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所存在的影响关系的研究。在法国学者看来，比较文学是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历史，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但要真正理清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关系，不是随意地看一些材料就可以做出定论的；真正科学的结论只能建立在对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做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基础上。一些比较文学学者认识到这种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于是花费功力撰写了《鲁迅与萧伯纳》、《郭沫若与雪莱》、《徐志摩与雪莱》、《袁可嘉与艾略特》论文，在此基础上还撰写出了《鲁迅与英国文学》、《巴金与英国文学》、《老舍与英国文学》等学术专著，并进一步撰写出了《中国文学在英国》、《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文学在德国》、《中国文学在日本》等文学流传学方面的学术专著。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正如乐黛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往往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如复旦大学的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古今中外文化坐标上》等。钱林森主编的10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进一步研究了阿拉伯、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参见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第11页。）但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虽然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但由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需要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底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有许多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是空白的，需要继续研究。
二是对中西文论进行平行式的个案研究。美国学者认为，在辽阔的历史时空中，民族与民族文学发生关系的历史是比较短的，而在更长的历史时空中相互之间是不存在影响关系的；但是，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并不是不存在任何其它关系，比如说可能存在种种美学价值关系，并且认为这正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之背后存在的一种共同诗学的根本。特别是文论与文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中西文论之间的关系，还是西方各国文论之间的关系与东方各国文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行沟通与对话；各国文论的性质就是对于文学存在规则与发展规律的讨论，因此，从文论的比较即诗学研究中，往往更能寻求到钱钟书先生所提出的“共同的文心与诗心”，并建立起具有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广泛适用性的“共同诗学”。因此，比较诗学研究在20世纪后期的英美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同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致力于从事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如曹顺庆先生早在1985年就出版了《中西比较诗学》，对中国与西方最为核心的一些文论术语与概念进行对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学问题；此外，许多论文还对各民族文论中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就进行了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讨论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的问题；钱钟书先生写了《通感》与《诗可以怨》的论文，探讨了中西诗歌艺术中的共同心理基础与艺术表达方式。为什么将中西文论的个案比较研究算作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呢？因为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更多的个案研究做支撑的话，比较诗学研究也许就会流于空话与大话；而具体的个案式的分析与比较则是比较诗学建立的最主要的方式。
三是对文学中存在的“他者”因素的研究。美国学者认为，文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其它学科对于文学的渗透，符合人类各民族文学发展到19世纪以后的实际；另一方面也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与其它学科各自的性质与特征。最近二十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虽然也有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内容，分别讲述了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科学技术等的关系，但这样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与其它学科的情形是并不相同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也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应当深入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中所存在的其它学科因素的层面上来进行讨论；只有在认真探讨了作家作品中所存在的其它学科因素的种种情形之后，再来讨论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我们的描述才能更加准确、更加科学。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学者讨论郭沫若诗歌中的科学精神、鲁迅小说中的科学方法、冰心诗歌与基督教等，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文学中存在其它学科因素的研究，费时费力，往往吃力不讨好，不太容易做；但只有从个案入手，以作品为文本进行分析与探讨，才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入和独到的层面。2006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主办了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与科学”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相信这样的讨论还会继续进行，只有分作家、文体与时段来讨论，才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参见王书婷、梁红霞：《20世纪中国文学与科学研讨会综述》，《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辑。）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往往是由其它学科的学者建立起来的，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太注重这样的研究，常常被理论的光环所吸引，长时间脱不开身来。如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有关学者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中的政治的研究、文学中的地理问题的研究等，其实这就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的选择，并在此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
当人们已经厌倦于那种大而化之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当人们不再相信中国的比较文学能够完全靠学科理论就能建立起来的时候，扎扎实实地对个案进行审美式的分析并进而探讨一些问题，的确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
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模式之关系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模式，是我对三十年多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进行总体考察与分析所得出的印象，也许只是对一个历史时段的种种研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不是我自己的一种理论提倡。在此我要特别说明，我实在无意于否定某一种模式，也无意于提倡某一种模式，而只是对历史现象的一种力求简练与准确的描述。
