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光辉
摘 要 李劼人“大河小说”三部曲虽经改写，却无法遮掩作者试图建构的西方理想。李劼人在这三部小说中建构的西方理想包括西方文化理想和西方政治理想。西方文化理想主要表现在对“帝国主义”物质文明艳羡之后产生的文化认同，西方政治理想表现为对西方政治体制与民主精神的认同。李劼人用历史表达理想的写作方式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关键词 李劼人 “大河小说”三部曲 西方文化理想 西方政治理想
对李劼人晚期的西方理想的探讨不能深入进行下去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李劼人晚期做过成都市第二副市长，讨论此话题容易与李劼人这段时期的选择形成矛盾从而使讨论本身变得矛盾。根据雷兵的考证，李劼人在做副市长期间仅仅是一个“挂名”市长。李劼人清楚地知道到自己微妙的身份，所以他平时的言行、通信都非常谨慎，从来不在私人通信中谈及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在改写旧作的时候，他也小心翼翼，害怕作品在政治上犯错误，请有革命经历的儿子为自己把关。但是，这些都不能充分证明他完全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与追求。他的理想在他的小说中鲜明地呈现出来。他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告诉人们他理想中的政治、文化应该是何种形态，从而变相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
李劼人晚期很少正面谈论自己的西方理想，然而，透过李劼人文字的缝隙，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西方理想。这个理想与成都文化紧密结合，是一个产生于市民社会之中、成长于历史风浪之上、在客观的历史陈述中被构想的未来社会蓝图。李劼人的西方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文化理想，一个是西方政治理想。
一、“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李劼人的西方文化理想
在《死水微澜》中，李劼人讲述了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的故事。由于李劼人在上世纪50年代改本《前记》中总结《死水微澜》的主题时，突出了“教民”与“袍哥”的冲突，致使很多学者在评论《死水微澜》时都忽略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内涵。丁帆认为李劼人在50年代写的这个《前记》不可采信，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个《前记》中，还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在《死水微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影子，但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以教堂、医术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却深深地影响了成都人的生活。所以，“死水”是对中国内地社会的整体隐喻，“微澜”也是一个很具有包容性的比喻，包括政治、文化、经济、观念等各方面的内容，搅动“死水”的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现代文明。小说表现的是西方文化入侵之后内地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动：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造成朝野上下震动以致内地官员们对外国人惧怕万分；经济入侵使国人对先进的西洋物质文明产生羡慕的心理；教会入侵使内地部分人民的思想观念受到挑战与颠覆；文化入侵使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等等。丁帆说：“在西南内地，‘洋教’的渗透，外来商品的大量输入，虽然有文化殖民与经济殖民的罪恶意图，但在给西南内地乃至整个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激起了‘老中国儿女’文化思想深处的‘微澜’。”这一判断与我们阅读《死水微澜》的感受非常一致。杨联芬也有类似的评论：“从成都郝公馆颟顸的主人、满屋的洋摆设，我们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文化已经在生活方式上影响到了中国，中国传统观念的固守已经不太可能。”所以，《死水微澜》表现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主题。“大河小说”三部曲中包含了这样一个关于西方文明改变中国文明的逻辑顺序：经济优势、文化变革、政治变革。
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入侵迫使保守的中国人承认自己的落后，暗示中国文化必然难与西方文化抗衡，最终必须改变自身。顾天成被洋药救命后信奉洋教，在《大波》中成为革命者。郝达三虽然反对洋人，但是却希望不要把洋人杀完，有好东西好公平交易，后来他成了咨议局的议员，推崇立宪和民主。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的较量中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与之对抗的行为显得愚蠢、荒唐、可笑。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真正厉害之处。与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老舍对西方文明的批判、钱锺书对中西结合文化的嘲讽、张爱玲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均不相同，李劼人对西方现代文明欣然接受。由于客观化叙述的作用，我们在“大河小说”三部曲中看不到任何对西方文明批判的意图。
