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以来，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中外学术界的共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关比较文学的科研成果，包括有关比较文学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立项与结项、一批比较文学教材和研究专著的出版、一批高质量比较文学学术论文的发表；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建立及其年会的召开，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多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都有众多专家与会并作主题发言，就某一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说，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其会刊《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深圳大学联合主办，季刊，至2008年8月，已经出版共72期。被学界视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刊。）杂志及其主办的学术活动，不断地推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三是中外比较文学学术交流得到了加强，中国学者不断地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域外学术资源。中国比较文学界在以上三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也正因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才成为当今中国的显学，比较文学研究往往吸引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广大学者的强烈关注。
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时候问题还相当严重。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还没有成为与欧、美各学派并驾齐驱的有世界影响的学术群体。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自我矮化，而是出于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基本评估与更高的期待。从一般的意义而言，现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有自己的学术组织、有自己的学术阵地、有自己的学术群体、有自己的学科研究体制和自己的学术教育体制，应当说，这个学科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科。我们也并不一定要追寻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但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却是一种必然的走向，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倡，是出于一个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良心和责任感所作的必然选择。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并不是首先作为一种构想而提出来的；一个学派的建立，也不是一两个人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就可以轻易地成功的。作为一个学科的学科理论，是在后人总结那一段研究历史的时候，才有可能提取并升华起来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也应当是我们的后人在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才有可能概括与揭示并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学术史的发展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有的理论的确是对历史进行研究后而总结出来的，如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分人格结构理论、他的影响广泛的精神分析法，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为他总结与揭示出来的。然而，有的理论却是由当时的人直接提出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如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根据他自己对拉伯雷《巨人传》等小说的分析与研究而提出来的；同样，巴赫金的“小说复调”理论，是他自己根据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的分析与研究而提出来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没有人否定弗洛伊德的三分人格学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人否定巴赫金先生的“狂欢化”理论与“小说复调”理论的体系性与重大的学术价值。
从比较文学史上的欧美各学派来讲，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及其理论主张是在当时就自动呈现出来的，当时就有许多人肯定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地位，自然也有人反对如克罗齐等人。法国学派的学者对自己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都是有所思考的；后来，多数人认同“国际文学关系史”这样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因此，后人将其概括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者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提出“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比较文学概念，开创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并且后来的美国学者进一步从事“比较诗学”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创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阶段。可以这样说，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不仅在理论上有自己的创见，而且对自己有别于法国学派的独立流派的建立，也有相当的自觉性并充满高度的热情。在1958年美国北卡罗莱州教堂山所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韦勒克自觉地反对法国学派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提出了影响后来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建立的诸多主张。
我很认同一些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倡，并提出自己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观点：台湾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比较文学的“阐发理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提出比较文学是新的“人文精神”的主张、四川大学曹顺庆先生提出“跨文明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主张、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先生提出有关译介学的理论主张和聂珍钊先生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的学术主张等。虽然中国学者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观点并不相同，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然而，这正是表明了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建设的热情和中国学界从事多种学术探讨与学术建设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虽然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但中国学者们围绕这样一种构想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却无疑是富有成效的；说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只是说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还没有能够引起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认可，中国学派还没有能够像“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俄苏学派”那样，成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的几个重大的学派而已。其实，就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探索而言，学者们所发表的理论主张也是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主干学科中，也是很有地位的。因此，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并不是忽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学科建设上所做的大量工作。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本身及其观念与方法也都是存在问题的。我在两年以前曾经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的观点，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发表。这种主张认为，在三十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中，形成了“上升模式”、“平行模式”和“下潜模式”；而在这三种运行模式中，每一种模式各自分担着自己的责任，发挥着自己的功能，都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所不可缺少。但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还是要以“下潜模式”为基础，在此前提下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以求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个性与独立性，能够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更大程度地彰显出来，从而有助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完整建立。
