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早年主要是从事抒情诗的写作，几乎同时开始从事诗剧写作，后来才从事以《国民公敌》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的写作；在其创作的后期，许多剧都有浓厚的象征性，这也与早年的诗歌写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印象式的描述，并不是对易卜生一生文学创作的一种准确的、科学的论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他早年写作抒情诗，并不是说其所有的抒情诗都是其人生早期所作，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的写作，都贯穿了他人生的整个过程，从早期到晚期；就是后来在从事大量社会问题剧写作的同时，也在写诗，包括一些题词式的、记游式的、格言警句式的，只不过到了这个时期，不是以写诗为主，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诗歌写作。根据王忠祥教授的考证，易卜生最早的一首抒情诗《秋天》，是1849年问世的，也就是他21岁的时候；而他开始写诗，大概还早两年，即1847年，也就是在他19岁的时候。
根据现有的资料，收入《易卜生文集》第八卷中创作最晚的一首诗，是1872年创作的《北方的信号》，那时他已经44岁。
从其诗歌的主要内容来看，早年的易卜生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情感倾向非常鲜明的人物，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粹诗人，因此，在他的诗歌作品里，真正的个人私情如专门表达恋情与亲情，是极其少有的；相反，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所产生的一些重要人物、所确立的一些重要节日等却显得十分热心。易卜生在诗里常常关心时政局势、批评不义行为、讽刺黑暗现象，并且常常抒写了一种非常尖锐的情绪和表现出一种十分激烈的思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易卜生早年的抒情诗中也有私人性的情诗，也有童话与寓言色彩的诗，也有关于自己人生情感的诗，也有对于自我生命进行探索的长诗如《在高原》，但是，居其诗歌作品核心地位的，却不是像济慈诗歌作品中常常得到表达的那样的个人私情，也不是像华兹华斯作品中常常有对自然事物的鲜明观察，而总是时常在表现与抒写一种时代情感、社会情感、公众情感与政治情感。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认为很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它关涉到如何理解与评价易卜生的整个文学创作。对此，好像找不到现有的词汇进行概括，于是只好用“政治情结”来加以揭示。但“政治情结”又好像有一点用语过重，是不是说易卜生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诗人和剧作家？我们考虑良久，才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术语正好可以揭示易卜生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追求和主体特征。我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在已经被译成中文并收入《易卜生文集》第八卷的60多首诗中，至少有25首是以当时发生的政治性、时代性事件为题材甚至主题的。长诗《泰尔耶·维根》，短诗《致吾友，一位革命演说家》、《林肯被刺》、《人民的哀悼》、《颂五月十七》、《海鸥在呐喊》、《危难的兄弟》等，都是直接描写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的诗，所表现的都是时代性的主题。因此，这正好可以说明易卜生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诗人和剧作家，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恰好是在政治方面，即社会与时代功能、对于人民与读者的教育功能上，如果我们不将“政治”理解得过于狭小的话。
本文所提出的“政治情结”，是指作家诗人对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事物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并在其作品中成为主要的题材、重要的主题，并时常提出一些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独立的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性题材的选择、政治性主题的探索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作为其创作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倾向、比较普遍的特征而存在的。政治情结是作为一种内化的精神品质、特定的心理形态而在其作品中起着规约性的作用的。以此而论，我们认为易卜生的确存在这种政治情结，并直接影响到其诗歌与戏剧的写作，给其作品带来重大的价值和明显的损伤。
本文想回答的问题：一是易卜生诗歌是如何描写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二是其诗表现了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愿？三是“政治情结”为其诗带来了一些什么？四是其“政治情结”的源头在哪里？
一、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
