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我们都知道，19世纪英格兰北部湖区产生了一个很有个性风格的诗歌流派，那就是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个诗人所构成的湖畔派。无独有偶，在20年代中国的杭州西湖，也有一个由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等人构成的湖畔派，这两个诗派都是因湖而得名，不过从其艺术品质而言，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湖畔诗人专心致志地做情诗，而英国的湖畔诗人却钟情于自然山水，并且在思想的广度、情感的深度以及艺术的精度方面有自己的独到创造。自然山水以及与此相关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性情与性格的形成，的确至关重要。长期居住在湖边的人可能会拥有一种水性、一种活性和一种灵性。柯勒律治的名气虽然比不上华兹华斯，却也有相当的独立性，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批评界的重视。在中国诗歌界和批评界，后浪漫主义的几位诗人的名声远远压过了前浪漫主义的几位诗人，一般的中国读者只知道雪莱和拜伦，而不知道柯勒律治、济慈甚至华兹华斯。（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中国新文学早期对英国诗歌的译介相关的，鲁迅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着重推荐的是拜伦、雪莱等后浪漫主义诗人，即他所谓的“恶魔诗人”；郭沫若早期最喜欢的也是雪莱等人的诗，并且亲自进行了翻译。）而这对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理想的前浪漫主义诗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也许是我们要在此重提柯勒律治的原因之一。
其实，柯勒律治在生前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就是在死后也没有得到安宁，这种命运有点类似英国唯美主义戏剧作家王尔德。王尔德因为闹同性恋而被判刑坐牢，并且因此而亡，这直接影响到批评界对其人格与作品的评价。柯勒律治也因自己的鸦片烟瘾而让世人对他颇有微词。笔者认为对柯勒律治的作品与理论，从前的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争议：一是其神秘而怪诞的诗歌作品之不可理解性，二是其自由、复杂而充满种种矛盾的文学思想，三是其对莎士比亚戏剧个性化的批评。其实，柯勒律治对于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恰好体现在这里：他那一系列怪诞且神秘的诗歌，特别是具有传奇性的三首长诗，体现了一代大诗人对于诗歌艺术体式、形式和表现方式的探索；其《文学传记》
（又名《文学生涯》）正是以一种自我心灵历程艺术记录的方式，体现了一代浪漫主义者的艺术与美学观念，它正是构成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基石的重要部分；往往其前言不对后语的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批评，体现了一代浪漫主义批评家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超越性理解。这三个方面也正是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骚塞主要的不同之处，也是他超越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的地方。
柯勒律治诗歌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它不仅是思想探索的成果，也是艺术探索的结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略这位天才，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其有吸食鸦片的习性而不喜欢其作品，一个作家作品品质的高低与其生活习惯没有必然的联系。从总体上讲，柯勒律治是一个出自独特的自然山水、出自自小开始的情感体验、出自浓厚的天才气质的诗人。这也是我们讨论其诗歌品质的基础。
笔者认为，其诗歌的艺术品质主要由超凡出奇的想象空间、神秘甚至神奇的心理意象、浓厚强烈的悲剧精神三个方面所构成。
一、超凡出奇的想象性空间
柯勒律治绝大多数作品都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描写，也不是对生活故事的叙述，更不是对深奥哲学或者历史命题的议论，如果我们以现实性或者世俗的眼光来审视柯勒律治，那么他的许多作品，不论是长诗还是短诗、是自传性的文论还是漫谈式的批评，都是很难理解的，或者说是很难取得接近于原文的理解的。
从本质上来说，其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不是出自一般的所谓幻想，而是出自一个真正诗人的艺术想象。从空间性的角度加以考察，其作品所展示与开创的是艺术的空间，而不是现实的空间；是心灵的空间，不是物理的空间。这种特性，正是体现了柯勒律治诗歌区别于其他诗人的重要品质。
长诗《老水手行》（本文所涉及到柯勒律治的诗歌作品，除原文外，主要是杨德豫译的《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表面上是讲述一个老水手在大海航行的人生经历，其实那只是一种叙述的框架，内质却是对于“罪”与“罚”之类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从其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这样的主题是相当突出而强烈的，虽然并不是整首诗都那么明白。诗中所经营的一系列意象是出人意料的，那从东到西而又从西到东在天上运行的“太阳”和“月亮”，那遥远南极奇异的绿色“风雪”与始终浓得解不开的“大雾”，那冰冷大海上的不断游动的群群“水蛇”，那水面之下上千尺深处的巨大无比的“水怪”，那古老木船上的“死中之生”和“死亡”两个女鬼的赌博，那老水手的死而复生和除他之外全体船员的倒地而亡，等等，表面上看好像也是一种历史故事的演绎，其实都是诗人站在海边的废墟上想象出来的。也就是说，也许诗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的老水手的人生故事，一切都是诗人为了表现自己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而杜撰出来的。
另一首长诗《忽必烈汗》，表面上看可能是中国元朝时期一个英雄人物的传奇，其实，在诗里既没有忽必烈汗的形象，也没有大草原上南征北战的故事，甚至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蒙古那样的大草原、大沙漠，其情其景反而有点像春夏之间的江南水乡或者秀丽的南方山川。据考证，作者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中国的北方原野，但他在诗中对自然景观却有相当细致而精到的描写，非常的真实可信。笔者认为，这里的描写具有浓厚的想象性质，完完全全只是艺术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或历史的世界。因而，诗中所写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的忽必烈汗，而只是一个英国诗人在阅读游记时由于吸鸦片烟后沉沉入睡而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想象。此诗中的想象虽然没有《老水手行》那样的新奇，也没有上天入地的人生历程，只是对一两处自然风光的展示，空间感不是那么强烈，却也是令人渴望、让人神往的。正由于其艺术空间的虚幻性，我们不能说柯的这些诗是什么史诗、叙事诗，而只能说是想象诗或情感诗。
如果说每一首诗都有它的空间感，那么柯勒律治诗歌的空间，则完完全全是一种想象的空间，是一种艺术化的、创造性的空间。他以自己独立于世的眼光、超凡的艺术想象力、卓越的精神品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不仅是众人心中没有、也是人人笔下所无的世界。柯勒律治的诗中总是充满一种运动感，其时空也总是移动的、变化的，像那个老水手的人生线索就串起了多种多样具有变动性的艺术时空，而那样的空间也是在人间难以见到的。这种空间的超凡性，首先就来自诗人天才的心理素质，而这是其诗区别于一般作品的深度根源。这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柯诗的根本原因。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点艺术联想力，没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就只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抹黑”。诗和天才是不可分开的，想象力是天才气质的表现形式之一，艺术空间的创造则是艺术作品之所以成立的首要前提。我想，天才的想象空间正是柯勒律治区别于其他诗人包括湖畔派的其他两位诗人的一种突出的艺术品质。
二、神秘甚至神奇的心理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