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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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毕竟东流去……(5)

最初提起读书问题的,是徐君虎先生。我们认识不久,他就渐渐地皱起了眉头,对我和万水生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满和忧虑:“小鬼,莫疯玩,要去读书哇。”我和万水生的答复几乎一样:“家里没有钱,缴不起学费。”日子过得风快,到了1939年春上,有一日,徐君虎先生又旧话重提,我说:“迟了,人家省立赣州中学新生招考早已考过了。”徐先生当下不曾接应,只是沉吟不语,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当天下午,他却派人径直来到我家(万水生住得远些),递给我一封毛笔书写的介绍信,用的是竖框套红的专署公用信封,收件人是省赣中校长周蔚生先生,落款处有“蒋经国”三个大字的签名,内容是希望周校长破格允许我们两个入学试读。来人说,徐秘书吩咐,叫你快和万水生一起去送这封信,一定要找到周校长,面呈。徐君虎先生办事之极端认真细致,礼貌周到,于此亦可见一斑。

徐君虎先生的字,我能辨认;这封信,可以肯定不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蒋经国先生的笔迹呢?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不曾见过。蒋先生的字,有什么特点吗?我毫无所知,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封信,事先必定与之商量过,是得到了他本人的点头批准的。

不妨说,是蒋经国的大名,开辟了我和万水生两个失学儿童步入中学校园的通途。他的这封信,正是不数日后,那张高高地贴在校门口大墙上的红榜的来由:“计开,春季班初中部一年级录取……若干名,备取二名:刘仁勇、万水生。”

我欢天喜地蹦着回家,将这一喜讯报告了父母亲,合家为之感恩不尽。

几曾料想,不等正式开学,日本强盗的飞机轰炸赣州,竟首先把省立赣州中学整齐美观的红砖洋房,当做了战略目标加以袭击,几幢教学楼和实验楼被夷为平地。还有一枚黑乎乎的重磅炸弹,斜插在操场的沙坑内,阴险地缄默着,不知打算何时吃人。学校仓皇迁往靠近信丰的王母渡一带乡下;为什么要说“一带”呢?这是因为王母渡镇上没有那么多房子,容纳不下全校师生。结果,便采取了一项变通措施,校本部和高中部设于王母渡,初中部秋季班设于横溪,初中部春季班则设于浓溪。横溪和浓溪都离王母渡不远。我们的教室和宿舍,清一色是借用当地的祠堂。搬迁速度相当快,学校仍然坚持在三月一号开课。临动身之前,徐君虎先生约好我和万水生,随他去到至圣路口一家广东人开的大百货店--利民商场,由他个人掏钱,替我们每人买了一套洗漱用具,包括毛巾、肥皂、牙刷、牙枧(这种牙枧,外观颇像印泥盒,电木做的。内装半固体状的膏脂,呈粉红色,现今市上早已绝迹),等等。另外,还一人分给九元法币。为什么不是十元整数?这个问题,历次运动中,都被当做“不老实,耍死狗”的一大证据;说良心话,我自己也纳闷不已,后来才想通了,只有一种解释:它和当时的学、杂费收费标准有关。学费(连同杂费)是三元钱,下余六元,是四个月的伙食费;那时物价便宜,吃饭不贵,每月仅收一元五角,加起来,刚好六元整。