三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也不是不存在问题，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至今仍然时不时地受到其它学科学者的批评与指责，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自己有时也认为比较文学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倡了许多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至今没有能够完全地建立起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三种运行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只靠一个方面或者一种模式的运行往往是不能完满地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要并行不悖，要完整地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要完整地建立起中国比较文学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完整地建立起中国比较文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要有许多学者来共同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成功，需要三种模式的合力：从国外尽量多地、全面地借用已有的理论资源与学术建设的成果；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出发，尽量将具有本质性的、基础性的东西讨论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民族化的改造；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拿出具有理论性的、开创性的学术报告，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新的论述。而且，中国学派要超越以前国外的三个学派，就必须超越他们曾经作为学术研究根本的研究对象，最大限度地将东方文学包容进来，并在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互识、互证与互补中打通东西方文学的界限，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不论是从某一个单一层面还是从相互统一的层面来看，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某一个单一层面来说，“平行模式”不够全面，“上升模式”过于空泛，“下潜模式”力度欠缺。所谓“平行模式”不够全面，是说从国外翻译与介绍的比较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往往处于一种比较零星与片断的形态，像法国学派，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及其理论，有中文译本的也并不是太多；像美国学派，前后期的学者都很多，多数著作都还没有中文本，如克里斯蒂的涉及东方生活与亚洲遗产的比较文学著作，中文译本几乎没有见到。俄苏学派的著作，翻译的就更少。如果连外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过程与代表性的成果我们都没有全面地了解，那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就只有一只软弱的翅膀，要真正地起飞是很难的。所谓“下潜模式”力度欠缺，是说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的真正细致的个案研究与基础研究往往是不够的，中日、中法、中德、中英、中俄文学关系，虽然都有介绍性的著作，但涉及其中的个别深层探析却不够深入。像哥尔斯密当年创作的《世界公民》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少有专门论文进行分析。影响研究是如此，真正有力度的个案之间的平行研究，就更不用说了。文学作品中的其它学科因素的研究就更是欠缺，“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绘画”、“文学与音乐”的研究多一点，其它则相对很少；而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地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则更少。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文学批评层面的深入到个体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也就是我们要提倡加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下潜模式的原因。所谓“上升模式”过于空泛，是说一些学者只是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良好愿望出发，往往显出一种焦虑与急躁，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体系过于庞大，所表现出的气势过于宏大，所涉及的层面过于远大，因而往往时过境迁，从根本上来说显得苍白无力。中国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是有必要建立的，也是应当建立的；但是，任何理论的提出都要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即要建立在扎实的、充分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
基础不牢的大厦是不可能持久的，也是经不得风雨的。当然，有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某一种理论是以自己的个案研究为基石的，而有的学者完全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不可能不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可以从逻辑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许多真理也并不是一定要经过实证的；但其逻辑本身的展开，是以大量的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别人的个案研究当然也可以借用，但终不如自己的个案研究来得真实可信。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往往也缺少合理的认识，总是执其一端，而不能他顾，更没有全面、合理地进行把握与布局。首先，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每十年有一次全方位的比较文学研究报告，提供给有关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作参考；因此，你一个人发现了问题，只是写一篇论文提出来讨论一下，如此而已，不会有总体上的大的反响，更不会有国家意志的统一行动。其次，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没有自己的每五年或十年的研究规则，虽然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的，并且其中世界文学即外国文学方面的课题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比较文学研究其实是没有宏观规划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一般来说对于比较文学的“平行模式”不重视，认为那些译自国外的东西算不得真正的科研成果，因为它们没有原创性，因而不重视比较文学理论与著作的翻译与介绍，特别是不太重视比较文学的普及工作。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比较文学的普及刊物，只有上海师范大学创办的“文贝网”，在做一些比较文学的普及与宣传工作。其实，中国比较文学界比较注重的是“上升模式”：在每一次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都有许多人讨论学科理论问题，并且引起关注；专业学术期刊如《中国比较文学》所发表的论文，也是以宏观性的论文为多；国外的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也往往是不明就里地在与这些理论家之间进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对于第三种模式即“下潜模式”比较漠视，认为那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可以属于其它学科，如认为跨学科的个案研究，可以分属于宗教与哲学等学科；20世纪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可以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可以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如此等等。
其实，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第三种模式即“下潜模式”，并且只有当“下潜模式”得到了真正的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才可能真正地健全起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与专著一定要出现“比较”二字，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的就是学科理论，有的人甚至认为只有比较文学教材与理论专著，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像我们所提倡与从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则很少有人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新开拓；我所撰写的《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情结》、《易卜生诗歌写作的三种向度》等，（《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情结》：《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也很少有人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悲哀。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顶端”与“两大基石”。“一个顶端”，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既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目标之所在；“两大基石”，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要以外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资源为基石，同时也要以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与细致分析为基石。因此，我呼吁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特别重视两大基石，即重视“平行模式”与“下潜模式”，特别是“下潜模式”。绝大部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进行的，不是“上升模式”的研究，也不是“平行模式”的研究，而是“下潜模式”的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要以世界所有民族的文学为目标，目的是要寻求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文心与诗心”，进一步地认识到各民族文学的个性与风格之差异，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真正关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比较文学研究比作一个辽阔无边的大海，比较文学研究者则是大海上的水手，三类水手选取了三种运动模式，即在水面平行运动模式、在水上作飘升运动的模式和潜在水面之下进行探险与猎奇的模式，我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水手的运动方式及其内容其实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