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已在《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发表。写作得到王忠祥教授与聂珍钊教授的帮助与指点，特致谢忱。）
收入《易卜生文集》第八卷（《易卜生文集》由王忠祥先生编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全书共八卷，第八卷收入易卜生先生的诗作60多首，及文论多篇。）的60多首诗歌，是易卜生诗歌作品中的精品，能够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我们知道，易卜生的文学写作是以诗歌写作起步的，早年的易卜生也是以诗闻名的，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位戏剧作家；当然，他在从事诗歌写作的时候，也开始从事诗剧的写作，即以诗的形式来写戏剧。但诗剧毕竟不是诗，它只是易卜生由诗歌写作向戏剧写作的一种过渡，这样说也并不是要否定易卜生的诗剧独立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只不过我并不想以其诗剧为探讨对象，而只是想将其诗歌写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
将易卜生的诗歌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存在这样三种向度，并且每一种向度都代表易卜生各不相同的诗歌选择，每一种写作向度都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三种向度是：以《林肯被刺》、《人民的哀悼》、《危难的兄弟》、《北方的信号》等为代表的外观向度；以《在高原》、《泰尔耶·维根》、《致幸存者们》、《一朵玫瑰》等为代表的内视向度；以《绒鸭》、《鸟与捕鸟人》、《在画廊里》、《错综复杂》、《焚烧的船》等为代表的象征向度。所谓“向度”，本来是一个现代地理学分析的术语，在此借用来进行诗歌批评；在这里，“向度”是指易卜生诗歌写作中由于自我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思想与艺术选择，在作品里存在着某种倾向，这种倾向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体现出诗人易卜生在不同的时期或时段其创作心理的流动性和艺术经营的不平衡性。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说明的。
以下试分别加以论述。
一、易卜生诗歌写作的外观向度
易卜生的诗歌具有一种政治倾向，并且是外观的、外化的，即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政治事件是描写与叙述的，所表明的政治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所传达的政治态度是旗帜鲜明的，所表达的情感倾向是外在形态的。易卜生有许多诗作是典型的政治抒情诗，表明了自己对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与立场，抒写了自己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国际主义精神，诗人往往一腔正气、嫉恶如仇，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正义之呐喊、民族精神之燃烧。如在《危难的兄弟》中，诗人对兄弟国家丹麦的狄拉草原遭德意志粗暴入侵，而自己的国家却胆小地退缩、不伸出援助之手而感到愤怒和难堪；在《林肯被刺》中，诗人面对美国总统林肯无端地被害而可惜，同时也谴责欧洲议会那种表面公正掩盖下的可恶的品质，诗人善于嘲弄与讽刺的艺术才能在这里得到生动的体现；《北方的信号》、《海鸥在呐喊》等诗也有对自我民族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来自西方与北方的双重压迫的思考，对民族自强与发展的强烈愿望。我们高度肯定这些诗作的思想价值，正如我们已经在《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情结》（参见拙作《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情结》，《易卜生诗歌研究》，香港：雅园出版公司，2006年。）中所论述的那样。但我们如果从艺术表达方式的角度而言，也不得不指出易卜生这一类诗作所存在的问题，即不是那么接近诗歌艺术本质的一种外观向度。
所谓“外观向度”，是指易卜生诗歌中存在的从外在形态与事件发生过程的本身进行关注的一些诗歌写作选择，不仅诗人自己置身其外，也没有发掘出关照对象的内在心理与深厚情感。其实我并不是想以此言说其诗歌写作在时间的意义上存在这样一种走向，而只是在空间的意义上存在这样一种艺术倾向；正是由于这种艺术倾向的影响，易卜生的一些诗作情感不够内在、内涵不够深厚、力量不够强大，有的诗作往往流于对政治事件的一种描述，有的诗作则纯粹成为政治性的标语口号的一种罗列，有的诗作往往只是对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一种评说，而有的诗作则只是诗人自己时代情绪的一种宣泄。易卜生先生外观向度型的诗作，表明诗人所表达的情感与思想往往是比较浅层次的，因为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层面，也没有真正将自己的整个心灵与表现对象产生共鸣甚至共震，虽然在许多时候抒写的是有关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一种感情，也往往是一种时代性的、政治性的、民族性的大意象，但其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往往只是诗人当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与情感并没经过诗人自己的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其个性不够鲜明、气质不够浓深、艺术不够深湛。