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田清辉/文 韩燕丽 / 译
桑原武夫在他的《四川纪行》(全集第六册)一文中，描述了作家李劼人设家宴招待他的情景。主人端出一道汤，笑说：“这道汤，你喝了一定觉得是螃蟹做的，但其实不是，猜猜看，是什么？”一尝之下，果然是螃蟹味道，且汤中有柔软似蟹肉般物什。桑原武夫沉思默想一番，遂推断是由瑶柱和蛋黄制成。答案全中，主人夫妇鼓掌大乐。
倘若换了是我赴宴，一定想破头也答不出来。如我这般只知狼吞虎咽却完全不懂细品滋味的人，吃怎样用尽心思的山珍海味，对我来说也仿若投珠与豕。且我这只猪，偏偏还孤芳自赏，窃以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劳动者，不必懂得珍珠的价值，于是更加无可救药。桑原武夫接着写道：“李是美食家，他说自己已写成有关中国人饮食生活的著作，只是尚未出版。我道，现今的中国，恐怕难以出版吧。听我此言，同席的沙汀氏道，不然，迟早总会成书，李先生对于中国人的衣着亦有心得，可做衣食住三部曲出版。”
早就计划将李劼人作品译成日文的竹内实，读过上文后，特向李劼人本人询问有关美食的著作是否得以出版。据说得到的答复是，所谓三部曲便是作者的代表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布里亚？萨瓦兰没写成《味觉的生理学》(又译《美味礼赞》)，却写成长篇小说描述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暴动，与此同时，还保持着美食家的鉴赏力毫无减退。这个事实令我觉得莫名感动。从布里亚的《味觉的生理学》中我们能体味到的，是作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洞晓人间百态之后，依然不失平和的心态、安详的目光。老实说，这样的人物，并不适合革命的大时代。因为他们在世人尽走极端的非常年代，始终不偏不倚、不群不党，避开过度的左右取向、坚韧地保持前行。布里亚最终不得不逃离法国，颠沛流离于德国、瑞士和美国等几个国家。
回头看中国，不仅是辛亥革命，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每每总是规模庞大。而中国的布里亚却不用亡命他国，通晓美食乃至人世间的李劼人能够安然度过革命风云迭起的半个世纪。且看他在《死水微澜》中如何描绘成都西北道猪肉之美味。“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的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四川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这样的描写，不折不扣就是美食家的语言。这还不过是我随手拈来的引用，类似这种贪吃食客的感想文章，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随处可见。
成都平原的猪肉何以如此美味呢？第一个原因，喂料上乘。除了厨房残剩的米汤、菜蔬也就是臊水之外，大部分食料是酒糟、米糠，小部分是贫瘠地方的人家也不容易到口的玉米粉和碎白米稀饭。第二个原因是猪圈讲究。除了贫苦人家不得不放养之外，其余人家大都是用大石板铺地、粗木桩做栅来修盖猪圈精心喂养。并且还有机巧设计，使猪排泄的污物顺着倾斜的石板流到圈外厕所。不仅如此，炎热时节容易发猪瘟，还要时时拿冷水去泼它。总而言之一句话：“只准它吃了睡，睡了吃，绝对不许它劳动。”中国的布里亚说，这便是养殖美味猪肉的秘诀。
倘若真是如此，堪称美食家的人物一定不会泰然自若地说什么“君子远庖厨”之类的话。他们必定会主动侵入厨房，手持菜刀，文火慢煮，不惜时间与功夫亲手炮制自己喜爱的菜肴吧。再假若他们讲究美食以至病入膏肓，一定会对食物的材料也严加要求。比方说，为了优良的猪肉而亲手精心养猪，就像成都平原的养猪人家那样，美食家会充分注意任何一个细节，以期万全去努力提高猪的生活水平，使小猪们只管安心长肉就好。
这样看来，真正的美食家，应该是为了能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心甘情愿地忍耐繁重劳动的生产型人物，而不是吃了别人做好的现成菜肴，还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评论一番的消费型人物。如我这般轻侮美食家是资产阶级，永远只是将端上来的食物不加评判地一扫而光，终于肥胖至超出标准体重十公斤以上的家伙，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像一头猪。当然，外观并不一定能正确传达一个人的内在。刚才所提到的《四川纪行》中，桑原武夫就描绘李劼人的外观说：“年逾六旬，肥胖身材”。在文章的最后，他又写道：“饭后赏玩主人收藏的书画和瓷器，皆品位极佳。完全就是去文人家做客的感觉。”