易卜生诗歌中所涉及的政治人物与历史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林肯、挪威国王奥斯卡、剧作家海伯格等；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英国军队入侵挪威与丹麦、德国军队侵占北欧诸国、瑞典与挪威的联合与分离、挪威的民族解放运动等。
挪威剧作家海伯格的不幸遭遇，诗人从自己的诗人身分出发感到不平。在《致幸存者们》中，诗人这样说：“你们现在大声把他歌颂；——可他当初死在血泊中。
/他点然火炬照亮他的国土；/你们却把火印烙在他的额头。/他教会你们挥舞宝剑；/你们却用它刺入他的心田。”（《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2页。）诗人认为海伯格是一个时刻关心自己的国土、具有浓厚政治意识的作家，当时的读者公众对这样一位关心大众命运、关心民族前途的作家，却表现出不应有的冷漠，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诗人对自己国家的公众之愚昧无知发出了强烈的质问。这有点像鲁迅先生在20年代的一种心态，在一些小说如《阿Q正传》中，十分憎恨自己的国民不争气。诗人将海伯格的正义而光明的人生与公众对他的态度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让读者也为他而感到不平，而诗作感人的力量正从这种对比中体现出来。这种出于正义而代打抱不平的情绪，当然是一种政治情绪，因为诗人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英雄人物的关心，出于对自己所在民族的前途而发言的。这其实是一种“英雄政治”或“公众政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正由于他对于这种政治的关心，他才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良心而代表正义与国家发言。易卜生诗作中存在的种种讽刺、批判与嘲弄，皆由此而来。可见他的确是一个具有社会良心、公众正义感的诗人，不是一个小我型的萎靡的自我人物。
易卜生更关心除自己国家之外的整个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更强烈地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政治情绪。美国总统林肯被刺事件，在他看来就不得不有所反应，于是林肯成为其一首长诗的主题：“你们跨台了。欧罗巴的参议员，/这可就是法律和习俗，你说？/一桩强力游戏，一种两面手段，/世人早就见识过。/也就是说，乌鸦相互勾结，/以免受到其它鸟类伤害。/难道你们忘却，波兰人怎样毁灭？/还有英国舰队在丹麦的罪孽？/为什么到现在才着急起来？”（《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情感倾向是很值得回味的：
一方面他同情美国总统林肯的被害，对林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表达敬意；另一方面他更严厉地批评了欧洲议员们的荒唐，讽刺了他们所作所为的无耻与无道，揭露了他们身上的虚伪品质和见利忘义的性格。让人联系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对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发出了严厉质问，就是在今天我们听起来都有点惊心动魄，如果我们是那些议员，就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见诗人对于时政的一腔热情与对于英雄的满腔热血，都在这种种质问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关于海伯格的诗一样，诗人写作的动因都是出于人类的正义与人间的正气，这同样表现出诗人易卜生的正义感与具有社会良心的高贵品质。我们认为《林肯被刺》并不具有纪念性，而是一首充满批判意味、讽刺意味的正义之诗，其所揭示的那些欧洲议员们的心态与品质，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深思与警惕的。
这首写林肯的诗更不是一首悼亡诗，因为在其间我们并读不出多少悲伤的情绪，并不是说诗人对此不感到悲伤，只是表明他创作的重心不在于对悲伤情绪的表达，而在于借此表达对欧洲议会的批判态度与反感情绪；而在《人民的哀悼》
这首诗中，则表达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对那个对国家发展与民族独立有所建树的国王的真正悼念：“千百座钟把噩耗/向海湾和山岭鸣传。/两个民族一衣带水身着重孝/为自己的君王举行葬礼。/从隘室陋舍到熙攘广场，/仅怀有一个心愿，/从木屋到皇宫/民族哀哭，人民悲伤/簇拥着奥斯卡的石棺。”（《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在这里，诗人以宏阔的诗笔，描绘了举国上下哀悼奥斯卡国王的情景：两个民族即挪威民族与丹麦民族所有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悼念自己民族的英雄；悲痛的呼声在海湾与山岭间传播，这也许是有史以来人间最为隆重的葬礼，至少在诗人易卜生看来是如此。一般而言，这样的题材容易写成纪念性的，而易卜生表达的却是一种民族失主之情，他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来代表全体人民发言的，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私情，也不只是表达一种故土之情与故旧之情。因而我们说，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民族之情，民族之情其实也就是一种政治情结，只不过是政治的另一种倾向：民族政治。