徐君虎先生还为我们解决了此番路过王母渡过夜,以及日后赶圩、告急求助的难题,他亲自打电话给王母渡区的区长杨安中先生。这位杨安中先生,由于政绩斐然,不久便被擢升为县警察局长。相传杨是蒋的学生,也许是“青训班”的吧,详情不了解。“青训班”确实出了不少蒋的“红人”,例如,日后与蒋同居,生了章孝严、章孝慈昆仲的章亚若女士,还有大名鼎鼎的王升先生。王升先生我从未见过,章亚苦女士倒有数面之缘。我还有口福尝过她烧的酱焖牛肉。据说,这是她的拿手好菜;她常常在家里烧好,带到专署来让蒋专员吃的。从极其有限的几次接触中,章亚若女士留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见解出众,吃苦耐劳,敢作敢为;教会学校葆灵女中毕业,却有颇为厚实的古典诗词修养。虽不能算作美人,但却别具风韵。只是由于徐君虎先生的离开赣州,以及我感觉到的蒋经国先生的某种变化,加上自己长期在四百里外的吉安读书,1940年后,我便不再去专员公署串门了,因是之故,关于她和蒋先生之间所发生的感情纠葛,以至前往广西桂林分娩,并且不幸猝死于斯,等等情节,都是近十余年间内幕陆续曝光后才有所了解的。

回头再说杨安中先生。初次见到他,不过匆匆一面。那时正值黄昏,而且是生平第一次跑了上百里山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区公所之后;我气喘吁吁地自我介绍罢,深怕他误会,赶紧又介绍与我结伴同行的刘传宣,一个比我略长几岁的少年,也是流亡异乡的苦命孩子,但并非万水生。写到这里,应当宕开一笔,交代一下为什么不是万与我同路,而换成了刘传宣?说来时间也不短了,打从通天岩归来,不知万水生有了什么不便公开的理由,和我明显地疏远了,而后更逐步发展为不友好,甚至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动辄秽语相向。进校读书的那个学期,两人之间几乎已经无话可讲。对我而言,这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接着再说王母渡之夜,我纳头便睡,不可能和杨安中先生多有交谈,对杨先生的观感,尚有待日后的接触中慢慢形成。开学后,这样的机会便多起来了。因为我免不了要去王母渡赶圩,虽说那全是为了完成私人的“采购”任务,从没有看热闹的用心;不是纸不够了,就是需要搜罗一种可以兑水泡制紫墨水的西药--灰锰氧。一般总是星期六下午课毕动身,在区公所借住一宿,第二天白天办完事立即返校。但这么一来二去,自然有了一些就近观察杨区长的机会。先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说吧,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子夜醒来,屡屡能见到的那盏区长的灯了。和我们穷学生一样,他点的也是桐油灯,一星如豆,不是翻阅案卷,便是冥思默想。只见年轻轻的他,额头上却有了不少皱纹;这备极辛劳的神态,使我对之不觉产生了敬意。当时我就私下揣想,杨安中先生倘无襟抱和节操,是不可能在这片山乡坚持下来的;我曾认定,杨简直是蒋的一件复制品。你看,他一年到头身着粗布制服,打着绑腿,腰间勒一条军用皮带,脚上总是穿一双农民式的草鞋,有时干脆赤脚。面对赣南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他经常下乡,跑长路;而面对更其恶劣的社会条件,他往往还得单枪匹马,去突破当地封建宗法土豪劣绅的盘根错节,于重重矛盾之中,既要排难解纷,又要保持良心的平衡,的确不容易啊。再看整个区公所,连同担水烧饭的伙夫在内,不过四个人。房子诚然不小,却出奇的简陋和陈旧,在白天都黑咕隆咚的,全靠天井和屋顶上的几片明瓦采光。这不多的“兵”,这古老的建筑,哪有半点“衙门”气派呢。不过,这也不足为怪,杨安中先生本人就不像个“官”嘛。

认识杨安中先生,只能算作王母渡之行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他被任命为赣州警察局长离开王母渡,我本人也转学去了吉安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曾见面了。最近,偶然从一份资料上读到,杨先生健在台湾,不知道他还能记得起当年徐君虎先生介绍的那个小鬼否?且不说吃、住给他添了麻烦,就说赶圩归来讨茶喝吧,有多少次,劳烦他亲手从灶上取过大瓦罐来替我筛茶--那是一种混合着辛辣的柴烟气,味道极苦却极解渴的本地粗茶,你只要尝过一次,保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徐君虎先生在台湾《传记文学》月刊第60卷第1期上发表的《我同蒋经国在江西》一文中,提到的1939年3月18日军官们发起为蒋先生祝寿之事,我是不知情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我已到王母渡乡下念书去了。因此,祝寿之后举行的“联欢会”上,所谓我和万水生“登台演说”,以致“满座皆惊”的情节,想必是和我前面记叙过的与吴奇伟将军所属抗敌宣传队“联欢”一事混同了。徐老年事已高,偶出一点小小误差,亦属情理中事。