味似螃蟹，且有蟹肉般物什的汤其实并不一定用螃蟹制成。和这道汤一样，以美味的菜肴和精美的美术品来愉悦远方来客的舌头和眼睛，表面看起来仿似文人雅士的李劼人，他的读者一定不难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他其实是与文人雅士全然相反的唯物主义论者。也就是说，外表和内容不一定一致。桑原武夫虽然识破了汤的材料，却没能看透炮制这道汤的主人的真面目。不过，仔细想想，这也难怪。因为在日本，所谓革命派文学家的大部分实际上都只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墨客。他们当中，可能也有所谓美食家吧。但是，他们只是一群以细腻味觉为豪的消费型人物，是“远庖厨”的君子们。《孟子》的《梁惠王》上篇中有如下记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我想，所谓君子，大概就是指的一些极为任性的人吧。如果君子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拒绝吃以兽类为材料的菜肴，我还能理解。但是，他们只是为了不受任何良心苛责，毫无顾忌地享受美味而硬将目光从令他们不愉快的厨房移开。真正的美食家如李劼人，到底是不能忍受这种想法的吧。1955年6月，桑原武夫听李劼人说已写成有关中国人饮食生活的著作，只是尚未出版后，之所以说出“现今的中国，恐怕难以出版”这样的话来，可能是因为桑原武夫听了此话，联想到小岛政二郎的《贪吃的人》、木下谦次郎的《美味求真》这样的书吧。他一定认为革命刚刚胜利之后的中国，没有出版这等闲文的余裕。但是我想，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因为中国的革命者当中，有许多像李劼人这样对国人的饮食生活──也许不限于饮食生活，对国人的衣食住行全般都抱有强烈关心的人在的缘故吧。当然，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提高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的水平。但是同时，如果舍弃这个问题而空谈什么革命，革命是永远不会开始的。
据我所知，日本的革命家们虽然不是服霞的仙人，但他们只会热心地讨论马克思和列宁，对于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却毫无兴趣。他们只是以学生运动家的感觉来理解所谓革命（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是学生）。今天，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无法突破青春文学的界限，日本的革命之所以落后于中国革命，其最大的原因可能正在于此。我时常不免担心，马列在日本已经化为类似我们祖先所崇拜的孔孟儒学一样的东西。
在日本的如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桑原武夫，在宽敞舒适的李劼人家享用过极品美味之后，心情大好，于游记文中臆测道：“李家以前可能是当地的大地主吧。”桑原武夫将对方误解为典型文人的臆断，或许难逃过于轻率的指责，但也不应太过加以责难。本来桑原武夫也从未想过大地主和文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太宰治不也是大地主的儿子吗？我倒从招致桑原武夫误解的这一事实中，发现到成熟革命家深谙待客之道的高雅人格。不过──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因为这篇游记是中国革命后日本人撰写的有关李劼人的唯一文章，所以这篇文章是不是将日本的《死水微澜》的热心读者们弄得有些兴味阑珊呢。比方说我自己，就是在知道1963年2月《人民文学》上登载的陈翔鹤的文章后，才明白李劼人既不是什么大地主的后裔，也不是通晓美食的文人墨客，中日战争期间他曾经作为成都文协的旗手之一，苦于贫乏困顿的生活。在知道陈翔鹤的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觉得就连译者竹内实，也似乎在犹豫是否可以无条件地赞美这位中国的大作家。至少我从他写的“解题”中，得到这种印象。当然，不论有无陈翔鹤的证言，我都会无条件地赞美李劼人。因为，他的作品全面地捕捉住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所最为欠缺的人民大众不屈的精神和能量，以及创造出这一能量的人民的衣食住行乃至性生活等方方面面。最打动我的，是他爱人生、爱人民的心。他是多么的仁慈，多么的坚强，同时又无比的宽容啊。他一定不会说“不劳动者不可食”这样的话，因为他明白，为了吃──尤其是为了吃到美味的食物，人自然会主动去劳作。而能够吃了睡，睡了吃，绝对不允许劳动的，在他的笔下，那就只有为了食用而饲养的肥猪了。
