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诗人有时候以诗的形式探讨人生意义与人生哲学问题，这也是其诗歌内视向度的集中体现。长诗《在高原》写了一个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人，在外来猎人的引诱下，告别自己的母亲和未婚妻来到高原，过着一种飘泊不定、糊里糊涂的，却自以为有意义的生活。在山顶上看见自己家的房屋着了火，母亲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他却无动于衷；他看见自己的未婚妻做了别人的新娘，虽有动荡的心情，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最后，这个莫名其妙的青年只能落得一个“母死”、“妻走”的可悲下场。从长诗的主题与艺术结构上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浓厚的传奇性，长诗也不以故事本身的曲折多姿取胜，却实在引人入胜，成为易卜生诗歌中最为杰出的一首。这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此诗的内容与艺术表达都进入了精神探索的层面，对于人生的意义做了一种能够连接到哲学层面的探讨，当然是以诗的艺术方式展开的。那个从山下莫名其妙地来到高原上的青年人，究竟为何与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不告而别，对自己亲人的悲伤无动于衷，最终造成这样的让人无法接受的悲剧呢？这首诗究竟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呢？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那个青年人的所作所为，无法了解他的人生追求，那我们也就无从理解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用意。其实，此诗正是表现了易卜生从小就形成的一种“在高处”的心态，诗作所要表达的是自己所体验到的一种人生境界，更主要的是处于特定时段的人的一种精神求索的历程。在挪威民族的历史上，或者在诗人自己的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人生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从自我的感觉出发，以一种诗歌常有的非常模糊的方式来表达种种情感：长诗中的人物很模糊，故事情节也很简单，似乎没有清楚的线索，更没有多重曲折；诗人对那个青年人的态度不太明确，是赞赏还是批评，不清楚；诗人在长诗中只是表现了一种相当迷茫的心态、一种充满矛盾的情感、一种似懂非懂的人生理想。那个青年人为何要告别自己热爱的未婚妻，而来到高原之顶过一种自以为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何要告别自己年迈的老母，并且见到自己的老母为火烧死，自始至终也无动于衷，好像是别人的母亲，为何自己亲人的无比痛苦，总是抵不过那个像影子一样的所谓的“精神上的导师”；那个劝其来到高原，并一再地不让其动下山回家念头的人，究竟是何方妖魔；那个青年人最后究竟得到了什么，是个人的自由还是精神的超越，还是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寄托，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所有这些问题在诗中都没有答案。其实，此诗正是诗人所理解和向往的一种人生哲学境界，即超越于众生之上，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让内心的孤独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滋养，从而达成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知道，易卜生从小就喜欢向高处走，他总是朝楼上跑，而且总是让其母亲等人抱起他，以便在高楼上俯视大千世界，并以此为乐。其实，这既是一种个人兴趣，更是一种人生哲学。诗的最后这样说：“我受到了锻炼。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从现在起我走在高处。/我并非白白地从低地向这里攀登。/这里有自由和上帝。我一人得到了它们。/其他所有的人都在谷地踱步。”（《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卢永译。）这首写作于1859年至1860年的长诗，可以说是易卜生精心构制的杰作，其产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大有其深意在。诗人故意模糊了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而让一种精神形态的东西如云雾一样起落，并弥漫于全诗的始终。这正是展示抒情主人公精神历程本身的需要，也是诗人颇有深意的一种艺术设置。
第四，易卜生有的诗表现了一种像某种宗教教徒那样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历程，有一种高度纯化的内在精神对整首诗起着某种规约的作用。《泰尔耶·维根》
（《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43—160页，卢永译。）是易卜生最着力创作的一首长诗。研究易卜生诗歌创作的学者没有谁会忽略它，因为它不仅处于一种精神探讨的形态之中，而且诗的本身是以主人公泰尔耶·维根的人生成长与精神历练历程为主体内容的。泰尔耶·维根出生于挪威沿海的峡湾地区，由于自己喜欢自由、向往自由的个性，而做了一名优秀的远洋水手。当他在外飘泊多年，回到自己的故土时，他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那个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这时，他放弃了自己的水手生活，整天守护在妻子和小女身边，于是他感觉到人生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英丹战争终于爆发，英国战舰封锁了挪威海岸，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饥荒，许多人活活地饿死。