才有典型性，所得出的结论也才有说服力。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展开对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目标是要寻求世界各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规则与发展的共同规律；如果我们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面比较小，那绝对不利于我们寻求这样的共同诗学。我们所说的“面”，不是说在论文中要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描述，或者对某一种文学现象进行介绍，从根本上来说，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没有这样的任务；描述不是研究者的责任，介绍也不是学者的使命，那是知识普及者为了扩大研究队伍而培养人才需要做的工作，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比较文学教材所要承担的任务。也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这里讲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影响研究”；而在“影响研究”里面，传统的分支学科如形象学、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来的变异学，它们是一种“点”的研究还是一种“面”的研究呢？我认为上述分支学科既有“面”的问题，也有“点”的问题，但主要是“点”的问题。我们不能认同说“影响研究”只讲“影响”，而不讲其它；我认为影响研究除了要考察两者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之外，还要注重考察双方的文学本身的本质与特点，考察它们双方在这种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并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落脚点。
如果能够做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点”与“面”的结合，在“点”上有所深化，而在“面”上有所扩展，则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下潜模式”的建设就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世界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它的全部。中国学者关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并且总是从自我立场出发进行文学关系的考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具有系统工程性质的课题，需要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通力合作并倾百年之功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研究自然是相当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并不能因为其存在困难，就可以轻易地放弃，或者说它不重要。
其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如果能够首先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事实出发，从自我的文学立场出发从事与他国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只要能够将所有国家的比较文学学者所从事的从自我出发的研究成果合并观之，则会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之网络，产生一种对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全面探讨之效益。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格局也许不会有很大的突破。
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只是从自我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还是不够呢？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样的研究总会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往往造成一种自以为是、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毛病。在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对于双方甚至多方文学的比较，就不可能是完全科学与准确的；二是这样的研究只是比较的一种角度和常有的方式，即多数学者都会自然地采取这样的角度与方式，就会使自己不能超越观念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正如当年的法国学者、美国学者与俄国学者那样，总未能脱离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他们对于外国文学以及本国文学现象的评判，往往是不明智的。当然，任何国家的学者所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从基本层面而言，都是站在本国文化视域或自我立场之上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同外国文学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文学研究才构成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多样化景观，从而组合成一种世界文学研究的宏大格局。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往往存在两种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模式：
其一，是从某一国家角度出发的外国文学的研究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多个自我立场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网状结构。例如：
从中国出发的：
日本文学研究
法国文学研究
美国文学研究
英国文学研究
从英国出发的：
日本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
美国文学研究
法国文学研究
从西班牙出发的：
日本文学研究
美国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
俄国文学研究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里，只要有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这样的图表就可以照样地排列下去。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世界上有192个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存在除自己之外的191种外国文学研究。而这些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就是国与国之间文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种文学研究的事实，只不过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有从事所有国家文学研究的学者，或者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有学者在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里，文化和文学远不是那么发达与繁荣，从事除自己之外的他国文学研究的人，自然就是少数。而就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文学研究而言，这样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整体格局及其五彩缤纷的景观，是引人入胜而颇为壮观的。这种情形与上述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具有同一性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这种研究类型里的特例而已；只不过将中外文学关系里的“中”，换成了另一个国家而已。
其二，是一个国家的学者所从事的其它国家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景应当更加开阔、更有发展前途。并且我认为更为必要而壮观的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即采取非自我立场性的他国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今天却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如有的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英法文学关系研究、英美文学关系研究、印俄文学关系研究、法俄文学关系研究等。
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不能排除研究者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学术立场，但是与只从自我出发的将自己国家的文学与他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前一种类型，是有其本质差异的。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讲，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宽阔而有限的序列。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并不存在，但事实不仅证明这种研究早就存在，而且很有成果，如法国学派的影响学者在早年就出版过《莎士比亚在欧洲大陆上》这样的著作。并且，这是一个相当广阔而有意义的领域。这样的相对于研究的对象来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所进行的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也许比站在本国立场上所进行的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客观、更科学，更具有另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审美的结果。也许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研究类型与前一种类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一个学者要离开自我立场进行文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并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不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吗？如果能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是巨大的，真正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学研究，真正要寻求世界各国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共同规律，也许与此种研究类型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图表排列：
阿拉伯学者所从事的：
美英文学关系研究
俄印文学关系研究
英法文学关系研究
德日文学关系研究
法国学者所从事的：
英美文学关系研究
德美文学关系研究
日美文学关系研究
印俄文学关系研究
这样的图表，可以以组合的方式排列下去；但是，这样的排列不如上一种类型的研究那样具有个性与风采，因为世界上能够站在第三国的立场上进行其它两国以上的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毕竟在少数；并且，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发生实质性关系的，在世界上毕竟是有限的，它不仅需要条件，而且需要时机。世界上主要的文学关系是东西方文学的关系，南北国家文学之间几乎不构成比较文学学者所说的那样一种关系；而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发生重要关系的国家与国家也并不是十分普遍，往往只是几个大的板块与大的区域。所以，理论上的构想与文学史的事实也许存在这样的差异。
对于这样一种研究类型，我们在此应当强调三点：一是个案研究的基础性意义；二是需要研究者具有多语言性；三是需要研究者作更多的实地考察。
所谓个案研究的基础性意义，是指这种比较文学类型的研究，要特别注重对作家与作家之间影响关系的考察。如拜伦对普希金作品的影响、莎士比亚对易卜生戏剧的影响、雪莱对泰戈尔诗歌的影响等。只有在这种个案分析与研究非常充分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清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方面的文学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宏观性的论文我们并不反对，并且我认为这样的论文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没有以充分的作家与作品个案研究作基础，那样的宏观概括可能会是极不准确的，而理论的抽象也许会流于一种空想。在前一种研究类型里面，其实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从一国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也需要以个案为基础进行分析与评判，不然也可能会流于一种空想性的抽象、印象式的描述。而真正的影响研究对此种情形是采取排除态度的，因为所谓的“影响研究”是以材料为主要内容与研究对象的，没有具体的材料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影响与存在什么样的影响，那样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能被称为真正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