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人性、道德均必然发生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只有变化之后的人性与道德才是充满活力的、可爱的。《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并未接触过西方思想，但是她的人生选择吻合了中国人对西方女性的理解。她对性的态度对传统婚恋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既是死寂的人性中自然泛起的“微澜”，又体现了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时代变迁。蔡大嫂最终嫁给信奉洋教的顾天成，隐喻自然人性对西方文化的皈依。蔡大嫂是时代的新人，亦是李劼人对未来人性的理想化阐释。李劼人笔下的几个女性形象——蔡大嫂、伍大嫂、黄澜生太太都具有这样的性格。他们不再按照礼教伦理规范自己的行为，其开放程度远超同时代的多数女性形象。女人品行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标志，李劼人通过这些女人的故事建构了一种西方文化理想和自然人性理想。
在蔡大嫂的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敢作敢为、言行不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连罗歪嘴都觉得她是一个“不安本分的怪婆娘”。按通常的理解，“本分”就是遵守传统道德对女性的基本要求，“不安本分”就是突破道德要求而有了个性意识。蔡大嫂有不安本分的心思，而且大胆地把这种不安分付诸行动，让不安分的行为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准则。《死水微澜》的叙述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虽然蔡大嫂的行为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但是她并没有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道德败坏的女人，而是成为人们进入道德问题讨论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关于道德的讨论中，肯定蔡大嫂行为规范的论点总是占据上风。几乎没有例外，评论者自然而然地由蔡大嫂联想到李劼人曾经翻译过的文学作品 《马丹波娃利》 （今译《包法利夫人》），“自由、平等的爱情”受到肯定，蔡大嫂的行为被视为符合新型的道德标准的行为，而规规矩矩的婚姻则被视为“不道德”。这是一场场叙述的胜利，其效果让评论者感到惊异无比：“作者为他们的爱情大开绿灯。可畏的人言因罗歪嘴的势力而难于杀人；戴绿帽子的蔡傻子居然‘傻得其所’，以至于让人忘却了他的值得同情、怜悯的一部分。于是，叛逆者的爱情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我们似乎能听到蔡大嫂胜利的欢笑声。”李劼人笔下的情爱叙事导致了“道德评判的‘失语’”，是西方文化征服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
在这场叙述对于道德的胜战中，《死水微澜》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的传统婚姻规范、道德体系存在问题，大胆的叛逆反而是符合人性的，甚至可以以此建立更好的道德规范，但这个道德规范不是中国式的，而是西方式的。李劼人让这个道德规范的建立在后两部小说中继续，在《暴风雨前》中塑造了伍大嫂形象，在《大波》中塑造了黄澜生太太形象。无论这些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目的为何，她们的观念中已经没有了传统淑女的贞操观念，没有从一而终的古训痕迹，她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把非从一而终的性爱作为正当的人生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理性抨击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最终落实到对传统性伦理的颠覆。李劼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性爱观念吻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型性伦理的期待。
