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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毕竟东流去……(4)

有人开始朝坐在徐君虎先生身边的我们两个指指戳戳,果然,拉我们的节目了。“小朋友,来一个!来一个,小朋友!”我们成了双方争相狩猎的对象。逃是逃不脱的了。万水生先上,他唱了一段京戏《打渔杀家》,表现肖恩的悲愤慷慨,淋漓酣畅,赢得了满堂彩。我不会唱京戏,也不会唱赣南采茶戏,只得先简短致辞,欢送吴奇伟部挥戈北征,马到成功,我即席发挥,说,据说此去将要部署在庐山脚下,鄱阳湖边,那儿正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代表全体南昌儿童,代表全体赣北沦陷区的父老乡亲,向吴奇伟军长,向全军将士,向军抗敌宣传队全体队员致敬。我自己目前年纪还小,保证刻苦努力求上进,长大了也上前线去,打击侵略者。没有料到,这些发自内心的也非常普通的话,竟博得以蒋、吴为首的全体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接着,我便献上了一曲西班牙战歌《保卫马德里》: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

对准杀人放火的弗朗哥

……

这是一支当时十分风行的反法西斯战歌,我才唱了个开头,居然像在干柴中扔了个火球,人人引吭相和起来,以至变成大合唱了;出现如此动人的场面,不但是我,恐怕也是任谁都不曾设想过的。这个高潮,大概给蒋经国先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才会引发通天岩升旗时,指名要我讲话和唱歌的事。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并非是我有多么了不起,讲得好,唱得好,只不过从我身上,看到了四万万中国人伸张正义、反抗暴力的民族主义情感罢了。

蒋经国先生招手示意,叫我们到他和吴奇伟将军跟前去。我们去了,他搂着我,吴奇伟将军搂着万水生。蒋经国先生向吴奇伟将军简略地介绍我俩的身世和现状。

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有机会这么近地看清了蒋经国先生的长相和体型。

首先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比较特别,耳垂较常人的大且厚不说,还嵌着一粒肉珠。脖子、脸、手臂、皮肤都显得粗粝,令人联想起民间传说中的俄罗斯风雪。再仔细看,更不胜惊讶了,原来自他的鼻翼至双颊,竟散布着若干白麻瘢点--那是平日间极不易察觉的。奇怪的是,这大约一二十颗无色的斑点,非但没有丑化了他的堂堂仪表,反而构成了特殊的阳刚之美。当然,对于蒋经国先生来说,单指出他的白麻不具备破坏性,是不全面的。他的魅力,是一个整体。因此,不可忽略了他那似乎永远不会凋谢的笑容,他的经常眯缝着的眼睛,他的宽厚的下颏,他的略带沙嗄的嗓音和浙江的“蓝青官话”,以及他由于不停变换姿势而极富表情的手势,还有那又短又粗的手指,劳苦工农才会有的手指……看了他,你怎么也无法联系到他的总司令老子:干瘦,挺削,过分严肃也过分修饰,一派威风凛凛的军人气度--而这正是在国民党的画报上,反复出现的标准形象。蒋介石先生的黑大氅,蒋经国先生的黑夹克,同样是黑,前者透出一股杀气,后者却教人感到平民化。此后的几十年,中间也曾有过疏远,不信任,乃至充满敌意,使我始终认为,蒋经国先生在苏联经历的那段劳动生活,的确没有白过。

这位注定要在某种范围,施加影响于中国历史的人物,他所依仗的,恐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据门第和血统,还必须看到他自身的素质。否则就将是不公允的。

前面我已经说到,他生性好动,除了像普通人一样,为了一个球的得失而忘情欢呼或者垂头丧气外,他还有一个好习惯:绝早起床,长跑。这是大凡当年住在赣州城内的老百姓,都能亲眼目睹的。清道夫们因此而对他倍感亲切。他们觉得蒋经国先生是和他们作伴来了。我还听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私下嘲笑地评论他,下象棋常常悔棋,打扑克经常作弊,简直是个大孩子。当然,我也听人说起他为了什么事大发雷霆,脸色铁青,因而每一粒麻斑都凸现出来。不过,这种场面我不曾遇到。这是蒋经国先生性格的另一面。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嘛,谁又能例外?

接下来,我将补足前面有意跳过去的情节--通天岩那次升旗后,他对我所作的“批判”。蒋经国先生是笑嘻嘻地进行“批判”的,并且时不时掉转头来朝我看一眼,甚至用手指了指我,一个不知轻重,说错了话的“小朋友”。我记得,他大抵是这么“批判”的:方才刘仁勇小朋友讲的话,都是爱国的话。他的爱国心,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他是逃难来赣州的,他的家乡南昌,已经被日本赤佬霸占了,就像我们中国许多人的家乡,都被日本赤佬霸占了一样。因此,小朋友肚子里有气,有气便要发作。怎么发作呢?就说赌气话,就发誓,就要报复:我们也要打到日本三岛上去,教日本赤佬也尝尝被别人霸占的味道。这是气头上的话,当不得真的。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是被迫拿起枪来开火的。我们不是侵略者,我们也不当侵略者,也去割别人一块领土,也去欺侮别人;因此,我的主张和刘仁勇小朋友的气话不同。我说,打到鸭绿江就可以了,不去那个什么富士山。富士山,我没有去过,你(指着我)大概也没有去过。不过,我知道,那个富士山是很冷的,常年积雪,不是个好地方,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升旗,大家认为对不对?

