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原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北京《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
——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邹建军（以下简称邹）：见到您很高兴！欢迎您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您的到来是我们的荣幸！乐黛云先生，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中国比较文学是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集中体现？那么中国比较文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乐黛云（以下简称乐）：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先生能够来到桂花飘香的桂子山上，自然感到特别高兴。我也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说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是因为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如果说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其它国家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于课堂里，是一种纯学术的“学院现象”，那么，20世纪伊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邹：我很认同您这样的观点，即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及世界其它国家比较文学是不一样的，是在自己的土壤里萌芽与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的比较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命运。我接着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您说中国的比较文学标志着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比较文学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为什么中国的比较文学而不是日本的或者印度的比较文学成为了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集中体现呢？
乐：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各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当代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特征，首先是有关不同文化体系中，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者，首先是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因而可以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化的发展。其次，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第三，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日本、波斯等国已有过深远的文化交往；近百年来，中国人更是对外国文化和外国语言勤奋学习，不断积累（包括派送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使得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包括语言文化修养）要远胜于外国人士（特别是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了解，这就使得中国比较文学有可能在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这一新的高度，置身于建构新的比较文学体系的前沿。第四，中国比较文学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对各国比较文学的派别和成果兼收并蓄。上世纪30年代初，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
和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都是在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中文的。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包括俄国、日本、印度、韩国、巴西）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分析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中国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如此热心。
最后，还应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文、史、哲不分家，琴棋书画、舞蹈、戏剧相通，为跨学科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各种可能。
邹：您刚才谈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且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历史与学科特点，体现了一个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独立品质与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大量地借鉴了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西方比较文学中具有国际影响的，就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影响研究的？
乐：我认为，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法国比较文学，开创了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在这方面，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历史，这不仅是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且是研究的必需。举例来说，中国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的杂糅中，古人很难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对全世界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邹：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比较认同，我想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也都比较认同这一研究领域。但有的中国学者对于“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有比较大的争议，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平行研究缺少科学性，而跨学科研究则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不知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乐：20世纪50年代后，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美国比较文学，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其实，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记”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以及《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为代表的多项平行式的研究实践，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研究之楷模。当然，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波折也有洄流，例如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对中国文学作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平行研究进一步的中国化，平行研究才有了更好的发展。
有人提出“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其实，这两者的结合与相互为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人认为只有当“跨学科”同时也是“跨文化”时，才能视为比较文学等等。杨周翰教授在《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序言中指出：“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是未来文学理论的另一个支柱。19世纪，“进化论”曾经全面刷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20世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学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也决不亚于“进化论”之于19世纪文学。如果说19世纪是机械学的世纪，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向人类展开一个过去人类连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学世纪。由世界六国科学家联手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定序，人类遗传密码将被破译，人类即可开始探究、分析生命的蓝图。这将深刻地改变现有的哲学、伦理学、法律等观念，并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于基因的排列和变异的研究，对于克隆技术关于生物甚至人的“复制”技术的实现，体外受精、“精子银行”对于传统家庭关系的冲击，以及人类在宇宙空间存在的心态所引起的种种道德伦理问题等等，这一切都对人文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这些问题无一不首先显示在文学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预先描写了科学脱离人文目标，异化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时人所面临的悲惨前景……这些都还有待于未来的专文论述。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必将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翻开全新的一页。在新世纪，文学理论和人文学科的其它一切领域一样，都将会经历难以想象的颠覆和重建。现在不少年轻人都在谈论文学理论的无用和即将消亡。我们之所以仍抱有一线希望，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理论，将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基础上，它将有益于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
邹：我认为您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你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很有前瞻性。
比较文学是在西方先发展起来的学科，那么中国学者是不是只能按照西方学者所开拓出的路子来做呢？既然您认为中国比较文学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那相比较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西方学者的基础上已经有哪些新的开拓呢？
乐：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开拓出了一些新的领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科理论的新探索。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结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对比较文学的观念有所推进。例如，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与互补观念；强调差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并通过文学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建立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交流的基本理论；探索东西方文学对话的话语机制与方法等等。
第二，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成果，是“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延伸，也是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个性的新领域。自1991年至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共800余万字相继出版，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对《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说文解字》、《中庸》、《山海经》等这些难解的上古经典，做出了极有创见的文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诠释。
第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不仅有着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而且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数和翻译作品的数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20世纪的最初十年，文学翻译作品占我国全部文学出版物的4/5。今天，各类翻译作品也占到了我国全部出版物的将近1/2。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和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自己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有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不仅借用外来语言而且发展本土语言。在此，译成中文的翻译作品应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文学史应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这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