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经发掘开启旷世宝藏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云居寺遗址上来了一个陌生人。那时云居寺满目苍凉，一片废墟。此人在云居寺劫后余存的北塔和残破的山门前，伫立良久。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朴初先生。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太湖县，早年就读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历任上海佛教协会秘书、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佛教敬业社社长。1953年，他与巨赞、陈铭枢、吕澄、周叔迦等居士学者，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和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赵朴初不仅精通佛学、古诗词，还是书法大家。他的书法为一代珍品，他的古诗词颇多传世之作。这是赵朴初第一次来云居寺，他感怀这座千年古刹的浩劫，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妥善保护好寺院遗址。
1．石经山藏经洞发掘
赵朴初返回京城，中国佛教协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年份——1956年，恰逢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用什么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呢？中国佛教学会想到了房山县云居寺的石经。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部石刻佛教大藏经，其宗教价值、佛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历史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房山石经的本来面貌，辽太平七年（1027年）虽曾开洞清点，但未能给后世留下科学准确的文献资料，何况太平七年以后至金元明皆有续刻。从新中国的佛教事业出发，有必要将封藏于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遗址内地穴的石经发掘整理，加以研究。如果以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来纪念佛祖2500周年圣诞岂不是一份独特的献礼？于是中国佛教协会向国务院呈递的请示，不久获得国务院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协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开始了发掘房山石经的准备工作。谁来主持这项空前绝后的重大工程呢？协会同仁想到了集着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为一身的周叔迦。
周叔迦，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1918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转向佛学。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中国佛学。他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渊博，着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身为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周叔迦担当起了主持石经发掘整理的重任。
1956年早春，中国佛教协会派出的工作人员黄炳章、金敏悟、阎文儒、俞伟超、卢松安等陆续到达目的地下庄。
黄炳章，1917年9月生于广东中山县。解放前曾任中学教员、机关及工厂职员。1949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4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工作。1956年他刚刚调入中国佛教协会，就参与了石经发掘工作，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他经历了石经发掘的全过程。1957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还在云居寺石经发掘现场的黄炳章便被确定为佛教图书文物馆的工作人员，后来他成为该图书馆的副馆长，为佛教图书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及佛教寺院的恢复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供职及担任副馆长期间，他负责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出版工作，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研究整理房山石经的知名专家。
阎文儒，着名考古学家。1912年12月9日生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193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史地系，1939年毕业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北京就读期间，师从着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教授。这是一位资深的考古学家，20世纪30代末曾赴西安调查长安城遗址并随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考古。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西北师范学院副教授兼敦煌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白师范学院教授，沈阳博物院博物馆主任、博物院委员、秘书长、代理主任委员，东北大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隋唐考古和石窟寺艺术的超进入雷音洞勘察。