依旧是笑嘻嘻的。

“对!--”“哗”的全场一阵子猛鼓掌,猛吼,大声哄笑。是笑我么?笑去吧,我丝毫也不紧张,甚至也笑嘻嘻的,学他。因为我想,蒋处长本人已经同时替我当了辩护律师了,我干吗要惭愧?等我长大了,自然也会懂得这些道理的。

有趣的是,这一次重游通天岩,偏偏在一处岩洞转角地点,新发现了一品不大的摩崖石刻,镌有国民党将领、抗日战场上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罗卓英先生的一首五律。罗卓英先生是针对唯心主义哲学大师王阳明的诗,反其意而咏之,写下了这首诗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请看富士山,收做逸仙岛。绝顶树旌旗,青天白日好。”内容,情绪,竟同我的那次发言毫无二致!罗卓英将军的这品题刻,落款为1938年,但不知何故,我当时并未读到(也许尚未镌刻?)。如此看来,操过激论调者,不止少年的我一个,倒也颇足解嘲自慰。

在重游通天岩时,忽然想到,与我同行的阳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我的文章,其时,我和他尚不相识。阳春先生在文章里,引用了通天岩导游员的一段解说词,说什么诗人公刘,少年时代在这里向奉蒋经国先生之命,来此集训的国民党官兵“发表演说,号召抗日”,由于言辞精彩,富有鼓动力量,备受蒋经国先生赞许;演说一结束,公刘便被蒋先生抱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再接住,搂进怀里,云云。这段导游解说词,听来或可令人解颐,但终究是极尽渲染的向壁虚构。我本来想去找一找这位导游员先生,说明事实真相。可是,阳春先生告诉我:导游员已经退休了。其实,倒也无须我去订正,凡是有脑子的游客,听了都不会相信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虽然还是孩子,终归不会轻得如同幼儿园的娃娃;蒋经国先生又不是护法金刚大力神,他怎么可能将我抛向空中再搂进怀里呢?岂不是太滑稽了么?

有一件仅仅发生在我和蒋经国先生两个人之间的琐事,似乎能影绰看出他的早期从政作风的一个侧面,写出来,不无参考价值。大约是1939年夏天,具体日子记不准了。我已在王母渡念了一个学期的初中一年级。暑假的一天,我因了什么事,走在如今叫做北京路的赣州公园南大门前的一条横街上。天色已近黄昏,准备纳凉的临街住户,都已经开始往街筒子里搬竹床了。我正打算回家,急匆匆地朝前赶路;却被一个耳熟的声音迎面叫住:“小朋友!这么晚了还在外边玩?”我定睛一看,是上任不久的蒋专员,蒋经国先生,忙说:“这就回去。蒋专员。”“不要这样叫。回至圣路?”“不,我家已经搬到南市街去了。”“哦,南市街不近哩。”说着,蒋经国先生快步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你饿不饿?我跑了一下午,肚皮早就咕咕叫了;我看,我们两个随便找家小馆子吃一顿怎么样?我请客!”后半句的声音故意压得很低,似乎带点诡秘的意味。蒋经国先生请我吃饭?我牢牢地盯住他的眼睛,直到确信不是开玩笑,才高声答应:“那好哇,上哪儿?”他顺手一指前面的三岔路口:“那里就有一家小饭铺,我常去的。走!跟我来!”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单独跟蒋经国先生同桌共餐,心里格外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忽然记起,他刚才说过的跑了一下午的话,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独自一人外出?曹副官呢?蒋经国先生不出声地一笑,样子很调皮,像个恶作剧得手了的顽童。“他?让他找去吧,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还有我的自由吗?还能像今天下午这样,去我想去的地方吗?”这时,我才注意看了看他的一身打扮:头戴一顶旧草帽,身穿一件脏兮兮的圆领汗衫,一条灰布长裤,赤脚,蹬一双抗战时期十分风行的用碎布条编成的“草鞋”。这副形象,正是后来曹聚仁先生在他关于早期新赣南建设的通讯报道中,不时描写过的“微服私访”中的“蒋青天”。我以人格担保,曹聚仁先生的笔墨是毫不夸张的。

