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从来没有专门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声容笑貌，却在许多诗中以“上帝”的伟大和崇高来规范我们的言行，这也许体现了诗人的人生信仰，也体现诗人的创作指向，即他的诗歌写作对于自己的时代与社会是有益的，不仅是一种关注与表达，也是一种回馈与完善。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易卜生是一个与“上帝”同在的诗人，也表明了他是一个后来能够成为以社会问题剧创作为目标的剧作家。
在易卜生的诗作中，与“上帝”相联系的意象也是不少的，这给易卜生的诗歌带来了一种新的要素。
但每当夜色弥漫
掩盖了山丘，田野和树林——
我就害怕传说里
那些邪恶的精灵！
我一闭上眼睛
就梦见那些混账东西——
天知道，我的胆量
都跑到了哪里？（《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
“现在白昼的妖魔，/生活，忙绿的生活——/正在我冻僵的心胸/燃起了恐怖和惊愕。”（“羞明者”）这里的“邪恶的精灵”、“混账东西”、“妖魔”等意象，表明诗人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神秘的东西，而这些神秘之物，正是体现了他对于一些丑恶事物的憎恨，当然更多的是一种迷惑。再看“森林傍晚漫步”：“在那里，向着遥远的北方，/松柏耸立于昏暗，/美女精幽居深山，/（你或许称之为荒墟，）/但那里我拥有一片最亲爱的地方，/那里是我脚尖的指向，/是我的神圣之地”。（《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这里的“美女精”意象引人注目，不过它与“上帝”应当没有关系，只是诗人情感的一种寄托而已；也许是他所喜欢的少女居住在那里，因此说那是他“脚尖的指向”与“神圣之地”。这些意象有助于我们解读其诗歌的主题，虽然有时可能只是诗人在散步时的一种想象，但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正是这些关于神秘事物的想象，给其诗作带来了非常可贵的品质：传奇性与曲折性。易卜生的诗作里往往存在一些辩证的、复杂的因素，一些神秘的、神奇的因素，这让其诗的诗意更加曲折、诗艺表达更加复杂。如“音乐家们”：“哈！你可懂得那迷人的歌，/它很快诱惑了它的灵魂，/以致她在教堂和大厅里/一往情深地把你紧跟？/我从池塘里呼唤水妖；/为它的技巧我五体投地；/但待我掌握它的秘密，/她却躺在我兄弟怀里”。（《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8页。）一下是“水妖”，一下是“兄弟的怀里”，初读时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美好故事，其实只是对音乐效果的一种具象化的表达，与中国古诗所表现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是一样的性质，然而它给我们的印象却是一个故事的展开、一段形象的表演、一组意象的营构，并且还有诗人自己的个性与气质存活于其间，这就是易卜生诗歌的魅力。
我们说“上帝”及其相关意象是易卜生诗歌的主导意象，并不是就数量而言，而是从其对诗歌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构成而言。易卜生诗歌的意象是非常丰富的，像“高山”与“高原”的意象、“大海”与“峡湾”的意象，“村庄”与“女人”的意象，动物与植物的意象，也许在数量上还超过“上帝”意象，然而相对来说它们并不占有主导地位。正是从“上帝”及其相关意象的经营中，易卜生的诗歌体现了一种仁慈、宽厚、善良、温和的主导精神，而这正是西方基督教所倡导的一种最为主要的伦理取向。
易卜生有一首长诗“在高原”，其实正是表现了诗人从小开始形成的站在高处俯视人间万象的人生情怀，而这种情怀也正是一种宗教精神的体现。长诗中的主人公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与喜爱的姑娘，与朋友一道来到人迹罕至的高原之上，好多年都不下山，也与山下的亲人不通音信，远离了真正的人世生活。虽然他所在高原与山下他的母亲与那个姑娘并不遥远，他可以看到她母亲茅屋上的炊烟，并且看到他所喜欢的那个少女出嫁当了别人的新娘，虽然也是人生的痛苦，虽然也热爱自己的母亲，但他老是在高原上上上下下到处忙碌着。长诗所叙述的这个青年男子充满一种哲学式的思维，自信自己的人生选择与人生价值。那种在高处的心态其实就是诗人易卜生的心态，正如王忠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高原’一诗，也表达了诗人易卜生在高处的心态：‘我从高处看着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的本质，他们在上界将是什么情景。也许在山下站在人群当中，这件事不会理解’”。（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页。）诗中所表现的是那样一种要寻求另一个世界的意识，宗教不是就是要找到另一个世界吗？没有来世的哲学不是宗教，没有彼岸世界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易卜生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上高楼之顶观楼下人群之纷扰那种个人爱好中培植起来的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交接处，类似宗教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个人信仰。