蔡大嫂是大胆追求情欲的女性，伍大嫂是被迫出卖情欲的女性，黄澜生太太是主动寻找情欲的女性。蔡大嫂的“不安分”是主动选择，伍大嫂的“不安分”是被动接受，黄太太的“不安分”是逆伦的挑战。伍大嫂在作为被动者时，依然不忘真情付出，致使半推半就的郝又三无法拒绝伍大嫂的情感。伍大嫂为生存出卖肉体和“心”，有商业味道，亦是知恩图报，很难将其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妓女有情有义，货己为生，似乎成了另一种道德。葛寰中等人倡办的“新化街”，实乃效法日本，谓之文明之举，是新型文化对妓女地位的承认。能如伍大嫂这样真心真意为嫖客献出身心的，反倒显得品格高尚。刘三金、伍大嫂是一类人，这两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女人，并无不道德的成分，反而显得真诚而可爱。这种价值观念与古代小说对妓女的溢美溢恶均不相同。小说叙述者引导读者完成了对妓女的充分理解。妓女是一种为生存而被迫从事的职业，透过她们的性观念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性伦理中情与欲的关系。按传统伦理观念来评价，黄澜生太太应该属于乱伦的荡妇。然而，小说的叙述者仍然让读者感受到了乱伦的正义性（这一特点在旧版《大波》中显得尤为突出，大段的内心独白颇似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叙事，乱伦的罪恶被人物的自我灵魂拷问冲淡）。李劼人通过女性性道德的反常规叙述，将封闭的成都文化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联，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
这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法国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福楼拜、玛格利特、卜勒浮斯特等法国自然主义作家都深深地影响了李劼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李劼人实现了西方女性、四川女性、中国古代女性形象的完美综合，从多方面建构了一种非常西方化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也鲜明地呈现了李劼人的西方文化理想。
与李劼人同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大师沈从文，也在建构理想人性，但是李、沈所建构的理想人性却有着极大的不同。沈从文建构的是返古、返自然的人性理想，而李劼人建构的是现代的、西方式的自然人性理想。二位大师都立足于自己生活过的故乡土地，都赞赏自然人性，但是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文化道路。
二、“志士的形成和变化”与“轩然大波”——李劼人的西方政治理想
从大的方面讲，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谋求西方政治中国化的运动。维新派、革命派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中国政治西方化，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是对西方不同政治制度的效仿。李劼人耗费了最多的精力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阵痛，暗示了他对西方政治的倾心向往。在“大河小说”三部曲中，李劼人还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系统地阐述了晚清士绅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为中国未来政治形态描绘了理想蓝图。
政治西方化首先表现为经济西方化，而经济西方化必须依赖政治西方化。“大河小说”三部曲中的人物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被叙述成为正当而自然的行为。在《死水微澜》中，邓幺姑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自然而正当的追求，先是梦想嫁到成都，后嫁到天回镇当了老板娘，最后嫁给土地主顾天成。她两度出嫁的理由都是寻求物质上的依靠。这个逻辑可以一层层上推。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中，寻求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成都上流社会的常谈话题，对外国物质文明的态度亦从感到新鲜变成依赖，恰如邓幺姑之梦想嫁到成都而依次嫁给蔡兴顺和顾天成。嫁给蔡兴顺隐喻依赖本土资产阶级谋求经济发展，嫁给顾天成隐喻依靠西方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在《暴风雨前》中，伍大嫂为钱卖身亦能得到读者充分的理解。在《大波》开头通过葛寰中之口转述了郝香芸的“借债救国”论（“借债救国”论实际上正是立宪派的经济策略和政治策略），暗示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外国资本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李劼人在谈《暴风雨前》的主要内容时说：“《暴风雨前》的时代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己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的这一段时间。背景是成都。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李劼人所说的“志士”，指的是“文明合作社”中的几个进步青年，苏星煌、周宏道、郝又三、尤铁民、田伯行等青年知识分子。苏星煌留学日本，接触西方政治制度和文明，倡导立宪；尤铁民空谈革命，鲁莽无畏；田伯行开办小学实行教育救国；郝又三摇摆不定，走中庸之道。葛寰中虽为旧官僚，却是维新派，见识开阔。这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腐朽野蛮，无论最终走上什么道路，他们都希望中国政治制度改变，都有一个西方式的政治梦想。在行为方式上，他们有的激进，有的中庸，有的在实干中潜隐着私欲。变革的大潮与复杂的人性纠缠在一起，不同的人生道路中隐含了一个共同的选择。
