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北欧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易卜生作为北欧土著的后代，对于自己的民族属性与民族品格是比较敏感的。在《纪念祖先之歌》中，诗人这样写道：“在人民记忆的土地上/常常有阴雨的区域；/那里常见刻有古文的石板，/画着图腾的警句；/由此我们理解，/历史就活在传奇里，/处处可见一支军队的声音；/但没有和谐和与统一。”又说：“会看清正在消失的/是祖系的第一必需，/一旦精神的纽带/终于把人民联为一体；/一旦那远方的雷鸣/像和弦那样自由铿锵，/记忆的诗章将在北方/把喜讯传扬。”（《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页。）在此诗中，易卜生并没有明确地认为自己的民族如何伟大，也没有像有的人作为狂热的民族分子喊出动人的口号，但诗人对自己的“祖先”却怀有一种少有的崇敬之情。挪威作为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沿海的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瑞典、丹麦等国发生争执甚至战争，并且发生过长期从属于瑞典与丹麦的历史悲剧，于是这直接影响到易卜生诗歌的悲剧精神。诗人在一些诗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北欧人本来就是一个祖先，应当是一个统一的、平等的、共处共生的民族统一体。当然，这种民族历史悲剧线索的构成，多半是由外民族所挑起的，并不是出于挪威民族自己的意志。诗人在《信念的根基》中，塑造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母亲形象，也许可以作为挪威民族母亲的原型：“沙发上，台灯照映出一个光环，/灯下端坐一位年迈的妇人，坚贞稳健。/人们不断地和她交谈，尽力地给予安慰与奉劝。/不少女人呜咽着，深深感叹，/充满对老妇独子的挂念。/我至今仍能看见，她沉着的笑颜，/回答说：我并不为他有所不安！”（《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90页。）这首诗创作的历史背景是：由于受到外族的入侵，在杜柏尔城失陷于敌手的情况下，诗人和北方人民只得一起乘船，离开“亲爱的北方”。在船上，诗人见到一位失去了儿子的老妇人，而她的儿子是一个为民族独立而战的战士。诗人创作此诗，也许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感情；诗人描写这个老妇人的形象，也许是无意的，然而从易卜生一生的整个创作来说，挪威民族母亲原型形象的描写意义重大。当然，易卜生生长和生活于北欧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的时代，其民族热情与民族感情不可能不受到时代与环境的影响。其民族意识之所以在诗中总是不断地表现出来，从而体现出对于时政的关怀、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认为，民族意识正是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诗人这样歌唱奥斯卡国王：“安息吧，圣名，在上帝那里，/你的职责临近终结，你的功绩像夏日盛装排排陈列，/成为最端庄的纪念碑。/笼罩大地的悲恸/阴云，就会散去，/而奥斯卡为真理权力奋搏的战绩/将铭记在人民和世世代代/北方的记忆里。”（《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64—65页。）即使我们并不清楚这位奥斯卡国王在挪威历史上立下了如何的汗马功劳，但从诗人热情的歌颂中，也能真切地感觉到他在自己国家与民族中的崇高地位。我们称其为挪威民族的英雄，也许是适当的；而易卜生作为一个诗人的民族感情正得到了非常生动而丰满的表达，其关心自己时代的走向、关心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前景的诗人形象，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三是强烈的政治正义感。这从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其一，对于林肯总统被刺的态度。易卜生作为一个遥远国度的诗人，对于林肯事件完全可以不管；但当他一听到林肯总统被刺的消息时，他就满怀悲愤地写下了《林肯被刺》这首长诗：“在西方那边放了一枪，/惊醒了欧罗巴。/嗨，这一下把所有肩章和袖章/猛地撞成了一团乱麻！/你古老的欧罗巴有秩序有法律，/动不动对任何恶作剧加以惩罚；/虔信和公正的令名无可非议，/对一切恶有更诚实的忧虑，——/你怎么突然变得苍白！”（《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6页。）诗人的正义感不仅体现在对林肯总统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对欧洲议会茫然态度的批评上：一向以主持公道与遵守法律自称而闻名的欧洲议会，在林肯被刺以后，迟迟做不出任何反应，诗人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在这里，易卜生主要是借林肯事件表达自己的社会正义感，以及对于欧洲前途的关心。其二，诗人对挪威政府眼见外敌入侵自己的邻国时所表现出的见死不救态度的批评。当丹麦遭到外族侵略时，挪威政府居然见死不救，对此诗人在好几首诗里进行过嘲讽与批判，并对此进行反思。平时是兄弟，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却不敢站出来说话，更不用说一起反击侵略，那当然是令人深思的。在《危难的兄弟》中，诗人以丹麦战士的口气这样质问道：“沿着挪威的群山/来自丹麦海洋的每一声呼喊，/都可怕地向你问讯：/我的兄弟，你的哪里？/我在为北欧而血战；/我的国土已成为墓地；/我向着海峡沿岸眺望/却看不见你战舰的行迹。/我的兄弟，你在哪里？”
（《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115页。）在挪威的历史中，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挪威时不时地为丹麦所管，时不时地也为瑞典所管，并且在一段时期成为后者的属国等。而诗人易卜生却将北欧三国看成为一个整体，因而才有上述的呼吁。诗人认为，在这种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既然是兄弟，就应当伸出自己的双手，提供切实有力的帮助，为反抗敌人的占领做出努力，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都应当是在所不惜；但是，挪威政府却远远没有做到，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不能不为诗人的正义之情所感动，也不能不为那一声一声呼喊而痛心。从易卜生的诗作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一颗正义的心、一股正直的情，认识到易卜生作为一个时代的大诗人，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个拥有正义感的人类的良心。以此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没有自己的诗人，也就是没有社会的良知，那是非常悲哀的；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平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说话，没有人能够主持公道与正义，那这个社会与时代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易卜生的诗正能够让人看到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希望，看到整个欧洲的希望。
