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询
最近，因审读《李劼人全集》文稿的原故，与编选文集的李劼人研究学会的曾智中、张义奇二君接触、交流甚多。义奇一再嘱我为《李劼人研究2011》写篇文字，哪怕是读稿感言也可。面对劼老这位我十分景崇的前辈大师，面对学会的诸位专家学者，我实在是心怀惴惴，不敢贸然下笔，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天生缺乏理性思维，不是一个弄学问做评论的料。我只是一个寻常的生活者，感受者。一切于我皆是生活，包括读书。评论家们或许是将书作为研审对象来看待，而我，只以为是生活之一味。因此，于书，我也一如对待其他种种生活一样，只知去感受它，而绝总结不出半点理论。终难却义奇殷殷之邀，勉强写下几笔感言来，只有先道一声惭愧了。
借此，我先要表达对李劼人研究学会诸君的敬意和谢忱。他们对文学的真正忠诚，他们默默地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在当今这个浮躁时世，是极难得也极珍贵的。正是由于他们多年来的辛勤劳作，才得以将李劼人先生的大量被历史尘封的原版著作和散逸各个角落的其他文章以及零杂文字搜集、整理并编选出来，拟年内由我尚在履职的、也是劼老家乡的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卷帙浩大、特色卓具的《李劼人全集》。这样，我也才得以在时隔数十年之后，再读劼老，细品其文。记得十几年前，我在自己的散文随笔集《岁月忧伤》中，写过一组怀念上辈文人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刊发在《文汇报》等报刊上的《大波身后事》，忆述少年时因家父林如稷的关系，初识劼老的点滴印象。那时，准确说，少年时的印象、写斯文时的感慨，主要是围绕或曰因发其人的。而这一次，同样是感受，却主要是因缘于其文了。这其文，不是一两篇文字，或者一两部作品，而是初步分为17卷20本字数约计600万字的作品集。不是李劼人研究学会诸君的忠诚态度和辛劳工作，这机缘是不可能出现的，我的新感受也是绝然不可能凭空而生的。
感受其实很多。因为这次审读文稿，算是集中地阅读了劼老的多方面著述。有些是重温，有些是初识。一位文坛大师的形象更为完整丰富地呈现眼前，而许多新的感受甚或省悟也油然而生。譬如就翻译作品而言吧，过去仅读过一两本，这次却见到了十余种。一一拜读之余，方感到李劼老确实堪称一位卓有建树的大翻译家，这不仅是从数量上看，更重要的是，他的选择都很有考究，很有价值，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法国文坛的大师级文豪，如福楼拜如龚古尔兄弟等的名著，均是颇有品位颇有艺术含金量的作品，而绝无随意可选的庸作劣著。且其译笔，仔细品味，应当说是既忠实于法文原著，又将中文汉语，甚至四川地方语融合运用得十分纯熟自然畅达。当今有些读者或会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读来时有佶屈拗口，那其实是彼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现时中文汉语用字用词用语本就有不小不少差异的原故，哪能凭这一点而强求历史呢？相反，倘当年译本，甚至创作作品，其语言完全是现在味，那反倒是怪事了。一直以来，中国文坛对李劼人作为杰出的大翻译家的认识都颇暧昧、模糊，我想正与缺乏文学的眼光和历史的尺度有关。当然，还可补赘一句：不是他的译著不优秀，而是因为他的创作更优秀，光芒太强，故而把他作为杰出翻译家的身影给冲淡了，湮没了。
他的创作确实太杰出了。我这里指的，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大河三部曲”。斗胆放言，无论是将其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放到迄今为止的近百年中国文坛长篇小说这个范畴来看，“大河三部曲”都堪称扛鼎之作，翘楚之作。堪与比肩者，甚少，能与匹敌者，几无。笑借当今一班玩玩小技法而浪得虚名者的不通而估倒通的话说：李劼人的小说才是真正的“最小说”。这种感觉，在这次集中审读，尤其是读了老版《大波》之后，就愈加明确而强烈了。
说来遗憾，尽管上世纪中叶家父林如稷与李劼人交往颇密，我在父亲书架上也看到好些李劼老的作品，包括当时新出的几部修订版长篇小说，有草绿色封皮的，有暗红色封皮的，但确不曾见到过1937年版的《大波》。因此，在后来，不讳言说，直到此次也是我初次接触老版《大波》之前为止，我都大体认可文坛向来的一种看法，或者说评判：三部曲中，前两部，即《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为上品，尤以首部为最佳，而《大波》则次之。这种判分倒很符合对中外长篇小说三部曲的普遍评价体例，即就整体分量和艺术功力而言，一般长篇三部曲，都按一、二、三卷的自然排列，呈上、中、下的递降趋势。受此影响，后来我也就不曾再对此观作过省思，更谈不上重新审视。而此次阅读老版《大波》之后，我却忍不住要质疑那看来普遍使用的“三分法”了。我不仅要说它本身就是牵强的，不科学的，我尤其要说，对李劼人这样严谨认真的作家，更不能以之简单套用。直言之，今日之我认为，《大波》（当然指老版《大波》，或曰原版《大波》），不仅一点不比前两部差，甚至从小说技法、叙述气度等长篇小说的艺术本质元素和整体印象看，可以这样说：
