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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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毕竟东流去……(6)

不过,这样的艰难生活,确也激发了、磨砺了我不满现实,并与之斗争的决心与勇气。我所不敢拍胸脯夸海口的仅仅是:在那个年月,我就能够做到自觉为人民写作,完全彻底,毫无杂念。就是直到如今,我依然不敢吹牛放炮不脸红。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差事,进了素以进步倾向闻名于全国文化界的南昌《中国新报》,当资料员。这份工作,很对我的胃口。它使我既享有广泛接触各地报刊的大好机会,难度又不大,用不着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一天,在照例边剪辑边浏览的过程中,偶然从湖南长沙版的《中央日报》地方新闻栏中,发现了真正像豆腐干大小的一则花边围框的消息:“徐君虎主政邵阳不日赴任。”哟!十一个铅字,好比十一颗铅弹,同时射入了我的眼帘。徐君虎?是不是那个徐秘书,那个曾经支持我、鼓励我求学上进的大好人?桩桩往事,涌上心头。我立刻撂下剪刀浆糊,急急忙忙给湖南省邵阳县政府的徐君虎县长写了一封信。临投邮了,心里还在念叨,但愿天底下不要再蹦出一个同名同姓的徐君虎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果然让我碰对了,正是那个自幼为我所敬重,并事之如父执的徐君虎先生!很快,徐先生回了信,满满一张纸,情挚意深,不过,总的说来,并不过瘾。因为归纳全信的大意,无非“劝学”二字,尤其着重的是嘱我不要参与政治。可是,我已经成年了,不是小孩子了,不满足于他的一般性的教诲了。特别是他对我提出的有关蒋经国先生的一系列疑问,避而不答,这是为什么?简直令人失望!

我也就不再去信了。

我怎么会在致徐君虎先生函中,又扯出蒋经国先生来呢?事出有因。这时,正是我对蒋先生的评价,发生180度大转弯的时期。记得刚进正大之初,我还在报上撰文,回忆当年耳闻目睹的那个“新赣南”的“新政”,对蒋先生的作为,基本上持三七开或四六开的态度。但,到了写这封信的时候,却已经变为全盘否定了。

在那篇文章里,我像一个拍电影的摄影师似的,摇着镜头,运用了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直至定格的技巧,突出强调了赣州南门城墙上的大标语:“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二十五个石灰刷的屋样大的字,一里路外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口号虽然明显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但终究是鼓舞人心的,令人向往的。若从哲学和社会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它远远超过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主持“东南工业合作运动”时作为纲领的八个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认为,蒋氏的这个“五有”,无疑更具体,更亲切,更生活化,更好懂,因而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最后也就更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在这篇长文中,我也描写了,原先刘己达先生主政时期,一如国民党治下的任何地方,在专员公署大门照壁上,也曾公式化地写着庄严肃穆的“礼义廉耻”、“天下为公”之类;如今,这些套话、空话通通被抹掉,代之以别开生面的一幅图画--两只紧紧相握的大手(暗示什么呢?国共合作?工农团结?抑或各阶级、阶层的抗日大联合?不得而知,似乎也不必深究)。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如果事先未经蒋专员首肯,那是断然不会出现的。我还描绘了“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执行初期,赣州一度有效地实现了禁毒、禁娼、禁赌,腐化行为受到遏制,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良好,连打信号枪的汉奸都站不住脚,等等真实情况。我写到,工作干部,男的一律青布中山装,女的一律安安蓝旗袍,朴素,大方,美观,而又朝气蓬勃;街头偶遇打扮得出格一点的,路人肯定会斜着眼睛多挖他(她)几眼,同时心里打着肚官司:这家伙是不是化了妆的日本特务?该不该去报告政府?