浓溪待了半年,暑假回城,适逢国立第十三中学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创办,报上登了详细的招生简章,说明学费杂费一律免收,并且无偿提供食宿,一年还发放一套制服(这一点,日后并未完全兑现)。该校系完全中学,实行春秋两季双轨制,高、初中班级齐全,条件只有一个,即必须家在沦陷区,报名时应持有难民证。这个条件我是具备的。而那些个优惠待遇,则更是我求之不得的东西。我立即跑去报考,不久,通知下来,我被录取了。于是,马上就办转学手续。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求学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但也有惆怅,因为,从此就将与蒋经国先生、徐君虎先生,以及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分袂阔别,天各一方了。

遵从父命,到吉安后,写了一封信,请徐君虎先生转呈蒋经国先生,表示感谢。信是直接投寄到赣州专员公署的,没有回音,我礼貌尽到,也就不再去信了。可是,不久父亲便在来信中,告诉了我两个坏消息:一个是张明大哥突发“痨病”(肺结核),吐血身亡。另一个是徐秘书与蒋专员政见不合,弃职他去,行踪不明。我为这两则坏消息,感伤不已。前者使我再一次觉悟到人生无常,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厄运落在自己头上。本来,我在浓溪上学的日子,胞姐刘仁慧在云南的触电惨死,已经给了年幼的心灵以可怕的摧残,哪里还经得起新的强烈刺激?深深的哀恸,驱使我一口气写下了此生的第一首“诗”,发表于《新赣南报》。此事前面已经谈过,不赘。而徐君虎先生的不告而别,也令人生出一缕若有所失的愁绪。我困惑不解的是,他们俩一向关系密切,相处融洽,怎么说翻就翻呢。看来,大人们的事,政治上的事,变化多端,复杂万分,实在不是当时的我所能理解的。不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非得亲自找徐秘书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至今我依然不胜惶惑,假如徐君虎先生这座活桥梁始终存在,我这一生将会走上什么道路?是利是弊,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固然,决定的因素是自己;但,也不能不承认外部力量的影响,偶然事件的作用。比方说,自从徐先生离去,那些留在蒋经国周围的“一面之识”们,就绝不可能像他那样关心我了。韦安仁先生虽也和气,却也客气。至于周百皆、高理文、游鲲诸位,干脆把我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娃娃家,见面能问一声“放假啦”,就满不错了。蒋经国先生本人,官愈做愈大,头衔愈兼愈多,在重庆逗留的时间也愈来愈长,特别是专员公署机关,也由原先的不设岗,大开门,一变而为禁卫森严,多有盘查。而我恰恰又大体上是每年寒假才回家一次,熟人变成生人,生人就根本不清楚我是谁了。再说,人大了自然心也会大起来,有了所谓的自尊自爱等观念,待人接物,不能不多想一想;于是,打那以后,我下了决心和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的一切人断绝联系,从此,关于蒋氏种种言行,都只好透过报纸才能略知一二了;依稀记得,蒋经国的若干署名鸿文(那些年,蒋似乎特别爱写长长的而且是带点文艺腔的文章,说句失敬的话,发表欲也相当强),就正是这样才得以拜读的。

