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内容曾在《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发表。）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复兴与建设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以前相比都有长足的进展；中国学者提出的有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主张，也引起了世界其它国家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也许正是如此，有人才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与东方的印度、日本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形成第三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比较文学学派的可能性（参见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第170—175页。）。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的教材编写得到格外重视。据初步统计，1985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近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有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刘象愚、陈敦等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胡亚敏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大）、张铁夫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人民）、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论》等，这些教材的出版，基本上满足了各级各类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实践的需要，教材编写本身也有一个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取得进展，一批学者提出了自己具有独立性的学术思想。如中国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共同的文心与诗心说”、美国著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文化模子寻根理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提出的“新的人文精神说”、台湾两位著名学者提出的“阐发研究”、著名学者曹顺庆先生提出的“中西异质话语理论”等，都在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这些学术思想都是作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经过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认真地分析与研究，反复思考才提出来的，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富有启示性；三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东西方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如范存忠先生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林森先生的中法文学关系研究、陈建华先生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朱徽先生的中英诗歌关系研究、张弘先生的《中国文学在英国》、葛桂录先生的《中英文学关系史论稿》等，推动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正是在一大批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才取得了进展，使比较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公认的一门显学，没有人不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存在，没有人不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是真正的红红火火，令其它学科特别是相邻学科的学者受到震动。
但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确也存在许多问题，值得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无论是在中国文学界，还是在外国文学界，抑或是在一般的读书阶层，我们时时可以听到关于比较文学的种种议论，并有一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存在严重危机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宗旨有违学术真理的探寻，因为有的人为比较而比较，没有任何学术目标；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走入了误区，只注重自己的大而空的学科理论建设，而没有扎扎实实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作为基础，有的甚至说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死亡，国外的比较文学学科早就死亡，因此研究比较文学，从学术上来说没有前途。
如在2003年，美国的一个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学科之死》，宣布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死亡。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对上述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样的议论是无中生有，是意气用事，是不实之词，不用理睬。2006年《江汉论坛》发表了一组有关文章（包括曹顺庆《比较文学定义与可比性的反思与探索》、孙景尧《拷问：比较文学是什么？比较文学“研究”是什么？——对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新报告的质疑》、刘介民《危机说的“谬误”——兼斥比较文学的困惑、焦虑》、刘献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吴兴明《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和视角的考察》等五篇。），基本的观点是作者们都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十分活跃与繁荣，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根本不存在比较文学产生危机或已经消失的问题。世界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究竟死亡没有？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正如杨恒达先生所说：“其实，说比较文学生也好，死也好，充满希望也好，危机四伏也好，无论用哪种词汇来描述比较文学目前的状况，似乎人们总还有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需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加以重新考虑，现在需要赋予它一种新的内涵……”
（参见杨恒达：《一个学科的“死”与生》，《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第2页。）目前，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其实存在着这样三种运行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图景（这三种模式是笔者根据对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比较文学论文的考察而提出来的。中国要进行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反对的学者很少；但如何进行学科建设并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则存在较大争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则是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第一种是“平行模式”，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精力用于从外国特别是西方比较文学界与文学理论界引进相应的理论观念与学术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的学者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自己的选择，凡是西方最新的思想与学术热点的东西，都一并引进来在中国发表与出版。
像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东方主义等。可以这样说，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凡是在西方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基本上在中国都有译本，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从俄苏学派到叙事学派，都莫不如此。第二种是“上升模式”，由于受西方比较文学学派及其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要求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学派，提出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当然有的理论体系因为没有特别坚实的根基，在表面的热闹中也存在危机。我认为这种运行模式主要是一种理想主义性质的，同时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第三种是“下潜模式”，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认识到自己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但通过扎实的个案研究，却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像许多学者多年来进行的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对作家作品中存在的其它文化因素的研究、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学异同关系的研究、对中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对比研究等，其实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