从目前来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下潜模式”，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要求来讲，还要有所扩展，有所深化。我们应当如何建立和发挥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我两年以来所继续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的建立，其具体路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外作家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的宗旨，主要是清理中西文学之间影响与被影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任何国家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往往都是从自我立场即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视野出发的。法国学派所讲的“国际文学关系史”，首先是指研究法国文学与其它国家文学之间关系的历史；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文学对周边国家文学之间存在的种种影响之关系。后来美国学派之所以坚决反对法国学派的自我中心主义，其实他们也是从自己的美国立场出发，想要建立一种新的以美国文学为出发点与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下潜模式”的首要方向，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中国学者所从事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第一，18世纪以前中国文学对西方各国文学的影响，如花城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文学在英国》、《中国文学在德国》等。（这是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合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其中张弘著《中国文学在英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二，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受到的西方各国文学的影响，如乐黛云先生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王锦厚先生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赵小琪的《台湾现代诗与西方现代主义》等。第三，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的清理，如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曹顺庆先生的指导下所从事的“《诗经》研究在英国”、“《文心雕龙》研究在美国”、“《周易》研究在西方”、“西方的词学研究”等。第四，中国与西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如周一良先生的《中美文化交流史》、葛桂录先生的《中英文学关系史稿》等。所以，我们要承认，中国学者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富有开拓性与学术性的。
但是，中国学者所从事的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并不是不存在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面”与“点”的结合问题，既要广泛关注对中外文学关系的“面”的清理，也要集中进行中外文学关系的“点”的挖掘。我认为中国学者主要集中在“面”的清理上，而对于“点”的开掘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比较文学“下潜模式”的实践者，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对重点作家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做出一定程度的挖掘。从西方作家所受到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而言，从前我们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歌德、伏尔泰、黑格尔和哥尔斯密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受到的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而言，从前关注得比较多的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曹禺、巴金、茅盾、施蛰存、戴望舒、冰心、徐志摩、王蒙等重要作家。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的作家，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都不止那么三五个，而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美国，从日本到俄国，西方国家的文学史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影响的，各个时代都有一批作家及其作品。只是我们如果要有效地寻找到他们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材料，非要从受到影响的那些作家作品的原文中及其所在的国家和民族那里去找，在中国的图书馆里、博物馆里基本上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图书馆与博物馆里，基本上没有19世纪以前在西方出版的图书特别是报纸杂志。如果没有原始的学术史料供我们研究，那就无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在中国真正精通外语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因此，即使在我们国内存在大量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原始材料，真正能够读懂的人也是很少的，因此这方面的工作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也许有的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以为近代以来的英语人才与其它语种的人才很多，用人才济济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外语人才的确也不少，但这多半是近些年来的事情。对于外语的掌握有一个程度上的区别问题，如果一般地能读能写，能够读懂外文的报纸，这种人也许不少；但是一门语言要做到真正的精通，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所在的《外国文学研究》
双月刊，近些年来开始直接发表英文的原文论文；《世界文学评论》季刊，近些年来开始直接发表英文与日文的原文论文，我校外国语学院有多个专业，可是能够胜任这方面编辑工作的人却是不多的。只是说自己身边的实例也许有局限性，那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先生，他古文功底是相当好的，可是外语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据说他的译文是根据另一个懂得外语的人的口述而记录整理出来的。
另一个我的老乡罗念生先生，却是中国人里懂得古希腊文的最高水平者，就是以一般地认识古希腊文的人而言，在中国全部算在一起也没有几个人。所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既受到史料的限制，也受到语言的限制。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中外文学关系方面的点的开掘，也主要集中在几个西方国家的作家与作品上，其它如东方国家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日本文学自古以来受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而日本作家与作品中中国文化因素的存在与生长情况究竟如何？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学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近年来，虽然有李俄宪等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进行考证，（李俄宪教授近年来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论文，如《中岛敦小说的创作流变与“左传”》（《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等。）但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日本近代学者的研究是不错的，可是现代以来的日本学者则不是太注重，或者是有意地进行回避。又如近代以来葡萄牙与中国交往密切，而该国的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化与文学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也似乎很少有人专门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前些年我到澳门考察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接触到一些文学方面的资料，近代以来从葡萄牙到澳门从事创作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一个诗人贾梅士先生写有大量的与中国有关的诗作，在他国的历史上相当于中国的屈原，曾经写过一首九千行的长诗，在回国途中不幸掉入河水中，被水冲走；后被人冒死救起，被传为文坛佳话。我曾经想就此写一篇论文，可是后来事情太多，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学者对此的研究，几乎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