大河宛转过两曲，天地到此更寥廓。浩浩《大波》，更充分地展示了李劼人长篇小说的独特风采。
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一个小说习作者吧，令我首先惊叹的，就是李劼老对人物的选择与塑造，对人与事的关系的把握和处理。本来，辛亥革命，包括蜀地的保路风潮，开中国百年现代史的先河，这重大历史事件于文学创作无疑是重之又重的重大历史题材。后人对之，往往得仰视，得凝思，满脸肃穆、满眼深沉。如此，在我们看到的所谓重大题材作品中，便往往出现两种形态：一是被重大事件拖着走，事件淹没人物，人物多成变幻风云、澎湃大潮中的类型化木偶；再就是人物本身，多取两端形象，要么大雄，要么大奸，即或有一般人士，芸芸众生，也往往被事件（政治）的旋涡吸附得十分之紧，失去了本真面目、生活常态，而戴上了戏剧的脸壳。劼老却不是这样的，选择人物很有讲究，虽然也有大奸大雄，有旋涡中的人物，但在他的大视野中，三教九流尽皆入场，且聚焦者总是以一般常人为主。无论身份地位，抑或立场态度，以至作为，均非极端人物。即是说，历史事件中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反而常居于次要位置，起背景或陪衬作用；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还原到历史事件中，其实都是边沿人物、次要角色，换句话说，有点特殊关系的普通人众。如前面的郝氏家族，后面的黄氏家族及其关联人物。这样，政治风云在天上漫卷，人生大河也依然在坚实的大地上宛转奔流，它们交融映衬，而绝不互相湮没。真实、真切之感由此而生，更广阔厚重的生活扑面而来，大的视野，真的感觉，这正是所谓长篇小说具有史诗品格的重要基础。当我们阅读“大河三部曲”时，不会怀疑它的史诗品格，因为它把那一个时代的民生、民俗、风云、风情都整体地多方位地呈现给我们了。把握好人与事的关系，清楚意识到事件，无论多么宏大、重要的事件，都不是时代风貌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人生的全部，从而恰当地选择人物、塑造形象，更广阔地表现时代风貌，更深切地探触人心、剖析人性，这正是李劼人作为长篇小说大师的智慧之处、高明之处。
叙述的气度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李劼人长篇小说最与众不同、最引人注目、最值得说道赞叹的方面。我以四个字概括阅读时的第一感觉，叫做：大度从容。我读过不少长篇小说，深知这一点是多么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很多小说，特别是涉及重大题材或历史事件的小说，作者都是拖着历史的重车，或一路风风火火，或一路磨磨蹭蹭，拼命地或是玩戏法似的，拽着读者往事件的终点奔去。似乎故事的结局，就是小说的标的；似乎奔抵结局，其小说就完成了任务。这样的小说，读了也就完了，让读者知道了一件事或一些事而已，余味是不淳厚的。德国汉学家顾彬不是狠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地垃圾吗？垃圾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这类垃圾还算好点的垃圾，废纸吧。当代还有很多比废纸还无用还让人恶心的垃圾，此休提了。
李劼人不是这样的。他最懂得长篇小说的要义，握笔着墨时，总是“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以一个艺术家的胸怀和眼光审视历史，审视世界，知道展开来写生活，荡开来写情愫。这在“大河三部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前两部，尽管死水已起微澜，暴风雨即将来临，本也可以让人心生惊悸、气息渐紧的，但作者偏是将笔作桨，荡来荡去，使船行水流如履波信步，一路给你各色人等、各种情景领略，顺水流舟般便过了大河两曲。而到了第三部，真正大波轩然而起，勃然而发时，他不仅未收紧，反倒更加荡漾开阔了，张弛极其有度。你看，大风起兮云飞扬，大波狂兮人张惶，政变、兵变，血雨腥风，作者虽然调动了不少历史硬件插入叙述文本，但显而易见是有意硬插的，是与小说的主体叙述呈既契合又区分的形态的。作者的艺术笔墨，仍胶着在他重点描写的非旋涡中心人物、非大人物上，非大波主潮的日常事件、关联事件或边沿事件上。那肃杀的事件，那紧张的气氛，不过以黄家的几度欲搬未搬的搬家风波来折射而已。其间，还不忘了细写少城满宅的破败落拓景象——那描述可谓大师手笔，精彩绝伦，只信手几笔，便胜却史书无数，活画出了一段历史的兴衰演变情景。
即使直面事件本身，笔落旋涡中心时，他也尽可能地将硬件软化，自然而然不着痕迹地融入刻画人物、直掘心底的情趣笔墨。如写到处于风暴中心的保路同志会总部大会，大笔展现其轰烈景象之余，不忘了细笔趣写吴凤梧与楚用签名的细节。只一个老实具名，一个故意误笔，便将两个人物的不同身份、阅历、性情，描画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命运、情性，始终是作家关注的重点。这几乎是所有具有人文情怀，懂得艺术真谛的文学大师共同的特点。这种以小所见之大，既指作品本身，体现写作上的高妙之处；又可指作家其人，体现其品位、境界之高。