与上世纪50年代诸多作家在小说中批评维新派或避而不谈的做法不一样的是，《暴风雨前》的叙述达到了这样一种认知历史的效果：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寻求中国现代化的行为是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在一个专制社会的大背景下，民智不开，信息闭塞，前途不明朗，知识分子能有如此见识，已属不易。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暴风雨前》和《大波》看做是四川立宪派的历史，描述内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政治模式的过程和他们为此开展的行动。《暴风雨前》描写的是对新型社会模式的探寻，《大波》描写的是具有西方政治思想的人物开展的革命行动。四川立宪派的主要人物包括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保路同志会副会长张澜等人，他们都在小说中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有共同的特点，历史学家将其概括为五点：“第一，他们都受到了戊戌以来维新变法思潮的深刻影响。第二，其中相当多的人在日本等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陶冶。第三，他们是新式学堂的创办者、组织者或积极活动家。第四，他们是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心鼓动者与活动家。第五，他们都怀有比较强烈的反帝爱国热情。”这类知识分子在《大波》中成为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受到民众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李劼人在谈《大波》的主题时说：“……上卷末的衙门流血，既写得不够全面，那件事，还只算四川乱事的开始，必到川西坝民众起来了，同志军因利乘势，与赵尔丰的军队不断冲突，使得清朝统治阶级手忙脚乱，不能不派遣端方统率一标湖北新军入川，又不能不叫瑞澂调劲旅到川鄂边境布防，以致武昌空虚，革命党人振臂一呼，而于十月十日打出革命第一枪，这才算得‘轩然大波’，也才是‘大波’的主题。” 从李劼人的创作目的来看，《大波》要表现的是时代大潮如何推动四川各个阶层的人自发组织起来与封建专制统治者抗争，从而在事实上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四川各阶层之所以能够组织联合起来，与西方文明的进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如苏星煌），基层官员出国考察（如葛寰中），开阔了眼界，中国未来政体有了效法的对象；立宪派、改良派官绅进入了推行民主政治的咨议局，成为与专制政府相抗衡的力量；愚昧而又爱国的民间组织（袍哥和红灯教）不断挑起与洋人的矛盾，攻打教堂，对抗朝廷，但是反而遭到政府军的镇压，而专制政府的血腥镇压又加剧了官民的矛盾；进步团体利用民众的盲目和热情组织起反政府的运动（这一点在新版《大波》中有所改变）；而军官多有留日背景，有了民主意识，不再愿意完全受控于专制政府……总而言之，官、民、学生、军队、民间组织或接受了民主观念，或接受了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或有为生存对抗官府的其他理由，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得不以暴力的方式解决。维新梦难以为继，革命势在必行。这就是马识途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全部引文见下文）。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中，西方的政治制度、物质文明、文化侵入是导致这场革命的幕后推手。
受控于所处的历史语境和作者本人的文学观念，李劼人并未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大河小说”三部曲的总体构思和李劼人的序言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李劼人对辛亥革命的赞同。在赞同的背后，隐含了李劼人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制度的赞同与向往，表达了一种西方式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理想。
与李劼人同时代的几位川籍作家，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巴金留学法国，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早期小说中表达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郭沫若留学日本，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诗歌中建构了一种乌托邦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李劼人留学法国，反对直接参加政治团体，在小说中表达了一种西方民主、宪政的政治理想。这三位川籍文学大师，在政治取向上不尽相同，但是在利用文学表达政治理想方面殊途同归。李劼人在写“大河小说”三部曲的时候，与郭沫若、巴金相比，从年龄到写作技巧都更为成熟，而他在改写这三部小说的时候，世界观更为定型。因此，“大河小说”三部曲凝聚了一个成熟的四川作家对文化与政治的沉重思考。
三、身份尴尬与表达策略