三、重然诺、斥谎言是其诗歌的主导品格
如果说正义之情感体现了易卜生诗歌的“正”的一面，上帝及其相关意象体现了其“善”的一面，那么重然诺、斥谎言则表现了其“真”的一面。易卜生诗歌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于真理的相信和谎言的斥责。他认为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就是要说话算数，重然诺、负责任，不能老是欺骗别人，如果那样的话，定会有可悲的下场。易卜生在诗歌中对这种思想表达得相当真诚和真实。在“危难的兄弟”中，诗人愤怒地说道：“那是身披法衣的谎言，/犹大带毒液的亲吻，/那是在逊德海滩/欢呼的挪威子孙！/上次国王的巡行，/王子们曾如何洽谈？/噢，不过是再次玩弄一通，/古斯达夫王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宫/挥舞卡尔十二世的宝剑！”（《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诗人为在危难中的丹麦人得不到友国挪威的解救，而愤恨不已。他这样写道：“我的兄弟，你在哪里？/我在为北欧而战，/我的国土已成为墓地；/我向着海峡沿岸眺望，/却看不见你战舰的行迹。/我的兄弟，你在哪里？”
（《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诗中的语气好像是骂人一样，好像是与人对质一样，真可谓是“愤怒出诗人”。我认为这样的诗篇不是靠想象能写成的，而必须靠真情与真诚才能写成，它好像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叙述，正义的情感自在其中。易卜生认为一个人必须言行一致，不然就没有基本品格。在“致吾友，一位革命演说家”中说：
让我们再一次来盘根究底；
言与行必须合而为一。
你把世界淹齐了咽喉。
我却乐于用鱼雷袭击方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6—37页。）
这首诗以《圣经》中诺亚与方舟的故事为喻，要求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一切：
“让我们再一次来盘根究底；/言与行必须合而为一。”“言与行必须合而为一”，这就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易卜生的人生信条，也是其伦理价值观念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他认为“言”与“行”只有在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自从人类创世纪的时候开始，这就是最受人重视的一种基本品德；后来由于邪恶势力的影响，公认的社会公德总是受到损害。这不是他的少数诗表达的主题，而是许多诗中都表现出的一种主题。在一首寓言式的“野花和盆花中”，诗人说：“管它什么世故不世故！/我讨厌喋喋不休的假面人；/她可呼吸着田野的气息/和十六个夏天的清芬”。（《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在此诗中诗人表达了这样的想法：“盆花”与“野花”相比，“野花”更加真诚自然，没有那么多虚假的东西；而“盆花”虽然娇贵，则可能与大自然离得比较远了一点。相比之下，诗人更加喜欢自然朴实、生命力坚强的“野花”。其实，诗人对这两种花的描写，也就是对两种人格的写照。而在“恶作剧”中，诗人借鸟儿的话揭露了“姐妹花”的虚情假意：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认为你哭得多么悲伤，
其实你正在享受你的欢悦，
得意得左右摇晃。
他认为你的珍珠泪
是心弦颤痛的印记，
但那个糊涂虫却不理解
这个装满珍宝的奖杯。
晚间你的求婚者登门拜访，
把奖杯倒空沥干，
之后确定无疑
亲吻他艳丽无比的新娘！（《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87—88页。）
虽然名为“恶作剧”，而诗人借以表达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肃的，其指向是讽刺那个“你”：“你”的美丽与妖艳，“你”的虚情与假意，“你”对于糊涂虫“他”的欺骗。诗中的确存在着“他”的真诚与“你”的虚假的故事，故事的本质是两种人生观的对比，当然也有一个为人真诚与否的问题。如果说此处还是借抒情主人公和自然界的植物与动物的对话来加以表达的话，那么另一首诗就真正具有童话性质了。“天鹅”是以“你”与“我”相对而表达自己的讽刺情怀的一首短诗，像歌词一样精短的、寓言性质的句子，大大地扩展了其内涵：“到我们分手之前/你秋波一转，信誓旦旦，/不过在说谎和受难，——/歌声终于被我听见！/歌声轻扬，/你已走完你的路，你；——/在死亡中歌唱。你毕竟是只天鹅，你！”（《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0—31页。）抒情主人公“我”与“你”神气活现地出现在诗中，并且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进行，那种格言警句式的表达，那种艺术表演式的表达，用词用字都相当传神。这二者的关系好像是一种特殊的恋人式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情趣，而且是一种伦理与道德的意义。抒情主人公看清了“你”的本质，对于“你”的死亡是早有预料的，并且于其中表达了一种真诚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