我们肯定其《林肯被刺》的意义，主要是就其所表达的政治情怀、正义感觉，特别是对当时的政治集团——“欧洲议会”的大胆批判而言的表现作者的诗人意气与尖锐眼光；从诗歌艺术的角度而言，许多诗行只是对一些景物的描写和一些事件的叙述而已，很少出现真正个性化的、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诗歌意象，更不用说整体上的诗歌意象系列；我们肯定《人民的哀悼》的意义，主要是就其所表现的对奥斯卡国王的浓厚的悼念之情，一个诗人对于一个民族卓越领袖的亲情是能够代民众发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就其艺术表现而言，特点却是不够鲜明与独立，它往往只是对一些悼念场景的一种描述与对自己的国王的一种赞扬，所表达的是人人心中都能够想到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之类意义的话语；诗作中也缺少对具体生活细节的发掘，更没有对自己所在国的国王的真理性认识，即批判性眼光不够。
当然，易卜生外观向度的诗作中也有一些佳作：在《北方的信号》里出现的“二十万人胸部中弹负伤；二十万人痛苦地面对死亡”这样的整体情景与意象，的确让人惊异；在《信念的根基》中，由于着力塑造了一个“民族母亲”的意象，让诗的抒情与叙述显得比较厚实，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易卜生所有外观向度的诗，思想内涵不是太深厚，政治见解不是太独到（所表现往往是一种大众见解，没有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般民众的思想深度与高度），艺术表达不是太具个性化。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他对政治事件的关心与政治问题的热情。正如杰尔查文在分析其诗剧《培尔·金特》时所指出的，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美国有国内战争、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瑞典的大国倾向、丹麦与普鲁士的战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反映。并说：“在这方面，‘培尔·金特’是与作者的‘林肯遇害’（1865）、‘在赛得港附近’（1869）和‘随气球寄给一位瑞典女士的信’（1870）这些短诗相呼应的。”（杰尔查文：《易卜生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2页。）政治性内容是非常丰富，但并不一定就非常独到与深刻。当然，易卜生关注当时发生的一些时代性的重大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让其诗作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但时代特征与写作题材本身并不能构成自己的诗歌作品本体与诗歌艺术本体。
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易卜生的诗歌作品中有一些应景之作，比一些政治性的诗作更处于一种外观形态，即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根本没进入到个体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层面，更没有进入到对人类精神进行探索的层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作品，如《纪念册题词》、《为一位作曲家题词留念》、《校园》（为落成典礼而作）、《题赠》等诗，不做具体的分析。让我们来看一看《颂五月十七》中的一节：“挪威同胞们，让你们的歌声嘹亮/回旋在高山，四面八方；/让自由的欢呼在明洁的夜晚/尽情地飘荡！/让快乐的颂歌汇成/一首大合唱，作为纪念品，/馈赠那些艰苦作战/解放这片土地的人们！”（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97页。）五月十七日是挪威的解放日，当然是一个值得歌唱的日子，然而易卜生在此诗中所写出的多数都是像口号与标语一样的句子，可以说是直抒胸意，并且一览无余，真正值得我们回味与深思的诗行的确很少。读这样的诗让我们想到我国“文革”时期的一些政治性诗作，即那种一般性的政治抒情诗。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外观向度的作品，由于思想深度、情感热度与人生体验的力度都无从说起，我想其艺术生命力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我们在此只是指出这样一种现象，并没有故意贬低其诗作的意思；因为我们认识到易卜生也许并没有将全部的诗作都收入文集的想法，我们也许不能将其所有的具有诗的形式的作品都当作诗歌作品来看待。造成这种写作向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作为一个知名的作家，他当时对于某一些政治性、时代性的重大事件，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也许作为一个著名的戏剧作家，他不得不为别人题词纪念；也许他自己本来就只是以诗来表明自己的观感与情感，并不是当作剧作那样的艺术形式来要求自己的。
易卜生的诗歌写作同时还存在另外两种向度，即“内视向度”与“象征向度”，正是由于这两种向度的存在，才让易卜生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并导引他成为世界一流的戏剧作家。