如果我们不过于狭隘地理解“政治”的含义，将其理解为是与社会、时代、民族、国家、公正、大众等相关的一个术语，那我们不得不认为易卜生的许多作品的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独立的政治意愿。并且他在表达这种政治立场与政治意愿的时候态度非常明显，非常坚定，没有一点犹疑，没有一点勉强。就是那些具有一定象征意味的诗也是如此。读了易卜生的诗，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对于其诗来说，也许能够带来一些优势，但在艺术表达与思想深度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易卜生的诗与其政治情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三、政治情结与易卜生的诗
从易卜生的诗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出一股政治情绪，它不只是表现在对时代性重大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关注上，也表现在表面上与政治事件好像没有关系的作品中，这在其诗作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真正具有私人性的，即完全只是表现易卜生自己个人情感的诗作，少之又少，即使是《在高原》这样的诗，表现诗人从小所养成的一种人在高处的孤独心态，也只是带有一点自传性而已。他的绝大多数诗作往往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民族、国家、人民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只是往往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表态而已。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情结之表现，还有以下几种变体：
有的时候，诗人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看法集中在对某些历史人物之评价上，或者诗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上。在《致幸存者们》中，诗人毫不客气地指责世人对一位杰出的诗人兼剧作家海伯格的不公：“他点燃火炬照亮他的国土；/你们却在火印烙在他的额头。/他教会你们挥舞宝剑；/你们却用它刺入他的心田。/他曾经同魔鬼作殊死战；/你们却在背后给他使绊儿。”（《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2—23页。）好人不一定能得到好报，也许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这种情况；对此有的人也许习以为常，而作为诗人的易卜生却看不惯而特别生气，有一点像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所表现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最后，诗人奉劝世人：“一定要珍惜他的战绩，/好让戴荆冠的战士安息。”（《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2—23页。）对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批判，也体现在另一首诗《在塞特港》：“汽车队在行进/驶过石柱碑，/家乡的事迹/带给我新的信息：/我创作的诗剧，/本为风流雅士赏玩，/在家乡却受到嘲弄/竟然嘘声不断。”如果说诗人在这里只是叙述一件比较平常的事，后面则是对此种风情的尖锐批评：“带毒的苍蝇刺叮；/赠予令人作呕的提醒。/感谢了，星辰，/多么腐朽的家乡风情！”（《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在诗的最后，诗人将自己比做“摩西”，说“梦中法老被淹，/而摩西获得生存”。这样的批评是其人生情感的真切体验，作为青年戏剧作家的易卜生对人生冷暖、世态炎凉，表达得是非常深刻、触及本质的，这正是与那个时代的特点与社会的风气连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易卜生的政治情结并不只是表现在政治事件上，也表现在对于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反映上。社会的构成形式是政治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政权是政治的核心，而与此相关的外延也许相当广泛，社会风气即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易卜生的诗中对社会风气的评价与感叹，也是其政治情结的核心层面之一。
有的时候，诗人将历史事件以一种象征的方式进行表达，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抽象化，也许我们看不出具体事件与人物的形与相，但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诗人一如既往的政治性情绪。《海鸥在呐喊》：“银灰的海鸟神态依然，/乘着海神的野马飞奔！/嘶鸣吧，尽情地呐喊，/尽管嗓声不很温存！/让你的声音撕裂吧！
/不要欢快的诗韵；/波浪把深处的暗礁拍打，/寒冷的天气正在逼近，/呐喊吧，这是你的使命！”（《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页。）诗人以一群“海鸥”的意象表现了对丹麦受到德国入侵时所产生的危急心情，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反抗入侵者的战士的歌唱；诗人要求丹麦兄弟们要像那一群“海鸥”一样，以饱满的战斗热情与坚强的意志奋勇反抗，对敌人进行坚决而勇猛的攻击。只不过这里的表达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是以一种意象的方式进行的。其实，意象的方式或象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诗的方式。我们再看一看诗人在1871年写作的《焚烧的船》：
“他把船首/转向了南方，/厌倦于北方诸神/航向更友好的海港。/雪国的信号/已向大海沉没；/在南方的阳光里/寄托着他的梦。/他焚烧了他的船；——/浓烟冲霄，/蔚蓝的天空架起/通向北方的桥。/从南方明亮的丛林/每夜每夜/一个骑士独自/驶向覆雪的茅舍。”（《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0—41页。）一个北方人，在无可奈何中告别自己的故土来到南方，然而又始终不能忘怀于北方，那样一种对于故土的难舍难分之情在诗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但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诗中以一个骑士的生命历程对北方与南方之情结加以写照，真切却又朦胧。虽然并不清楚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但我们能够清楚地感知他内心的波动、他的理想与志向。易卜生诗作中多次出现“南方”意象与“北方”意象，并且往往是以相对相生的方式进行呈现的，其中也许隐藏着某种深意；只是因为都是象征性的表现，其内涵往往不是太明确而已，但给我们留下的空间却是很大的。其实，不论是“海鸥”意象，还是“北方”与“南方”意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诗人所拥有的某种政治意识与政治情结的体现；诗人在这里所抒发的情绪，绝对不只是个人化的、私人性的意象，而多半是一种时代与社会的大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