说一句套话,光阴似箭。个人的生命年轮,往往是一圈新机遇,又一圈新挫折,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老死。在十三中的六年,倒也发生了几桩大事:首先是留级一学期。留级自然是很丢脸的事,何况主要是因为体育课不及格。我是近视眼,却没钱配眼镜,要在规定的三分钟内投篮命中三十次,对我而言,无异登天;另外还有一门三角课不满六十分。但关键是该死的投篮,谁叫我不求情服软,反而还对教师满腹怨忿,出言不逊呢?活该!不过,也怪,没有人歧视我,反而当选为级会里的学艺干事。因为大家知道我经常发表“报屁股”文章,还得到过《前线日报》和《华光日报》的中学生征文大奖第一名。只是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当然更怕丑事传进蒋经国先生的耳朵,因之愈发有意识地回避了。不久,我结识了一位蹲过马家洲集中营的漆裕元老师,其夫人陈颖珊老师(校长陈颖春先生的胞妹)主持着校图书馆,两口子都对我另眼相看,公家的书,私人的书,全部对我开放。目睹抗战中、后期日益腐败的社会现象,兼之无形中受到漆、陈夫妇的影响,我的思想日渐“左倾”,亲共亲苏,言必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了。在我进入高三,被公推为全校学生自治会领导人之一的日子里,校内突然爆发了殴打军事教官吴锦川的不幸事件,为首者系前不久在台湾下世的同班同学闵克昌。由于我曾和闵多次同台演出《雷雨》等话剧,而被怀疑有牵连,终于卷进了一场官司,上法院受审。这一回是日本鬼子“救”了我,皇军司令部忽然决定要打通吉安、赣州、广州一线,很快,大家作鸟兽散。法院宣判我“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学校也发给了一张临时毕业证书,我就跑到宁都与从赣州再次出逃的家人聚合,此时正是惶惶不可终日的1945年。总算天无绝人之路,像做梦一样,四处响起了欢天喜地的爆竹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报考的厦门大学和中正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你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好事成双,泪水还在眼眶里转,却又笑口大开!这岂不是由一出悲剧引出了一出喜剧么!

我们全家又回到赣州南市街33号。两所大学的校门向我敞开,我可以任择其一;可是,厦大已经从长汀迂回厦门集美原址,路程延长了一倍,旅费相应也增加了一倍,我自己倾向于去厦大,但父亲正在为全家复员还乡的问题愁肠百结,哪里再能变出钱来供我入学开销呢。万般无奈,经过父子俩商量折中,最后决定还是去正大,并且是搭乘别人的木排,不收钱。但是,路过万安十八滩日本军队布下的水雷阵时,死生由命,木排主不承担任何风险。

就这样,我玩命回到了故乡南昌。

请允许我多啰唆两句跑题的闲话。我看到不少电影、不少小说中,人物一涉及到大学生,往往都是公子小姐,为此我常忿忿不平。事实上,既有公子小姐,也有贫寒子弟。我就是贫寒子弟。去不成厦大,只能上正大,是由于家穷。到了南昌,虽说读书有奖学金,还是得赶紧找一份兼差,半工半读,也是由于家穷。老父年过花甲,失业在家;即便有工作,也只够勉强糊口,无力负担其他的用度。倘若我自己拒绝奋斗,又能指望谁呢。所以,我的半工半读,与一般理解的半工半读不尽相同。我的“半工”,完全是为了以“工”养家。而拼命写稿,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同一动机。“着书都为稻粱谋”,为了曾经引用过龚自珍的这句诗,“反右”运动中,竟也遭到了莫名其妙的围攻。有人“上纲上线”为“你从来就没有为人民服务,你一贯为肚皮服务”!我当时不敢口头反驳,心上却在抗议:这等高调,固然动听;为什么你不拿它去批判批判当年蜗居上海亭子间的“左翼文人”--我敢斗胆地说,也不妨将温饱基本上已然无虞的鲁迅先生包括在内--难道他(她)们笔下所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就百分之百地都是“革命”,百分之百地与生计无干?!

高调唱得过于离谱了,便不过是谎言和构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