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stian Veg （魏简）
在我长大的法国，李劼人很早就被看做中国五四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大约因为他在法国留过学，他的《死水微澜》的法文译本1981年由法国驰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除了被“革命化”的鲁迅之外，五四文学的法文译本并不多，李劼人之外基本上只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郭沫若自传和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这些作品就成了第一批法国读者有机会欣赏的中国现代小说。遗憾的是，那一本由温晋仪(Wan Chunyee)翻译的《死水微澜》之后，就没有更多李劼人作品的法文版问世。无论如何，读书时，我很快就碰到了那本《死水微澜》，在我的印象中，它理所当然地属于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品。所以，不少年后开始研究四川的新文化运动时，在成都认识了几位专门从事李劼人研究和编辑工作的学者，李劼人对我来说已经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此，我很荣幸答应了负责校对李劼人全集的法文词句工作。从2010年末到2011年的夏天，我陆续校对了十多篇译成中文的法国长篇小说和几篇介绍性或议论性散文的法文词句。
李劼人在法国期间，对法国当时的文学、新闻、艺术和政治的讨论都很感兴趣。他认真地将法国文学概要性的著作翻译或概括成中文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譬如《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1922年）和《鲁渥的画》（1920年）既完整又详细地讨论文化界的新趋向，也显示李劼人为了深刻认识法国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在1920年代的法国，文化和政治议论又多又复杂，李劼人很兴奋地投入在里，专门写了几篇评论，无论是跟法国第三共和国密切相连的国立教育制度、“性教育”的必要（也是五四时代的大议题），还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败。他选择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也值得留意：不仅反映对政治或思想内涵的关注，作为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旁听生的李劼人也很关心作品的文学价值。李劼人虽然在法国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巴黎，他还是很用心地读到了最新的作品，注意到了文学奖项并追踪了新的发展和取向。
李劼人在法国的兴趣很广泛，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向。第一个跟他的勤工俭学身份有关：很自然地对左翼政治，法国的工会传统，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感兴趣，即便他没有翻译过最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或无产阶级小说。与左翼政治有关的另一个方向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第三个方向是关注四川本土的李劼人对一系列与本土关联的话题感兴趣，即本土文学与神话、方言、正在经过工业革命的法国农业和农村的未来。最后也许可算最重要的方向是脱离传统社会的伦理规则，解放妇女，解放社会思想的意图，同样也是五四文学的大话题。
从《李宁在巴黎时》（1924年）一文可以得知，李劼人对国际革命的关注，他文中也引用法国经济学家季特（Charles Gide）从莫斯科发给法国《每日报》关于十月革命六周年的纪念仪式的报道。季特就像当时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联的评价一般都比较高，但季特本人的政治理论虽然也源于左翼，跟共产主义却保持一定的距离：季特属于法国的自由主义左派（也属于少数的新教资产阶级），批评第三共和国政府对宗教限制太严，自己主张“相互扶持”（solidarité）和“协作主义”（coopératisme），尤其是农业合作社（coopératives agricoles）。
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当年无政府主义式或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的重要。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与第二点也有相连之处：在《法人最近的归田运动》一文（1924年），李劼人讨论1920年代发展的主张安排工人回到农田，怀疑工业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有神父兼政治家abbé Lemire)。李劼人对归田运动的兴趣也反映出他与现代化话语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选择翻译若干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小说，大概跟他对本土的兴趣同样有关。李劼人住了几年的蒙彼利埃离都德的尼姆并不远，语言也相似，尤其在《达哈士孔的狒狒》（Tartarin de Tarascon）中李劼人也找到了一个可以处理白话与文言，国语与方言之间的张力的文学方法。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翻译是赫勒·马郎（René Maran）的《霸都亚纳》（Batouala）。这部小说虽然当时很有名，获得了1921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但后来渐渐被遗忘，马朗也被更有名的反殖民主义、主张黑人文化认同（négritude）的作家（像Césaire或Senghor）替代而被人们忘掉。翻了几页李劼人的译本之后，我就去找了法文原文，读了这本从来没有读过的最早反殖民主义小说之一。马朗原来是马提尼克人，在法国寄宿学校长大，成为法国殖民地部门的行政官员，以殖民执政者阶级身份发现了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今天的中非）的现实而写了《霸都亚纳》。尤其在自序里，马朗深刻又尖锐地解剖了殖民主义的盲目暴力与对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破坏。李劼人1930年代初在成都翻译的克老特？发赫尔（Claude Farrère）1905年同样获得龚古尔奖的《文明人》（Les Civilisés）却是一个对殖民主义颇有暧昧立场的小说。以法国殖民化的越南西贡为背景，它对一群年轻法国海军的可疑行为没有显明的判断，也大量地重复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李劼人对这种风格的兴趣或欣赏之缘由也可以跟他选择翻译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萨朗波》（Salammb？）联系。但有趣的是李劼人在译者序中将《文明人》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讽刺，表示对小说的叙事角度的肯定：“本书以西贡为背景，而讽刺所谓文明人者不过如是；议论或不免有过火处，然而文人‘艺增’固是小疵。吾人亦大可借以稍减信念，不必视在殖民地上之欧人个个伟大，即其居留国内之公民，几何不以此等人为‘社会之酵母’哉！”发赫尔的背景和个人历史也很复杂，他于1930年代站在左派知识分子的一边呼吁辩护犹太人，他同时给法国极右报纸写过评论而支持日本的军国政治，甚至赞同“满洲国”的成立。
最后，李劼人翻译了不少反对传统伦理，呼吁解放妇女、解放个人的小说。他的名为《马丹波娃利》的翻译对1925年的中国读者一定作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从李劼人自己的小说《死水微澜》对同样题材的处理也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简单地将福楼拜的小说视为一本易卜生式的攻击传统的工具。他翻译19世纪末的卜勒浮斯特（Marcel Prévost）的小说《妇人书简》（Lettres de femmes）也可以显示出他对私人写作的兴趣。同样有趣的，当时引起很大议论但现在几乎完全被遗忘的一部小说是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的《单身姑娘》（La Gar？onne），原文书名更接近于“假小子”。它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性别角色的大变迁，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样被起诉上法庭，李劼人在译者序也强调他“仅仅打算把法国政府在文学史上最蠢笨最无聊的举动，介绍给我国”。
李劼人在法国的四年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有重大贡献，但好像也没有很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上或哲学上的立场。他读到的法国小说、新闻、理论著作主要给他提供了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更多的思想的可能性，但他常常也保持了一个批判距离。一战刚结束的法国也不是启蒙者的理想国，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议论活跃又尖锐的正在变迁中的社会——对我而言，读李劼人当时写的与翻译的作品后最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他在那种环境里找到的好奇精神与开放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