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解读易卜生的诗歌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从伦理与道德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诗歌与其戏剧一样，具有非常丰厚的伦理内涵，只不过这种伦理思想略为偏向于政治与时事而已。我们知道，易卜生的戏剧具有非常丰厚的伦理道德意义，中外学者在论述其几部名剧及其戏剧总体创造的时候，对此往往都有很精到的意见。其诗歌创作时间大都是其人生的早期，从总体上说虽然不与戏剧创作同步，然而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却非常突出。其诗歌作品中既有浓厚的私人性因素或个人化色彩，也常常思考一些时代性主题，思考人类命运与国家前途，并且总是表现出诗人自己的正义与愤怒。
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伦理与道德的角度，初步探讨易卜生诗歌中的伦理与道德因素及其对于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一、主持正义、抨击邪恶是其诗歌的重要主题
主持正义、抨击邪恶是易卜生诗歌的重要主题。他自己在《凯蒂琳》一剧第二版的作者序（1875）中这样说过：“我写了一些鼓舞马札尔人的响亮的诗歌，号召他们为了自由和人道坚持进行他们的‘反暴君们’的正义斗争”。（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页。）易卜生戏剧与诗歌作品的特点和成就，与其人生态度和思想取向有着密切联系。
从其诗歌作品，我们可以读出易卜生的正义人格，综观其人生历程，可以说易卜生是个性独特，气质鲜明，一身正气，满袖清风。作为一个诗人，为了正义的事业，他往往以抒情的方式大声呐喊；为了民族的利益，他往往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进行嘲弄与讽刺。有的时候，连文学与诗歌的美学特性与艺术形式也顾不上，其诗歌中大量的政治与道德主题的出现，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来看看他对几件事情的反应。丹麦诗人和剧作家路德维希·海伯格本来是本民族戏剧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只因后来与皇家剧院不和甚至决裂，与后者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在晚年日渐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当代议论的抛弃，终于在凄凉的晚景中死去。易卜生对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慨，发而为诗“致幸存者们”：
你们现在大声把他歌颂；——
可他当初死在血泊中。
他点燃火炬照亮他的国土；
你们却把火印烙在他的额头。
他教会你们挥舞宝剑；
你们却用它刺入他的心田。
他曾经同魔鬼作殊死战；
你们却在背后给他使绊儿。
可他赢得辉煌成就，
你们竟无耻地据为己有。——
一定要珍惜他的战绩，
好让戴荆冠的战士安息！（《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2—23页。）
海伯格以其富于情感和思想的作品成为民族精神的灯火，并照亮了他的国土，而在一些小人的欺骗之下，他的人民却一点也不理解他，让他寂寞与消沉，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名声与待遇，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漠视与冷遇，于是诗人不平则鸣。此诗在对比性的结构里充满一种义正辞严的精神气度，“他”与“你们”正好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张力，并产生了一种古今相对的艺术时空，读后令人情绪激动。“你们”是指当时那些世故的人们，而“他”则指剧作家海伯格。易卜生看不惯那种忽视甚至无视英雄的社会习性，于是以一个真理拥有者的身份发言。易卜生真还有一种嫉恶如仇的品质，为了真理他要说真话，并不怕触犯众怒。
在中国现代，鲁迅先生也有这样的品质，像他在“示众”、“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中，都塑造出了多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先驱者形象。只不过鲁迅是用小说，而易卜生是用诗歌，文体不同，但精神相通。以个人情感为基础而说出真话，最终表现出自己的人格气质与道德品质，这也许是中外关注时代与社会的诗人、作家的共性存在。
当听到美国总统林肯被刺的消息时，易卜生更是悲从中来，怒气冲天，一气呵成长诗“林肯被刺”，既为时代伟人的受害而悲歌，也为欧洲当时的现实而惭愧：
红玫瑰在彼岸红光闪闪，
你们看到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
它曾经在欧罗巴土地上开绽，
而西方给它肥沃的土壤。
那灌木染红了阿美利加的沿海，
你们自己乐意将它移栽；
你们等待把玫瑰摘下来，
把那烈士血红的骑士绶带