蒋先生所言属实。一眼望去,还真的有一爿饭馆,就坐落于北京路与东北路交汇之处;这自然叫的是今天的新路名,原先叫什么,我全忘光了。

今年6月4日,老诗人李一痕先生、作家阳春先生陪同我去一一访旧,也曾专程绕到这一带来寻找这爿饭馆。我以目前尚称完整的章贡影剧院(原名群乐剧院)为座标,判别方位。群乐剧院从前专门上演京剧。有一位领衔的女演员,艺名筱艳芳,很红过一阵。我看过她主演的梅派青衣折子戏《贵妃醉酒》,我认得那个把门的人,他不收我的票,而空位子总是有的。可惜,我那时还不识货,没怎么充分利用这点小小的“后门”,至今感到后悔。当年的群乐剧院,破破烂烂,所有的大方柱一律空心,外表全是用从报废了的子弹箱上拆下来的烂木板,一块一块拼起来的,一旦石灰剥落,就露馅了。剧院的隔壁,正是每天傍晚练歌的所在。可如今已是“茶社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百货店”了。那个剧院把门人,总是不迟不早准时出来,手托一盆浆糊,张贴翌日的戏码海报,然后,便踅过来学唱抗战歌曲。虽然他不一定每一次都坚持到最后,却是风雨无阻,闻声必到的。就这样,我和满脸花白胡茬的他,交了“朋友”,但我始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这位把门人,如今也不知埋在哪方土里了?倘若活着,他可以对我指点多少沧海桑田啊,那爿饭馆,也肯定不会这么难以搜寻了。

阳春先生替我着急,问:“饭馆的招牌你可还记得?”我脱口报了个“东昌”。事后又发觉错了,我把南昌老家隔邻不远的一爿酒楼给移花接木弄混了。再查看随身携带的徐君虎先生的回忆录《我同蒋经国在江西》一文,才获得一个有力的旁证,与阳春先生提供的线索,不谋而合。不错,就是“不夜天”。为了进一步证实确凿无误,阳春先生又问我:“你可记得那爿饭馆有何特色?你们吃了些什么?‘不夜天’可是爿卖风味小吃的馆子。这我了解,因为它是我们上犹人在赣州开的店。”我想了想,答道:依稀记得那门脸儿是斜着的,不知是哪位风水先生端的罗盘。斜斜的大门外,还有几蹬斜斜的石阶。至于都吃了些什么,我没记住。但有一宗,用饭碗口大小的特制笼屉蒸的米粉肉,特别香,我一口气吃了三屉!你问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当然是有缘由的--米粉肉,我们家一年才不过吃一次,立夏的日子吃,然后,整个夏季,就基本上不见肉腥了。年年立夏吃那餐米粉肉,真是过节,很隆重。这一天,我总是非常注意母亲的一举一动,只要她允许,我就会跟她一早上菜市采购。母亲总是挑肥瘦相间搭配均匀的五花肉,回家来再亲自下厨房烹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将肉“片”好,用酒闷上一会儿,然后再一块一块放进事先调好了盐和五香面的米粉糊糊中,使劲搅抖一番,接下来才往菜碗里码;垫底的是鲜嫩的莴苣叶子,上面盖一层五花肉,如此反复重叠,同时注意不让米粉结成疙瘩。当然,还必须使猛火,也必须使湿布捂住锅沿。这样蒸出来的米粉肉才不跑香气,每一片莴苣叶子都浸得油汪汪的了。而每当动筷子,父亲总要用平缓的语调念一段“安民告示”:“天热了,往后就清淡一点罢。实际上也不是不见荤嘛,黄金条(一种赣州本地土产胡萝卜干)压豆豉,不也是用猪油炒的么。”我明白,这一篇言辞,既是质朴的言传身教,也是为了掩饰家中日子的清贫。用心是很苦的。自然,母亲做的固然很好吃,但无论怎样,总还是赶不上饭馆子里用特种笼屉蒸,里面再用荷叶包得严严实实的,吃起来清香爽口。

听我这么长篇大论地摆了一通龙门阵,阳春先生兴奋地大叫起来:“绝对没错!就是‘不夜天’!”

待我们三个前往原地踏勘之后,终于证实了阳春先生“赣州通”的权威地位。不过,店面已经拆掉了,四周也全用竹篾栅栏围住,一片断垣残壁;据说是被哪位财东看中了,打算改建成什么大厦,楼上开舞厅,楼下做买卖。这位老板确实好眼光。因为“不夜天”的旧址,正位于赣州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今又规定是步行街。至于眼前,却只剩下那个斜斜的破门脸儿和那同样斜斜的几磴石阶,带着脚印履痕造成的磨损(其中包括蒋经国先生的无数次,以及我的这一次),倚在那儿为岁月的无奈作证。

五十四载,万劫千难;人道是,弹指一挥间。

我还记得,在那店堂中间,立着一个污黑的木架,架上坐着一个大饭桶,蒋经国先生自己走过去动手盛饭,他掀起桶上蒙着的那块发腻的苫布,操起那卧在桶里的一把湿漉漉的木勺,除去给自己盛以外,还替我捎着盛了一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如此惯熟、利落、自然,我只需闭上眼睛,便宛如目前……

蒋先生还为我要了一碗蛋汤。他不喝汤,却呷那种竹筒灌的江西水酒。呷了大半筒,后来脸色都有点微醺了。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下饭馆,既新鲜,又嘴馋。在我只顾埋头吃喝时,蒋经国先生却不停地同店老板和几个堂倌聊天,他们究竟扯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装进脑子里去。我那时哪里懂得,他这正是在了解下情啊。

这是发生在我进了赣州中学,不再每天嬉耍以后的事,纯属偶然。但说起赣州中学,还必须感谢徐君虎先生和蒋经国先生的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