当然，说到这部老版《大波》，最不能不提的是关于黄太太与侄儿楚用的“孽情”的描写。这根“情丝”几乎贯穿了老版的全部。这是荡得最开也最重的一笔。李劼人笔下有不少特色鲜明、个性尤异的女性角色，恍眼看，都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妇道人家；细细瞧，却又都堪称奇女子。原版《大波》中的黄太太，无疑是最让人惊叹，甚至可以说最惊世骇俗的一位。这位看似寻常，表面不失温润光鲜的小官太太，其对性、情、爱的强烈渴望与追求，其对女性自主人格的强烈意识与捍卫，即令放到今天，也是让人视为尤异的。无论是在“开放极了”的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还是当今“开放极了”的文学作品中，黄太太这个形象都仍然堪称奇异尤物。但她却是“封闭极了”的清末时代的“良家少妇”。真不知李劼老的鹰眼、慧眼是如何在沉闷暗夜中发现、识见并发掘出这位让人难于想象的奇女子来的。老版《大波》的重要特色和贡献之一，便是为艺术长廊活画出了这样一位奇女子。同塑造其他人的形象一样，李劼人并未为她设计惊天动地或曰风云惊悸的戏剧性情节，而仍是将她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包括政治风暴的边沿，温温和和、从从容容地去写她的生活状态、言行举止，既包括她对“革命风暴”的庸常识见、应对态度，更调动多种艺术手段，铺写她狂浪不羁的大胆“偷情”以及“多情”，并深掘细描其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在这个人物的刻画塑造上，李劼老是充分借鉴运用了欧洲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经典的宝贵经验，因此，写得十分丰润丰满、鲜活真切。当然，慧眼独具地发现人物、观察生活、体悟人生、深掘内心，加以匠心独具地选择与描画，更是李劼老作为长篇小说艺术大师的了不得之处。
人物本身刻画得怎么样，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要看这个人物与整本书的关系怎么样。整个《大波》是浩荡的，水面宽广而波澜丛生。带动整个故事风生水起的，让多个角色活络起来的，应该说，除了背景上的政治风暴以外，重要的一点就是黄太太这个人物了。她不仅自己卓异登场，而且把整本书都带活了。重大的严峻的历史事件、政治风暴并没有因为写她这条情节贯穿线而减弱；而这个人物的出色描写、成功塑造，又具有穿越历史事件本身的超时空的人文意义、文学价值。
有意味也值得玩味的是，20年后，李劼老重写《大波》时，将这个重要的人物，这条重要的情节线给大大压缩了。这当是老版与新版的重要不同之一吧。对此，也许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毫不含糊地推崇老版的。原由很简单，它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更能体现李劼人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更能体现李劼人大度从容的历史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对此，有人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诘难驳斥：李劼老不是自己都说过，三部里面，《大波》（原版）最差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劼老是说过此话。但他为何会这样说？你不要去问劼老，问时代好了。
笔行至此，我还不由联想起了四部差可与《大波》（原版）比附的长篇小说，顺带提说几句。其中两部是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两部是当代文学范畴的。有几乎是公认的经典性标杆性之作，如茅盾的《子夜》、钱钟书的《围城》、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我个人认为可作为当代长篇标竿之一种的贾平凹的《废都》。本来，将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拿来作比较，是不科学不恰当的，但这里，我只想就行文气度发表点个人意见：
《子夜》相当精粹严谨，而《大波》更显从容淡定；读《子夜》感到作者仍在驱赶人物、故事以至读者奔向一个概念的结局，而读《大波》，却似顺水流舟，一段一段，一波一波，生活就这样流淌，无所谓什么结局，就这样无止境地自然地流。
《围城》倒是行云流水，但确实略显油滑一些，戏剧一些。
《白鹿原》布局谨严，人物重彩，表象厚重，但骨子里有一种新概念化之浅薄，千回万转仍是在匆匆往一个其实简单的目标奔。
《废都》除却其性描写分寸不说；也除却我以为之深沉立意（废人、废人类，废都、废世界）不说，其叙述气度之从容倒是与《大波》有些可类比之处。可惜套话本之语言及行文硬了、死了一点。琐事常景尚可表现得滋润活络情趣盎然，而又缺《大波》整体性的大度从容，张弛有度，以及语言及行文的淡泊而活泛。
这约略而片面的比较，仅凭个人的直感、印象，本不足为方家道。只因自己确有此感，便不揣冒昧顺带写下来了。其实，全文所说都是如此，朋友聊聊或尚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请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