易卜生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诗人，他关心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每每将其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并且满怀一种热情，从来不隐含自己的观点，这就让其诗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自己就曾经在《凯蒂琳》的第二版序（1875年）中说过：“我写了一些鼓舞马札尔人的响亮的诗歌，号召他们为了自由和人道坚持进行他们的‘反暴君们’的正义斗争。我写了相当数量的十四行诗，献给奥斯卡国王，其中有一首，据我的记忆，特别对他发出呼吁，请求他捐弃一切个人成见，站在他的部队的最前列，率领他们去协助石勒苏益格最边远地区的我们的兄弟。”（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页。）可见，诗人对于其诗歌创作的政治情结的认识是充分的和自觉的，这一语道出了其诗歌写作的动机与目的：不论是写给马札尔人的诗歌，还是写给奥斯卡国王的诗歌，都与“正义斗争”、“站在部队的最前列”这样的立场不可分离，可见诗人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题材与主题、创作指向与审美情趣认识得很清楚：为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社会而创作诗、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而创作诗，成为了诗人的自觉意识。正如王忠祥先生所说：“易卜生在1847年所写的诗歌大都是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幻想和个人感情的抒情诗，1848年的诗作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浪漫的激情中加强了民族解放意识和战斗精神。”（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页。）王先生明确指出，易卜生1847年的诗歌，浪漫的情绪与想象的意味比较浓一些，但第二年就有了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主要体现在“民族解放意识和战斗精神”。
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是不是只表明一种题材的选择呢？
他描写与叙述那些政治现象，对于诗人自己来说，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二、政治立场与政治意识
易卜生不是一个只注重题材的诗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思想与意志的诗人，一个自主性、主观性很强的诗人。他选择这些政治性很强的题材及其表现方式，说明了他自己所具有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他的政治意愿与政治意志。那么，易卜生的诗歌表现了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意识呢？从对其诗歌作品的分析来看，诗人主要是通过对政治人物的歌颂与批评、对政治事件的叙述与评论，表现自己关心公众的政治态度、关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政治立场，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一个大时代的诗人及其作品的社会价值。
其诗作中表现了什么样的政治意愿呢？
一是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他有一首短诗，非常集中地表达出了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我诗情的火焰能燃得多么漫长遥远，我祖国的边界线就多么漫长遥远”（《我的祖国》）。表面上是说自己的祖国地域辽阔，辽阔得没有边界线；实质上是说他热爱祖国的情绪是随着祖国的边界而游动的；只要是祖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一棵树木、每一片海域，他都热爱。由于挪威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即它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受到邻国的干涉，自己独立做主的时间不是很长，诗人对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与国家是深有感情的。五月十七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一个值得挪威人民隆重纪念的日子，于是诗人专门写了一首《颂五月十七》：“挪威同胞们，让你们的歌声嘹亮/回旋在高山，四面八方；/让自由的欢呼在明洁的夜晚/尽情地飘荡！/让快乐的颂歌汇成/一首大合唱，作为纪念品，/馈赠那些艰苦念战/解放这片土地的人们！”（《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97页。）表面上，诗人是歌颂那些为挪威的自由解放而战的人们，其实是对自己的民族与祖国之获得自由的一种欢呼。此诗真有一点像中国的《国歌》，很有气势，本身富有一种号召力与感染力。也许有人会说，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算不上是政治意识，那是一种常人都有的情感；其实，爱国之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怀情之一，祖国意识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意识。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的独立与完整，就是那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因此，我们说易卜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富于爱国情怀的人，因而也是一个富于政治热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