在上文所引关于《大波》主题的自陈文字中，李劼人虽然提到了“川西坝民众起来了”，但是小说并没有用心虚构以工农为主的群众的力量（例如保路同志会成立时，拥堵的人墙其实“大抵是街坊上伙着挤来看热闹的本分人”），而是把保路运动的功劳都归到新派知识分子身上（即使是作战最勇猛的同志军，主要成员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显而易见的是，《大波》并没有将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描绘为人民群众（新版《大波》做出了这样的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而这与当时的文艺方针并不吻合。为什么李劼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不把精力用于重写一部新的小说，更不把有限的时间奉献给歌颂伟大的劳动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之上？退一步讲，作为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至少也应该在改写《大波》的时候把人民群众放在主要革命力量的位置上，而不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改写后的《大波》并不具备上述品质，群众的面目非常模糊，最具革命思想的并非群众。排满、文明、改革、革命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与晚清流行的革命小说主题非常一致，与新中国的革命小说有天壤之别。难道李劼人不明白当时的文艺方针？
不明白自然是不可能的，实行起来却有思想上的障碍。雷兵在盘点李劼人改写《大波》的心态时，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资料有，难在‘表现’上，其实也不是写作水平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是什么思想问题呢？
沙汀在《怀念李劼老》一文中提到一件事：“1957年春夏之交，我们充满信心到菱窠走访他，希望他能参加文联即将举行的座谈会，他拒绝了。在离开时，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说：‘老沙，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发言呵！’”这件事透露了李劼人的警惕。马识途在他回忆李劼人的文章中写道：“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总是积极拥护的，虽然对我们的某些做法，不尽以为然。除了一九五七年他曾直陈对知识分子工作的个人看法外，一般场合他对党的工作都表示拥护。然而那一次却给他带来他想象不到的结果，他在人代会上曾经做过公开检讨。从那以后，他遇事多沉默，但是我知道，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作为共产党朋友的初衷。”马识途的回忆谈得很有技巧，他用主观推断的方式谈了李劼人此期的心态，实际上回避了对李劼人真实想法的探寻。隐藏在李劼人“沉默”中的东西只有从他的作品中才能挖掘出来。
李劼人在改写《大波》的时候，把第一稿寄给儿子看，希望这个参加过革命的儿子能够给自己把把政治关，结果儿子把这一稿批评得一塌糊涂。李劼人听了儿子的意见，去掉该部分重新写成了十几万字的初稿。张天翼也曾代表“组织”找李劼人谈话，希望他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进行分析评论。由于无法看到《大波》的第一次修改稿，很难判断第一稿写成了什么样子，但是这种可能是有的：李劼人在这之后调整了表达的策略。结果是，“组织”上的要求和作为参加过革命的儿子的意见都没有完全体现在新版《大波》中，《大波》用了一种非常客观的方式陈述历史，不惜以牺牲艺术性与可读性为代价。
与老版《大波》相比，新版《大波》在开篇就定下了不同的基调。老版《大波》开篇讲述的是成都的市井风俗，而新版《大波》一开头便把场景放在顶着长江洪流破浪前行的蜀通轮船上，暗示革命洪流即将到来。在蜀通轮船上，葛寰中和周宏道有一段枯燥的讨论，表面看叙述了保路运动的背景，实际上也再现了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为经济建设所做的种种努力。蜀通轮船是航行于重庆与宜昌之间的第一艘中国轮船，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象征。该船的通航为四川与外界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让四川人接触到了现代化的气息。革命就是在这种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中展开的。李劼人在重写版的《大波》中，试图尽量还原史实，表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努力。这样做的代价是“在重写版中，则主要表现为艺术迁就史实，或史实冲散了艺术，以致那样庞杂、纷乱”。
在《大波》的写作过程中，李劼人尽量用历史本身说话，大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把生动的小说改写成了相对枯燥的历史。在写作《大波》的整个过程中，李劼人都在不断搜集历史资料，试图使小说的历史叙述部分更为接近历史真实，这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1962年1月4日写给巴金的信中谈到巴金寄给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并说“得此，此书便成完璧，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在新版《大波》中，历史真实的重要性似乎要远远大于艺术性，正如何大草说：“新版是写历史，任务不过是小说家演绎历史的活道具。”