《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可以说就相当于岛崎藤村所著《天明之前》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一个是四川腹地，一个是木曾山中，两部作品都以边壤为舞台，试图从底层的视点──用藤村的话来说，从“野草丛中”──去描绘大时代横冲直撞的汹涌波浪。但是，完成的作品却全然不同。李劼人的作品正像当初所意图的那样，描绘了转换期的底层人民生活，遗憾的是岛崎藤村的作品却事与愿违，只具备高高在上的视点。恐怕岛崎藤村是“远庖厨”的君子吧。当《天明之前》的主人公向农民提出有关生活细节的问题时，老百姓只回答：“谁会跟你说真话？”便陷入沉默，这并非没有理由。君子看到鸟兽活动的姿态便不忍见其亡；听到鸟兽临死的悲鸣便不忍食其肉。他们是鸟兽的同情者。于是君子们远离厨房，远离鸟兽临死前的痛苦挣扎，只是香甜地大嚼烹调完毕的鸟兽的肉。面对如此君子中的一位，也就是《天明之前》的主人公时，农民当然不会说出真心话，因为对方本也不想听真心话。《天明之前》这部作品之所以就像梅雨季节的天明时分一般阴郁苦闷，是因为小心谨慎的作者始终只是作为革命的同情者而伫足不前。无论读多少有关革命的书籍，无论多么热心地讨论革命，或是摆出一副与革命共生死的姿态，同情者终归永远只能是同情者。然而，李劼人的小说却充满着厨房蒸腾的热气。
“死水微澜”大约就是积水中泛起一点细微波澜的意思。所谓“古池冷落一片寂，忽闻青蛙入水声”之类。当然，这里的积水代表着清朝末期整个亚洲的停滞。但是，这潭死水自有其独特的微妙色调和馥郁香气，用如此冷冰冰的词汇来弹劾几乎有些可惜。因为，近代以前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都集中体现在此。并且，如果详加观察，会发现这潭水中栖息着无数的生物。比方说，活泼地在水中跳跃游动的孑孓。从社会价值的观点来看，孑孓不用说是有害的生物。它们迟早会变成蚊子，吸人的血，传染疟疾。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几乎没有比孑孓更适合积水的生物了吧。孑孓的那种为了存活而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超越了善恶的评判，自有其动人的地方。正像施旺麦丹为了验证神的意志，去解剖虱子一样，李劼人为了展示革命的内涵，生动地描写出死水以及死水的必然产物──孑孓的生态。这孑孓就是一群生活在分崩瓦解前夕的清朝社会，做梦也没想过会发生变革，只是凭着本能泼辣地活着的无名男女们。他们自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即将发生的大革命的点火人。这一幅无名人物的群像图，将大革命复杂的机构装置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我对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不免抱有一丝惋惜之念。不错，那是一个古老、险恶的旧时代，但我总觉得那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美好的时代。
李劼人在《死水微澜》的前言中写道：“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势力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当然，作者并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小说的内容也的确可以被这样介绍。但“具体写出”中的“具体”，如果换成“非政治性地”或是“日常性地”也无不妥。不可否认，这一点正是多数读者被这本小说深深吸引的秘密所在。事实上，如同晴天霹雳般突然发生的“两种恶势力的相激相荡”，其发端正是哥老会的头目利用艺妓和耍花招赌博的方法骗走乡下小地主的钱，受骗的小地主为了报复而向势力强大的耶稣教曾师母投诉这等“非政治性”的日常小事。《暴风雨前》描写的事态更为紧迫，但小说的舞台从成都城外移到城里，并费了不少笔墨描写资产阶级家庭以及年轻人慷慨激昂的论战。因此，对日本的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暴风雨前》和《天明之前》一样有些缺乏生气。话虽如此，书中也有作者夸示其对鱼翅的渊博知识的愉快章节。另外，令我觉得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小说中描写的当时的中国青年人，极高地评价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且以谦虚的态度，打算向令《天明之前》的主人公感到绝望的日本学习。如果从社会革命的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远远走在日本的前头。但今天日本的年轻一代，究竟有没有在向中国学习打破陈规旧套的做法呢？并不仅仅只限于革命，在文学的方面，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