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是由不同的层面构成的，原创性的理论观念当然重要，但在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过程中，没有借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如果说创新是金字塔，那么金字塔也是需要许多具体的砖与石作为其庞大基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要得到发展，只有几个人振臂高呼，是不可能大功告成的，它需要一支能够从事比较文学各个方向研究的队伍，更需要了解与支持比较文学研究的爱好者甚至普通的读者。对于国外比较文学及其相关理论知识的介绍，即使完全没有创新，也是可以发挥其普及比较文学理论与知识的作用的，这种层次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也是有贡献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的一点。
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上升模式”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上升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倾向，主要是指那些注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要求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者，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理论宏观研究，如“跨文化研究”、“跨文明研究”、“中西异质话语比较研究”等，由于其学术影响很大，的确体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研究模式。中国本来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当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了一百年，并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发现比较文学的确具有非常广阔的天地；但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学术史上，既缺少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观念，也缺少自己独立的、成体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因而要真正从事西方学者那样的比较文学研究，并取得巨大的成果，谈何容易；同时，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与影响，中国学者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时候，发现中国的传统文论话语往往失去了适用性；中国学者在从事中国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研究的时候，也发现西方文化话语本身与运用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深切地感到，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文学话语方式，包括与西方并不一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国学者简直不能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于是许多中国学者产生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强烈愿望。这正是中国学者要建构自己的理论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心理动因。事实也确是如此，中国学者只有建立自己的学派，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集体力量，才能有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国际声誉与国际地位。9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面对已经建立起国际声誉的国外三大比较文学学派，只有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者那样，勇于挑战现有的比较文学国际秩序，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才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设想，并进一步研究西方三大比较文学学派建立的过程与经验，提出了许多有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有的比较具有学理性，有的则流于一种学术空想，直到今天，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还处于摸索之中。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上升模式却已经形成，并引起了外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与兴趣。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上升模式”的形成，是有其现实与历史原因的。
其主要表现有这样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中国学派的建立与提倡。三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学与文化》等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言文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提倡学派最力的可能要算曹顺庆先生和刘介民先生，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强烈的使命感与民族自尊心；那种总想建立自成体系的比较文学理论的热情，那种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代表自居的自信力，那种勇于提出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主张的气度，的确是令人深为钦佩的。第二个层面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即中国式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主要体现在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和《比较文学学》、刘介民的《中国比较诗学》等著作中。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本身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只是建设的方式与途径存在争议：西方各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虽然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但也并不是没有学者的积极提倡与努力建设，理论研究本身就可以包括学科发展所存在与需要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学派，就必须研究自己的学科理论问题，并争取自己的学科理论不同于西方各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因此它是作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建立的具体方式与途径而存在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一些比较文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如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译介学、比较文学文化学、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主题学等，都有一系列的论著出版。这些研究是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某一个方面而存在的，从总体而言，世界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是来自法国和美国，有的已经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科，因此谢天振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孟华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的形象学、刘介民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的比较诗学研究，是有其原因与价值的。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上升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宏观化、理论化、体系化、空洞化。所谓“宏观化”，是指研究者往往采取一种开阔的视野，讨论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种、一种文化作为背景与生存形式文学之特征及其种种现象；同时，研究者往往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或者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讨论相关的问题；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也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把握的方法，而绝对不是一种微观的“元子论”层面的方法。这种宏观的研究，往往是描述性的、线条式的、照相式的，缺少对一个点的集中开掘那样的深度。所谓“理论化”，是指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以进行理论探讨的面目出现，基本上不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不太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原始把握，既不想考证、也不想对某些作家作品做出认真的欣赏，只注重于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以追求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对某些理论做出预测，虽然也会描述一种现象，但在对于现象进行分析的背后还是要提出某种大而化之的理论。因此，这种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限于一种理论问题，即观念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它当然不太注重对作家与作品本身的研究。所谓“体系化”，是指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总是热衷于建立一种理论体系，追求建立一种理论模式，建立的基础是参照西方的已经成功的经验，建立的途径是一种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建立的目标是指导比较文学的实践。当然，他们也许会牵涉到中外历史上的一些现象，也会有一些材料的引述，但那些材料与观点都不能得到确证。他们提出的理论往往非常重大，即注重自身体系的完备，既有理论的基础也有理论的观念与方法，既有哲学的背景也有文化的支撑，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性的漏洞。所谓“空洞化”，是指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去做历史的考证与探讨，也没有对文学作品进行美学分析，常常从理论的概括到理论的表述，从理论的抽象到抽象的理论，这样构建起来的理论往往没有实质性的创新，也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些年来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往往体现出这种倾向；中国自身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基本上如此。比较文学学者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从西方比较文学史上的学派建立得到启示，往往也就跟着要如此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于是使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形成了很大的气势，但却是一种比较空洞的理论形态。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上升模式”，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时代根源与历史背景。它来自外国的传统，同时也有着自我学科建设的本质要求。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运行模式，但也不能不认识到这种模式也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这就是：它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比较文学，让更多的以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加入到比较文学学科队伍中来，使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队伍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极大的扩充，这有利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至少，这种模式的选择能够让更多的学者以比较辩证的眼光来观察与探讨中外文学现象，以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因此，对这种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运行模式，我们要辩证地认识，不能用极端的言行予以简单地否定。
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同时还存在第三种模式，即“下潜模式”。
所谓“下潜模式”，是指一些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既不想从外国平行地移动一些理论与方法介绍给中国，也不想从事只有宏观视野的理论研究，他们一般不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中国学派的宏大意愿，他们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与外国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并与之进行文化抗衡的学术目标；他们往往只是从小处着眼，一个作品、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思潮地进行分析与研究，只有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考察的基础上，才敢于做一些重要的理论课题。这种选择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学者常常注重的，而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由于受到外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影响与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不像上述四个学科的学者有那样多的人来进行这种选择。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扎实的、基础性的研究，正是这些学者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才真正完整与独立地建立起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之所以有今天，与他们的选择及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是由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吴宓先生、范存忠先生、钱钟书先生等建立起来的，并在十多年的历史时间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范存忠先生在博士论文《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题材》中，不仅勾勒了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交往的历史，并且重点对英国作家珀西译的《好逑传》、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哈切特的《中国孤儿》等进行了个案研究，其学术见解非常独到与深刻。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作中，将中国古代与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与文论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找共同的文心与诗心为目标，为建立中西比较诗学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之后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到了80年代则有了极大的发展，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不仅有“平行模式”与“上升模式”，也有一些“下潜模式”的典型个案，如王锦厚先生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乐黛云先生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龙泉明先生的《中国新诗流变论》。（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的研究，相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来说，始终是不够充分、丰满与扎实的。
中国学者所进行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