亲手别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胸怀。（《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在这里，诗人以红色的“玫瑰”意象来象征发生在林肯总统身上的悲剧，并认为这种悲剧是由欧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土壤所造成的，以此说明发生在美洲的悲剧并不是与自己所在的欧洲无关。此诗所创造的具有辽远的视角、开阔的意象、强烈的色彩感的情境，构成了一幅悲壮的图景，诗人自己的悲悯、时代的气氛、大西洋两岸的骚动都在其中得到了整体性的表现。诗人还举起了“公理”与“法制”的旗帜，对欧洲议会在此事上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与嘲讽：“哪儿在刀尖上面飘荡着公理，/哪儿在绞颈架旁建起了法院，/哪儿就比唇枪舌剑的此地/更接近胜利起义的一天”（《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看来，诗人是将林肯被刺与当年法国的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公理”与“正义”是人民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林肯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既非故交，也非亲人，但易卜生在听到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就义愤填胸，并创作了正气浩然的诗篇，充分说明了易卜生早年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格修养与思想境界。
诗人对于群体的英雄事件则更是如此。易卜生往往将正义感转化为一种真诚的爱国情怀，于是爱国主义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不过，这种爱国主义总是体现在对他所处时代的种种大事件的描写之中。如“北方的信号”：
维也纳的外交官们争论不已。
北什列斯威格荒原上的士兵危在旦夕。
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战士，
能超越这些流血的壮男少女。
二十万人胸部中弹负伤；
二十万人痛苦地面对死亡。
他们躺在那里与死神顽抗，
他们度过了八年的黑夜漫长。（《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这首诗以电影画面切换的方式，鲜明而集中地表现了挪威在受到德国入侵时所发生的20万人痛苦地面对死亡时的悲壮情景。“二十万人胸部中弹负伤；二十万人痛苦地面对死亡。”这个悲壮的意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一方面是正义之师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却是国际社会的议而不绝，维也纳的外交官们的假慈悲与软弱无能：“维也纳的外交官们争论不已。北什列斯威格荒原上的士兵危在旦夕。”这种对比式的讽刺与揭露，的确是无情的，歌颂与暴露、悲悯与同情都集中体现在其中。可以说这是一首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颂歌，那些英雄们也许正要因为诗人易卜生的笔墨而名留青史。
与此相似的是“海鸥在呐喊”：
丹麦人，尽管你们感到失落，
权力变得软弱不堪，
但不要由此愠怒地斥责
挪威人应该由钢变铅。
正是你销声匿迹于
时间的轮回和它的进程，
正是你早早地为语言和利刃，
挖掘了墓坑，像严冬的海洋，
像你的前辈的剑锋。（《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在挪威屡遭外敌入侵的时候，作为友邦与邻国的丹麦往往见死不救。眼看国土的沦陷与人民的死亡，诗人心中的“正义之剑”便怒而拔出，寒光闪闪。他真是讨厌那种见死不救的恶习，正义的声音也就体现在那一群群呐喊的“海鸥”
身上了。这哪里是海鸥在呐喊，分明是诗人在呐喊，是一个正义的灵魂在呐喊，是人类的良知在呐喊。易卜生时代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不断发生；面对这种种时代性的重大事件，诗人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勇敢地代表真理发言，体现了诗人是“时代的良知”的诗学预言。
易卜生诗歌中充满了正义的声音，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朋友们的利益，而是为了真理与正义，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种正义的声音，这种批判、讥讽和呐喊，在其诗歌作品中，甚至在整个北欧文学史上，都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要说易卜生的伦理道德思想，首先要从其诗歌作品的主题思想来加以认识，因为其诗作是其思想与情感的最直接、最真实、最丰富、最深刻的表达。这种主持正义与抨击邪恶的主题，正是其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集中、最深刻的体现。
二、上帝及其相关意象是其诗歌的主导意象
易卜生诗歌一方面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怒，另一方面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也借助上帝的力量，并且时常与上帝进行直接对话。当然，我们也承认其诗中直接出现“上帝”意象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有的是直接的“上帝”的意象，而更多的是与“上帝”相关的意象。不论是基督教中的“上帝”还是伊斯兰教中的“主”，作为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根源之一，任何一个作家在表现它的时候，都不可能只是一种沿用，往往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伦理道德意识。因此，我们选择“上帝”及其相关意象在易卜生诗歌作品的存在形态，来解读其伦理道德思想形态及其精神内涵，应当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从“上帝”意象的精神实质及其在诗歌作品中所占据的地位而言，“上帝”及其相关意象也是其诗中的主导性意象，从此也许正可以看出作为诗人的易卜生，他的思想道德的核心与文学创作的哲学与文化根源。