维根不怕海上的风暴，他孤身出海到处寻找食物，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三袋粮食。当他高兴地驱使着小木船正要进入自己家乡海港的时候，远远地就被英国军舰发现；他们向他发出信号，要他停船接受检查；为了妻女能够活命，他拒不接受敌人的检查，驾着小船，试图逃走。可是英国小艇很快就赶上了他。经过了一番搏斗，小木船被击穿，他的三袋救命粮落到了海里；他勇敢地跳下海，打捞起那三袋粮食；可无情的舰长再次将其一家的活命粮打入海中，他还因此而被罚坐了五年大牢。当他从牢里出来回到自己故土的时候，妻女早已孤独地死去，于是，他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几乎陷入崩溃境地：他整天阴气沉沉地，过着一种没有生气、没有趣味的生活。一天，作为领港员的他发现远方有一艘小艇发出了求救信号，他迅速地来到了那首小艇上；正当他要引导其脱离险情时，却在对话中意外发现那个被他救的人，正是当年打沉三袋粮食的舰长及其美丽的妻儿，于是，维根内心产生激烈矛盾：他很想就此报仇雪恨；但看到他们三人的可怜相，特别是那个舰长在一瞬之间头发变白，他放弃了复仇，救了他们。上岸以后，舰长到维根家里表示深深的悔恨，维根的灵魂得到解脱，他终于恢复了生活的勇气与生命的生机。此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并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取胜，最为动人的还是那些心理描写与生活细节：维根细致照顾自己妻女时的情景，让人感到人间和平与宁静生活的可贵；维根面对复仇时机的心理波涛，让人惊心动魄。因此，此诗是心理诗篇，而不是叙事诗篇；是情感诗篇，而不是情节诗篇。最为重要的是此诗充满着一种宗教情怀，全诗所要表现的其实也就是主人公之一的维根由获罪到忏悔、再到得到拯救的人生历程；同时，那个舰长也有由获罪、到忏悔、再到获救的心灵历程。两个主人公都由此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由此此诗的宗教主题也就得到生动而深刻地表达，并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此诗表面上是一首叙事长诗，其实是一首抒情长诗，故事情节只是抒情的一个影子，它本身也是情与思的一种外在形态。也就是说，这首诗是诗人观照与逼视自己内心世界的结果，是自我人生体验的一种凝聚，并不只是对听来的某个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一种复述与编撰，因此它是内视型的，而不是外观型的。
易卜生诗歌写作的内视向度是其诗歌向内探究的一种结果，与其诗歌写作的外观向度相比较，所标示的是一种相反的方向，即对于人的内在心理与灵魂的开掘，更加符合诗歌的文体特点与艺术表达方式。外观的向度也许更倾向于散文形式，描写、叙述与议论无拘无束，可以自由挥洒、风起云涌；内视的向度则让诗更加凝聚、更加精致、更加富于意味，是其诗歌写作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易卜生诗歌写作的象征向度
所谓易卜生诗歌写作的象征向度，是指其一些诗作具有不可多得的象征品格，正是这种象征品格使其诗歌写作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从根本上成就了他的诗歌艺术，而且对其象征性诗剧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并不是说易卜生所有的诗作都具有象征性，而是说其有比较少的一部分诗作体现出了一种象征精神，在总体上体现出了一种艺术向度。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其诗作的外观向度的选择之所以是不明智的，甚至从艺术表达来说是失败的，就在于它在内容表达上没有能够进入到精神的层面，在艺术传达上也没有能够以比较客观化的象征方式来进行。象征是中外诗人都注重经营的一种艺术方式，也是中外优秀诗歌所具有的一种特殊品质。诗歌艺术的本质在于诗味，而诗味就在曲折与复调中产生出来；如果正面直述，一览无余，清澈见底，则哪里还有诗味呢？
象征相当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人往往选取一个具体的物象与情节呈现出来，而所要表达的却是另有深意，即能够构成一种“能指”与“所指”的结构关系。易卜生也许并不清楚这样的诗歌艺术之理论，却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出了象征性的艺术方式，表现为一种象征性的向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来看两首诗：《绒鸭》：“蓝灰色狭湾锯断了海岸，/绒鸭在这儿忙把家安。
/它从胸口撕下绒毛一团团，/在岩石里把家安得舒适又温暖。/狭湾渔夫没有一点儿同情心，/他把鸭窝抢得一根绒毛也不剩。/可绒鸭充满无畏的生活乐趣，/它重新来撕自己的胸脯。/一次又一次地被劫掠，/它在隐蔽的洞口重新来做窝。
/但当命运给予它第三次打击，/它便带着流血的胸脯飞起——/飞离寒冷的、不好客的国境，/向南，向南，南飞到阳光普照的海滨。”（《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绿原译。）诗人在这里写了一个“鸟”与“渔夫”的故事：不知那个“渔夫”是不是无鱼可捕，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鸟”的生存之地，这种无情的行为给“绒鸭”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诗在表面上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其实却蕴藏着很强的主观性，这就需要我们从象征的角度进行解读。
如果只是讲一个故事，那只能是一篇悲伤的童话，易卜生显然没有这样的考虑：
“渔夫”是人世间那种对弱小生物毫无同情心的人，他不将“鸟”看作自己的同类，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绒鸭”的温暖的家无情地撕毁；他难道不知道“绒鸭”是那样热爱自己的生活，它是用自己胸口的绒毛，才建构起这个温暖的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