教学与研究。先后参加了雁北文物勘察团和东北考古发掘团，对当地的古城、古墓和石窟进行了勘察、发掘。后参加由国家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负责讲课和指导实习。1956年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这次历时三年的石经发掘，阎文儒是主持发掘者。
俞伟超，着名考古学家，曾主持白鹿原墓葬、湖北班村、长江三峡文物保护等重要考古工作，在考古学理论建设、田野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等领域均有突出成就，被誉为“新考古学派”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环境考古、古代遗传物质考古等新学科的奠基人。他1933年1月4日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省江阴市。1954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1年1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读研究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自1956年开始到1958年结束，他参加了房山石经发掘的全过程。此后，他先后任北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卢松安，1898年生于北京城内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北京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曾任高师地理系技术员、丰台铁路职工学校教务主任、教育总署科员、山西统税局秘书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京华美术学院教员；1954年应老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之邀，到中国佛协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干事，负责文物保管和考古方面工作。此番来云居寺下庄，凡人员聘用管理，发掘排印、经济支出等一应事务皆由卢松安主持。
下庄是石经山下的一个小山村，考古发掘人员住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每天行程5里到石经山勘察工程。山上十分荒凉，杂草丛生，没有水，饮用水和工作用水都是用人力由山下河沟挑上山，生活用品、副食品需要骑着毛驴到12里外的石窝、长沟赶集，粮食则到15里外的南尚乐村购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3月12日这一天，下庄的乡亲们见到有人在石经山的接待庵遗址上修建五间工棚，他们哪里知道，这是黄炳章、金敏悟等工作人员在做石经发掘拓印的准备工作。
石经山临近三个村庄，南面是下庄村，东面是三岔村，西面是水头村，水头村的南端就是云居寺，拓经人员分别由北京、南京招聘而来，共计20人，其中一名女拓工，只能住在厨房里。负责伙食的工作人员每天骑毛驴出去购买粮食和蔬菜。后来，在当地培养了5人参加拓印。工作非常顺利，如期完成了开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切准备停当后，4月21日，石经山藏经洞前来了两个陌生人。
一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另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曾毅公是个大学者，他是中国着名金石学家、甲骨文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还是现代学界泰斗李学勤的恩师。
周叔迦、曾毅公亲临现场，石经发掘就在这一天开始了。石经山藏经洞分上下两层排列，原无编号，为便于拓印及整理工作，研究人员按近代考古发掘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两洞自右向左编为第1洞、第2洞，上层自右向左编为第3、4、5、6、7、8、9洞。在周叔迦和曾毅公的指挥下，工作人员首先开启第3洞（此洞面积最小）搬出经版，编号拓印。当时山上各洞洞门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第3洞洞门破坏最严重，上半部石门已不存在。各洞经版的存放一般都是下层立放，上层横放或平放，无规律地重叠于洞内。工作人员先从上层取出经版，抬到工棚内，洗刷干净，注明洞号，编号后拓印，每石拓印7份。各洞所藏经版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大型经碑高2.50米，宽0.60米；中型经碑高1.60米，宽0.62米；小型经碑高0.46米，宽0.76米。经版拓印后，仍放还原洞，最后以原洞石门锢封保存。
第5洞即雷音洞，又名华严堂、石经堂，是石经山上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石经洞，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版都是静琬早期所刻。洞中有4根八棱石柱，石柱上雕镂佛像1056尊，每尊佛旁都有名号，刻工精致，是石刻的精品。过去这里还供奉不少石刻佛像，是石经山上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此时雷音洞已遭到严重破坏，左壁上层静琬最早镌造的《妙法莲华经》等18块经版被砸碎脱落下来，殿内杂草丛生。靠石窗处砌有一个土坑，拆除土炕，发现残碎经版用来代砖砌炕，经拆除清理连同洞内外散落的残石碎片，共搜集到80余块经版。清洗后细心拼接，大体还能恢复完整。随后工作人员专程到石窝村请来高级技师，这位技师过去曾到过香港从事修整石刻，根据他的要求，配备先进工具和原料，按原来顺序将残损的石经镶还原处，使雷音洞原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文物的特点是不能再生。尽管是碎石，确是原物，是最有价值的。如果把这些残片作为废石处理，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修复雷音洞壁嵌经版这一过程，给发掘拓印工作以很大的启示。发掘人员当即形成一条规定：凡是洞内外散失的残石碎片，不论大小都一律登记编号拓印。