当挪威国王奥斯卡去世的时候，易卜生写下“人民的哀悼”一诗：“他的骸骨在教堂安息，/他的精气飘升天际。/在圣乐队中无疑/会找到儿子和父亲。/像传奇里的英雄步入天宇/带着阵亡的官兵排列整齐，/这一队队见证人尾随/奥斯卡王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最终判决的上帝”。（《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64页。）诗中表现了诗人的一种想象，即自己的国王的“精气”正在飘升天际，他带着自己的随从正步入“天宇”，并走向仁慈而公正的“上帝”。这里的想象，并不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以基督信仰为基础的，这就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一种浓浓的宗教情怀。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只要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国王，就会引起别人的嫉恨与攻击。诗人在诗中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最终的判决就是正义的体现。此诗的构思还是以正义之情为基石，但与“上帝”相联系，体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易卜生伦理道德思想的另一个维度，这就是“善良”与“仁慈”。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易卜生在许多作品中提到“上帝”：“它伫立在山崖之上，/安稳地坐落于砖墙；/承蒙上帝恩典/我们建成了这座殿园！”“上帝把明媚的阳光/送到这所花园，/灵魂的种子思想的枝芽/郁郁葱葱生根发芽；/四野温柔的雨露沐浴，/生命之初的光焰；/思想需要吐故纳新，恰像鸟语需要春天”（“校园”）。（《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9—60页。）我认为这里的“上帝”，的确是表现了诗人的一种宗教信仰，即他认为在冥冥之中存在一种主导人类精神与意识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高高在上的，不是人的力量的一种异化，也不是人的力量的一种对象化，而是超越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是人自己所不能把握的一种彼岸世界。这里的“上帝”，实际上等同于人类的精神主导，也就是西方宗教教义上所讲的“上帝”；“它”，则是指刚刚建成的一座校园。而之所以建成这座校园，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然他为什么会将“阳光”送到这里来呢？这里的“阳光”，正是“上帝”的福音与笑容。
而在更多的时候，诗人则将“上帝”与“自然”等同：“我们在上帝的自然！
/像小溪涌流于碎石间，/继续行进毫不犹豫/为前方向我们敞开的世界。/我们似鸟儿般欢悦/把诗向天堂吟唱”（“漂游之歌”）。（《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3页。）“我要出去，要到上帝的自然中去，/在春光灿烂的欢娱里；/我低下我的胸，我要打破牢监，/我的双翼飞翔，面对挑战！”（“生命的春天”）（《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93页。）当然，这里的“上帝”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这里的“自然”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为上帝所有，“自然”也就是上帝的家园；二是“上帝”也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上帝”，“自然”当中有“上帝”，“上帝”就存在于“自然”之中，两者是二位一体的，具有同一性。一句话，“上帝”就是“自然”的造物主，“自然”也就是“上帝”的外在显现形态。因此，诗人要向“天堂”吟唱自己的心曲，而所谓的“天堂”其实就是上帝的所在。
从以上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易卜生是承认有“上帝”存在的：“主将用他慈悲的手掌/拨开你自由的心弦！/馈赠你终身的奋战/以恬静的天堂！”（“献给奥乐·威格墓的歌”）（《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69页。）这里的“主”和“天堂”与“上帝”，可以说是同义语，“天堂”也就是“上帝”的居所。这里是不是体现了西方两种主要宗教在易卜生诗里的一种融合，一会儿是“上帝”，一会儿是“主”，“主”与“上帝”好像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地位。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讨论的。在“海鸥在呐喊”中，诗人面对挪威的战士们这样说：“海上山上的乌云在膨胀，/骤雨狂风起自南方；/丹麦兄弟，这预示着/一个严酷的夜晚将降。/来自挪威的陆地与海岸，/一群海鸥在飞窜，/双翼携着警句；/正如我们的上帝所知晓，/坚实胜于优美”。（《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这里的“上帝”与宗教中的“上帝”之义，也应当是同义语。在面对死亡而无力逃避的时候，诗人自然借助“上帝”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并以“上帝”的意志来与严酷的现实相对抗。在现实生活中，挪威与国际社会既然都不能解决这种对立的问题，诗人相信上帝总还是公正的；因此，为了正义与上帝，我们绝不能后退半步。
易卜生也有直接表现宗教题材与人物的诗作，像“犹大”：“我们知道，在良心冬眠的停顿，/他径直走向救世主给了他一吻。/天堂与地狱之后双双获胜。/但什么会发生假若犹大不曾愿意？”（《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在这里，诗人以犹大为题表现了“上帝”的仁慈与宽厚，同时也表现了作为“上帝”传播者的犹大的自主性。诗所要表达的主体精神是一种良心与人性，在这里，“上帝”是那样的慈祥，一点都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