而在提倡正气,压制邪气方面,不能抹煞了《新赣南家训》的作用。我写了大意如下的话:休要小觑了这一张薄薄的红纸,家家户户都发到手,有些人家还贴在了墙头。就文字论文字,“家训”堪称奇文,甚至不妨说是自有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一篇杰作。我想,倘或刘勰再世,《文心雕龙》出续集,恐怕也会拿它当例子,以说明一种类似铭文、箴言式的新文体--原来,白话文也可以这样写,并不教人觉得削足适履,食古不化!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历来固守道德教化的儒家传统,官方推行其某一政策时,没有不首先操练这一伦理武器的。受过普罗教育的蒋经国先生也终于逃不脱这条规律,何况,甫自苏联归来,他便秉承父训,待在老家奉化,长时间闭门苦读过王阳明、曾国藩。当此一层抱负之际,弄出一套“家训”来,自属必然,毫不意外。不过,要分析“家训”的思想内涵,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驳杂,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人们发现,不仅理所当然地有孔子、孟子,同时还有墨子,有商鞅,有管仲,有胡适之的“好人政府”主张,甚至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当然,我在彼时彼地,不可能公开写上“马克思”三个字,而是以大家心照不宣的“卡尔”替代了。对此,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老爷,一般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文章结尾部分,我笔锋一转,暗示了从1940年开始,发生了传闻中的“失踪”事件。我很谨慎,并没有使用“逮捕”一词,但即使如此,记得在发表之时,还是全部被删除了。我的用意是明确的,我要让读者意识到,蒋经国先生已经作了最后的政治抉择,他转向了。接着,我如实地像记账似的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实际上也是讽喻的方式,标明了蒋经国先生告别赣南那些日子的所作所为:

1945年1月2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继而召开各界代表会,发出“与赣南共存亡”以及“上山打游击”等誓言。

1945年2月1日,乘飞机赴重庆。

1945年2月5日,赣州陷落,日军进城。

坦白地说,我之所以要这样行文,目的全在于“立此存照”,以示蒋先生大言欺人,对不起赣南老百姓。

虽然这篇文章,力求客观全面,不偏不倚,但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却一直保存着他曾经作为“青天”的美好形象;因为,那个形象是和我的童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感情的先入为主吧。

但当我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之后,我也不能不面对事实;事实的无情结论是:蒋经国先生未能善始善终。于是,“新赣南”便不过是他个人仕途青云的一架梯子,一切的一切,如同脆响的爆竹,噼呖啪啦一阵之后,就消失在烟雾迷茫中了。

这自然是我今日的回忆。在那种环境中写的文章,不可能如此明朗痛快。“肃反”运动中,对它,我倒真寄托过不小的幻想,以为这篇文稿,比较准确地记录了我当时的心迹,包括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于了解我的政治历史、思想历史,都有参考价值。我一再请求负责外调者去南昌查阅案卷时,将有关的各种报纸翻一翻,估计会找到的。可惜,尽管他们不辞辛苦,如梳如篦地工作,据说还是不曾找到,同他们一样,我也感到十分的遗憾。

有必要补充叙述一件事,它发生在我和蒋经国先生中断了来往之后。那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新故事的开头的;问题在于,我拒绝进入故事,充当主角。事情的经过很简单。时间为1944年8月,地点是赣州。这年暑假,我破例回了家。一天大早,我正蹲在南市街33号家门口的石堰上,对着下边的阳沟漱口刷牙,忽然有个过路人,走过去了又扭转身来专门同我打招呼:“是不是刘仁勇?几年不见,都成了大人了!”经过辨认,我确定了此人姓游名鲲,曾是徐君虎先生的助手,人称游秘书。游鲲先生驻足与我攀谈,当他获悉我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时,立即主动告诉我:蒋专员马上又要去重庆,主持新开办的中央干部学校了,你完全可以转到那儿去,当中央干校第一届毕业生,肯定前途无量!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犹豫片刻,向他道了谢,托词自己连个三青团员也不是,哪有资格进团的中央干校?他见话不投机,便收敛起笑容,自顾自走了。其实,这所中央干校,我在学校就听人说过,同学们当中还真有动心想去的。因为底下传言,认为它将来很可能盖过中央政治大学,成为蒋氏第二代政权培养嫡系班底的摇篮。然而这时的我已全然不是数年前的我了,对重庆政府的昏聩朽败,我多少有了点认识。还记得当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也是有关“吃”风的,八个字,凝练至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民谣,的确反映了绝大多数下层群众的心声。作为一个穷学生,我自然也是满腹牢骚。加之眼见蒋经国先生渐渐也变成了挂名专员,一年总有多半年逗留重庆,赣南的政务倒交给了别人,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我还猜想,他大概正全身心地忙于“问鼎中原”去了吧,要不,怎么会又增添一个中央干校教育长的头衔呢。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尽管游鲲先生提供的机会极具诱惑力,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予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