三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的确存在以上三种运行模式，这种理论观念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可以得到具体言说的，也可以从理论上进行总结。
我们认为，以上三种运行模式各有千秋，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描绘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迹，并且共同推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想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进行简单地描述，也不是为了对三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有功人员进行论功行赏，而是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因为我们认为，从长远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真要发展到与国外学派平起平坐的程度，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学派，如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一样，还特别需要一种“下潜”运动，即要在第三种模式上加大力度，并长期坚持，以取得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广阔而坚实的历史文献与学理学派基础。
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平行模式”
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谓“平行模式”并不是指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平行研究”，甚至可以说与那种“平行研究”没有任何的关系。“平行模式”是指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所采用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将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翻译介绍进来，为我所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采取比较的立场与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学，可以说自古有之，至少从东汉印度佛经传进中国那个时代，中国学者的眼里就有了异国他乡的文学存在；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与观念无疑是从西方引进的，具体的时间，也许可以从林琴南译英、法等国的小说开始，因为他在从事西方小说翻译的时候，时时联想到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别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密切的关系，所以有的人认为他的翻译是典型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这个过程中，他并对西方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评论，有的是在小说之中，让后人认为他的小说翻译是一种译述；有的则是体现在其序与后记里，这是一种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方式的评点。后来，梁启超在大力提倡小说文体的过程中，也时不时地将中西小说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提出小说的四大功能之说，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认为小说可以“新一国之民”；王国维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于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与宋元戏曲作品的分析上，其实就是开了一种典型的后来被台湾学者称为“阐发研究”的先例。在“五四”时期，胡适、吴宓、陈受颐、范存忠、方重等先生，也往往从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出发，或者比较中西诗歌的异同，注重具体国家与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虽然他们当时还没有一种十分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但是，到了30年代，傅东华和戴望舒却将法国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和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翻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这两本著作后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启蒙读物，其功用在于它们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说，两本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专著的出版，表明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开始萌生了一种学科意识，有的学者想像西方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学科。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上半期并没有建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时代算起，特别是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并举办首届研讨班开始。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是80年代的事，并不是自中国的近代或20世纪20年代开始。所谓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平行模式”，也就是从30年代对法国比较文学理论的翻译与介绍开始。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平行模式”，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于国外比较文学理论及其相关著作的介绍，将国外的比较文学理论观念、名词术语、研究方法、学派特点等，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为我所用，并将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可分这样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是只对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进行翻译，不作任何改动，如上面我们提到的傅东华与戴望舒对法国理论家著作的翻译，80年代的几种国外的比较文学理论的译文选，都是如此；第二种层次是不用真正的一一对应的翻译，只是以自己的文字介绍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这是在翻译或者直接阅读原文基础上的一种概括，以自我表述的方式直接介绍给中国学界，这体现在一些以“概论”、“在西方”、“在中国”命名的一类著作与论文之中；这并不是完全照搬别人的原文，而是有自己的消化与体会，但思想与观点主要是别人的，相当于一种意译，与那种直接的翻译有所区别；第三种层次是其比较文学理论观点虽然是从西方引来的但又有自己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说中国目前的比较文学理论，北方高校比较文学群体的，主要来自美国；东方高校群体的，主要来自法国；南方高校群体的，主要来自俄苏。
这种说法，当然并不一定准确，但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胡说八道。比如关于什么是比较文学，以基亚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其定义偏向于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以雷马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其定义则偏向于比较文学是一种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以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苏学派，其定义则偏向于比较文学是一种历史比较文艺学研究。这三种关于比较文学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解。目前，从我们所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与出版的专著来看，中国学者还没有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比较文学定义；许多教材中的比较文学定义，都分别来自上述的三个不同文化的外国学派，有的只是有自己的一点综合而已。这种情况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平行模式”是存在的，那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等，与外国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是处于一种平行的形态；这种平行，不是一种相互没有任何关系的平行，而是一种中国对外国的直接平移，直接将其理论资源为我所用，用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之中，用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中。比如法国学派主张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关系史，中国学者就专门研究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与法国作家、中国文学思潮与俄国文学思潮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主张比较文学可以进行平行研究，中国学者就将没有任何影响关系的中外两部小说、两出戏剧、两首长诗进行比较；俄苏学者说比较文学是一种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研究，中国学者就出版《历史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
等著作，与之相呼应。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成果方面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平行模式”，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翻译，既能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研究对象，也能成为一个国家向外吸收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其它方式所不可代替的，因此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