在《大波》的阅读过程中， 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李劼人重述历史的意图，一个曾经致力于挖掘人性内涵深度的作家，转向了对历史事件的复述与演绎。李劼人自己说得更明白：“设若放开手当成一部小说写，那么，就写上三四十万字，也不见得能够写到成都独立，大汉军政府组成，尹昌衡把赵尔丰的脑袋斫下；更何能写到四川统一前后，那些错综复杂，阴谋诡计，十足表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难于彻底的真相？”原来李劼人重写《大波》时，本就没有打算将它当做小说来写，他努力呈现的乃是历史的“真相”而已。从写作技巧上看，《大波》又有模仿《三国演义》的痕迹，试图描述恢弘的历史画面。但是《大波》在描写历史的时候却没有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为历史真相牺牲艺术的遗憾。所以李劼人说：“读者指出《大波》中的许多人物好像是多余的，这可说明是我不及罗贯中太远之处。”李劼人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与罗贯中比较，透露了《大波》写作的方法与意图。马识途这样评价：“李劼老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刻性不能不受到某些局限（《大波》后来修改时，他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有所提高），但是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笔触，却把他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中去。”李劼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是一种客观现实主义的笔触，这正是他在改写《大波》时表达理想的高明策略，既回避了对历史作虚假想象，又可以通过人物之口陈述自己早年的民主梦想。
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回忆：“李劼人青年时代曾对辛亥革命抱过很大的希望，渴望有一个民主共和国，但这希望落空了。”后来，李劼人下定决心不跨入官场，并因拒绝从政而得罪军阀。李劼人不入官场，并不代表他就不再关心政治。他早年的民主梦想在他的作品中有鲜明的呈现，《暴风雨前》和《大波》是对这个梦想的最好诠释。李劼人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参加保路运动的经历使他目睹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和运动，不论是从信仰上还是从感情上，他都不可能抛弃这群曾经与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青年李劼人的热情延续到了老年，改写《大波》可以看做是他对青春激情的纪念。
《大波》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描写的细腻程度，早已超出一个小说家应该关心的范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心描绘，又引导读者对他们的革命理念产生认同感。《大波》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新旧杂陈，“在改朝换代的时代暴风雨面前，高度的敏感性使他们最容易接受时代的新因素，但也最容易使自己固有的旧因素同时代发生冲突，因而自身的弱点也暴露得最充分”。虽然刘勇对李劼人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均做了正反两面评价，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更鲜明的感受却是这些知识分子或半官绅的人士在时代潮流面前挣扎摆脱旧束缚的阵痛，他们都有渴望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现代叙事学理论认为，“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持续的内视点导致读者希望与他共行的那个人物有好运，而不管他所暴露的品质如何”。也就是说，李劼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人物的精细描写实际上达到了让读者同情这些人物的效果，因为他让读者了解了他们革命的想法与意图，这些想法充斥于大段的对话之中。这让我们再不难理解为何《大波》的对话特别多，读起来简直像是在看话剧。但是在《大波》中，关于政治的讨论却很少。蜀通轮船上葛寰中与周宏道有一段讨论，在第一部第三章第二节中有过对革命派、改良派和洋务派的介绍，之后基本不再有议论性的文字，全以描述性的语言客观呈现同志会的成立、“开红山”流血事件、端方入据重庆、夏之时龙泉驿兵变、四川假独立、赵尔丰复辟等复杂的历史。这种描述方式淡化了作者的倾向，是一种高明的写作策略。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借历史题材表达的作家不乏其人，先有《武训传》，后有曹禺的《胆剑篇》、田汉的《关汉卿》、吴晗的《海瑞罢官》、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等。四川作家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是题材禁区有所松动后问世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事实上是步李劼人的后尘。不久之后，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李劼人逃过一劫，固然与他不在人世有关，叙事策略无懈可击亦为重要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