二、易卜生诗歌写作的内视向度
如果易卜生的诗歌写作只存在外观向度，那他的诗歌艺术也许真的乏善可陈，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再对其诗歌作品进行讨论；易卜生的确是有诗歌才能的，这表现在其另外的两种向度，即“内视向度”和“象征向度”。在此，我们先讨论其诗歌写作的“内视向度”。
所谓“内视向度”，是指易卜生的诗歌在存在外观向度的同时，其一些诗作也是诗人自己内在情绪的独到表达，其诗作所抒写的内容是一种处于情感与精神状态的东西，并不只是诗人对生活现象与社会事物的表面观察与平淡感觉，也不只是一种对某种现实与历史事件的平板议论，而是往往富有诗人自己的、具有高度个性的深入思考，同时也选择了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内视点特性，要求自己往往不能只是对事件的一种展开、对景物的一种描写和对事物的一种议论，而应当集中表现诗人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是自我人生体验的一种浓缩，诗作的情感与主题是一种处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一种光闪闪的晶体，绝对不能只是对一个故事的叙述、一个场景的描述和一种大众观点的转述。以此而论，易卜生的确还有一些诗作已经处于非常到位的精神表达的层面，如对诗人自省情怀的一种抒写、对人间恶劣品质的一种批判、对人生理想的一种探索、对人类精神历程的一种象征。这既是其诗作所存在的一种向度，当然也是诗人自己的思想与艺术探索的一种向度。
首先，易卜生的一些诗具有非常浓厚的反省精神与忏悔意识。有的时候通过对自我行为的反思，请求他者的原谅，以求自我灵魂的解脱。《一朵玫瑰》：“原谅我，小玫瑰！原谅我吧！/我折断了你的枝茎，终结了你/在小兄妹群的生命！
/但莫悲哀，——你知道我送你入睡梦/为的是苏醒，像人类的重新苏醒，/——在天堂！/为了我可怜的幼小花朵不失望，/我乞求您不要鄙弃它！”（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76页。）也许是诗人无意之中折断了一朵玫瑰的枝茎，也许是因为诗人一时的冲动损害了自然界的某一生命，于是诗人感到悔恨发而为诗。有的人也许对此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愧疚，也许有的人根本就无法认识到这种行为之过错，然而抒情主人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那朵小小的玫瑰花原谅自己的过错，一个具有善良心的人那种深刻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形态，跃然纸上。其实无论如何，损害了别人的生命当然是不可原谅的；如果是无意的过失，还情有可原；如果是有意要让别人进行所谓的“重新苏醒”，那就非常可笑了，那你自己为何不先死去，再“重新苏醒”呢？不过，抒情主人公能够请求别人的原谅，并且专门请求“您”不要因此而鄙弃“它”，可见抒情主人公是真正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重大过失，真正地在悔过了。诗中所表达的这种自我反省精神，其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情怀的表达，具有一种高度诗化同时也高度宗教化的特征；因为诗所表达的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朵玫瑰被折的一件事情，更不是对这件事情的正面议论，因而就让此诗的内涵与表达都进入到了一种精神与艺术的层面。
其次，易卜生的一些诗是对恶劣品质的一种嘲讽与批判。易卜生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尖锐的批判眼光与嘲讽的锋芒，表明他对于社会现实与人类历史往往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成为其后期社会问题剧的基本素质。当然，有的时候他的批判也流于一种外在的形态，有的时候却能够深入人的灵魂，这样的批判就进入到精神层面了。《致幸存者们》：“你们现在大声把他歌颂；——/可他当初死在血泊中。/他点燃火炬照亮他的国土；/你们却把火印烙在他的额头。/他教会你们挥舞宝剑；/你们却用它刺入他的心田。”（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2—23页。）此诗的重要性在于其所表现的对象是当时上演的一出挪威民族英雄海伯格受到迫害而悲惨死去的悲剧，其实这并不只是剧作家海伯格的悲剧，而是挪威那些过于世俗的人们的悲剧；悲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一些挪威人心中没有文化传统的地位，没有自己民族作家与作品的地位，也就是说那些人也许没有任何的精神生活。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民族的英雄的价值与意义，并且还在有意与无意之中进行打击，那就表明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出了问题。诗人无情地批判那些人的倒行逆施：他们将无情的“火”烙上民族英雄的额头，可那“火”却是英雄所点燃的能够照亮其国土的精神之火；他们用“剑”无情地刺入英雄的心田，可那“剑”正是英雄用以为民族利益征战的武器。诗人在此无情地批判的不是那些人的外在行为，而主要是他们的精神与心灵，说他们在背后“使绊儿”，“无耻地据为己有”，而现在又大声地将他们“歌颂”，这样的言行不知从何说起？正是由于这些人没有或者缺少忏悔精神，所以才有这些荒唐的举动。易卜生在诗中以精神揭示与批判为目标，以挑剔某些人的人性的丑恶为重点，强调一个民族的重建精神的重要性，从而使他的一些诗拥有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