搬运石经，由下庄村、水头村、三岔村村民承担。各村由村支部指派轮流用工，将1、2洞石经抬出拓印单程就需1.2万工，可以想见当年工程之浩大。当时公路交通条件差，拓印好的拓片用马车运到北京城里的广济寺，一趟要走整整三天。
这次发掘拓印工作相当彻底，工作人员还收集拓印了散落于石经洞外和地穴外的残石数百块，全部拓印了云居寺及石经山上的碑记、经幢、题名、题记、造像、摩崖石刻等。
2．云居寺藏经地穴发掘
1957年8月1日，正当石经山发掘紧张进行的时候，周叔迦、阎文儒、王去非、俞伟超等来到石经山下的云居寺遗址，从此拉开了云居寺藏经地穴辽金石经发掘的序幕。
王去非，着名文物考古专家。1931年生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1953年夏，从甘肃敦煌来京参加国家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期考古人员训练班，1953年11月结业。1954年、1955年，继续举办第三期和第四期考古训练班，王去非留下来担任培训班辅导员，做辅助教学工作。其间参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第四期培训班结束，学员各自回原工作岗位，王去非因母亲病危未能离京，适值房山石经发掘，王去非便参加了石经发掘工作。王去非是阎文儒是的学生，在第二期考古人员训练班时，苏秉琦、阎文儒担任中国考古学殷周时代教学。后来王去非就职于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
经过20世纪40年代的兵燹，云居寺寺院建筑及南塔荡然无存，只剩下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南塔遗址已是一个土丘，杂草丛生。
云居寺南塔为辽代寺僧绍坦所建，是一座13级密檐砖塔，一般多误称“压经塔”。其实真正压经塔是天庆八年（1118年）志才所建续秘藏石经塔。
藏经地穴究竟藏在哪儿？史料中有记载，但是没有说明准确的地点，就在工作水尽山穷之际，奇迹出现了。黄炳章在紧张忙碌的发掘整理工作中，时刻不忘地穴石经的发掘工作，每天山上忙完后他都要到山下考察。有一天他在考察中忙得口干舌燥了，正恰走到一位老乡家的门口，就走进去找水喝。20世纪50年代，农村睡觉休息的不是床而是用土坯砌成的炕，他坐在炕沿上一边喝水一边和老乡聊天，无意间一低头的时候，看到了灶台上有一块被火光映亮的石头，上面仿佛还有文字。出于工作的本能，他急忙凑到灶台边，仔细一看，果然上边镌有文字，当他看到“……发心磨莹贞石，镌造大藏经，以备法灭，相继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了经近三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时他惊呆了，黄炳章将这块碑的重要价值向老乡做了介绍，老乡毫不犹豫地将经碑石取下交给了他。后来证实，这便是十分珍贵的《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
《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道：“筑台砌甄，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而《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中提到：“此塔前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这句话对藏经地穴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线索。
黄炳章喜出望外，将这方石刻带回与阎文儒认真研究，最后根据石刻上的记载，于8月1日开始勘测，首先清除南塔塔基上的土丘，8月6日塔基方台全部暴露。塔台十分完整，北面有三个经幢座，周围雕刻佛、菩萨、飞天、花草等。塔基中心有一砖砌地穴，中置石函，函内装藏物品均已无存。由北向下挖掘，并无经版。因北沿塔台东、南、北三面各掘一道探沟，塔台西面是山崖石根，无须开掘。
8月7日下午，终于发现了经版，找出了地穴四至。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墙，东墙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全穴2/3，南部占1/3，两穴之间隔有1米宽的土墙。南北两穴的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6层。这就是埋藏了800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其数量比有关文献记载的要多。志才《塔记》说瘗经版大碑180片，小碑4080片。这显然是最初的数量。其后经乾统至金明昌年间继续刻造的石经亦瘗于地穴中，最后累积其中所藏经版达到10082片。
根据石经的经末题记和有关资料推测，辽金两代曾先后进行过三次瘗埋。第一次是辽天庆八年（1118年），沙门善锐穿地为穴，瘗藏经版，并建石塔，刻文标记，记下藏经的位置。这就是藏经地穴北部。他把通理大师的刻经和后来寿昌、乾统年间太保令公陈国别胥续造的一些石经都瘗藏在这个地穴中。接着，金天会年间山西奉圣州保藏地经穴被打开，辽金石经显露出来。
宁寺玄英及俗弟子史君庆等又刻经27帙。因此把地穴启开埋藏了一些经版，由于容纳不下，便在原地穴南端开辟一穴，于天眷三年（1140年）瘗入。此后的金大定、明昌之间又刻了许多大、小乘经，再一次启开地穴将经版埋入。
地穴发掘工作自8月1日启动到8月7日发现第一块经版，仅用一周时间。当时石经山上各洞经版还未拓完，因此集中力量进行山上拓印。到年底石经山9个藏经洞的石经发掘整理工作圆满结束，各洞藏石经数目：第1洞1131石，第2洞1091石，第3洞333石，第4洞164石，第5洞146石，第6洞200石，第7洞285石，第8洞819石，第9洞390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