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书经于纸绵之上容易毁灭，铭刻在金属制品上代价又很昂贵，而刻经于石可以流传久远。果然，“周武之厄”后，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而北齐时代的几处石经却安然无恙。
1400年前的隋大业年间，幽州智泉寺僧人静琬选中了幽州西南白带山这块宝地。于是发下宏愿，要在白带山刊造《华严经》等12部佛经，从而开启了绵延千载的房山刻经事业。
静琬选中白带山刻经是很有眼光的，距白带山不远的大石窝是汉白玉的故乡，历来以盛产汉白玉着称于世，白带山一带还盛产青石和其他石料，这就为静琬刻经提供了丰富的石料资源。当年白带山山深林密，远隔尘嚣，既是佛教徒理想的修净之地，又是镌经藏宝的理想场所。由于静琬的选择，白带山留下传世宝藏，云居寺成为佛教圣地。
静琬本是南岳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思大师弟子，静琬刻经的直接原因是秉承师训，而首先发愿刻石藏的乃是他的师傅慧思。
慧思与静琬发愿刻经的目的是以备“法灭”，慧思师徒之所以产生“法灭”的危机感乃是“魏武之厄”和“周武之厄”所致。慧思的生活时代自北齐、历北周至隋初，静琬的主要活动则在隋唐之际，而慧思与弟子静琬则是由北周入隋的。慧思亲眼目睹了“周武之厄”，其弟子静琬亦或亲历。劫难之余，慧思师徒深感“法灭”的危机，而北齐时代所刻石经，成为有效保藏佛经的成功范例。于是慧思发愿刻石藏，以备法灭，但因时事动荡未能付诸实施。于是静琬继承先师遗志，成为开启房山刻经事业的一代宗师。
隋开皇、仁寿年间，是静琬刻经的酝酿准备时期。至隋大业中，其刻经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开始在白带山顶凿岩刻经。
在唐贞观二年（628年）刻经题记中，静琬曾铭刻下刻经的宏愿：
静琬为护正法，率已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觉。
在唐贞观八年题记中，静琬进一步申明了刻经的主旨：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2．隋唐两代刻经
静琬刻经之举，得到了大隋朝野的支持与响应。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临幸白带山附近的涿郡（今北京），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皇后弟内史侍郎萧瑀施绢500匹，于是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财物，从而为静琬的刻经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静琬刻经在隋大业至唐贞观的一段时间，他原计划刊刻12部佛经，这12部佛经的具体名目，由于缺乏记载，已不得而知。《华严经》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现藏于石经山雷音洞左之第八洞。其早期刻经如《法华经》、《胜鬘经》等则嵌于雷音洞内的石壁上。可以确认的静琬所刻石经主要有：《法华经》、《华严经》（晋译）、《涅盘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
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圆寂，他所开创的刻经事业由其门徒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继承下来。
玄导是静琬刻经事业的直接继承者。承静琬遗训，玄导首先续刻了《大品般若经》40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4卷、《思益梵天所问经》4卷、《佛地经》1卷，共4部。
《大品般若经》鸠摩罗什译，共90品，分别有27卷、30卷、40卷三种不同。但房山石刻《大品般若经》只有品目，没有卷第和条数，它的品目和高丽本，宋、元、明本等有出入，而日本正仓院藏唐代所写汉语藏本却和石经相同较多，但也不完全一致。若以这部《大品般若经》来校勘木版通行本，一定可以校正许多脱误的字。照拓片的品目看来，它自“奉品”第二、“相应品”第三、至“萨陀波仑品”第八十八、“昙无竭品”第八十九。在全部90品中，约有一半的品目已经发现。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求那跋陀罗译，共刻石15条，大体完整。此经刻法已略有进步，石版的条数和面背分别刻在上下左右：
如“第四石面”刻在碑下，“第四石背”刻在左角，“第十三石背”
刻在碑上，但因历时千载，有些题刻已经模糊不清了。
《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罗什译，共刻石14条，个别石条略有残缺，但大体是完整的，未发现刻经题记。
《佛地经》一卷，玄奘译，共刻石2条。第一行经题下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题记，其经字体完全和楞伽、思益二经相似。从雷音洞总章二年（669年）题记所列四部经名的最后一部《佛地》看来，应属玄导时代所刻。以上般若、楞伽、思益、佛地四部经的镌刻都是面背俱刻，书法极其端正秀美。各经题记甚少，但其字体极似总章二年题记的风格。这四部经都藏在第8洞。当时第8洞内已藏有《华严经》。玄导可能效仿其师在刻完《涅盘经》、《华严经》而刻的题记，似应在第8洞洞壁上，后来移至雷音洞，这只是一种臆测。
玄导所刻石经还有：《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解深密经》、《说无垢称经》、《正法念经》、《僧羯磨经》、《比丘尼羯磨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四分大尼戒本》、《菩萨受戒法羯磨文》等。
《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是玄导得到瀛州常乐寺僧惠庆和范阳县令梁玄祚、慎州刺史李怀仁等施助所刻。《胜天王般若经》七卷，共刻21条，经末题记：“此经总七卷，用石二十一条，检校经人常乐寺僧惠庆、云居寺僧玄导、尼法成、尼智琼等。范阳县令梁玄祚、夫人氏……涿州府司马诸葛行楚……”此经经序为中国现存各种藏经所未收。《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十卷，玄奘译，共刻28条。此经序品第一条碑侧一边题记：“云居寺寺主僧玄导供养、大经主瀛州常乐寺僧惠庆供养”。另一边题记是：“慎州刺史李怀仁、夫人靖息，文义府长上果毅师威、妻郡君严息；上柱国处泰刺史、妹龙华寺尼善遇、女尼善贤、女净光寺尼善胜供养。仁弟高陵府长上果毅道海、妻郡君刘息、上柱国师秀、妻孙海安龙华寺尼善威供养”。
还有唐玄奘译的《解深密经》五卷（藏第3洞）《说无垢称经》
六卷（藏第8洞），也未见题记，可能也是玄导所刻。前者共刻石9条，后者共刻石16条。《解深密经》的每一条石开头有接续的说明。
如“无自性相品”第五条开头有“此经头是（在）第四石背上”，“地波罗蜜多品”第七条有“此经头在第六石背上”的题记。比以前没有经题起讫的刻法，在形式上是进步了。但《说无垢称经》第一行的刻法是先条数而后卷第，如第三卷第六条首行题记是“第六条石面卷第三”其余各条大致相同。后来开元末年所刻的《正法念经》的首行题记先经数后卷第的格式就是仿此刻法。
玄导在刻了以上几部大乘经典之后，到了咸亨年间又刻了许多戒本和羯磨经。计有《僧羯磨经》5石、《比丘尼羯磨经》5石、《佛说四分戒本》1卷、《比丘尼戒本》1卷、《比丘戒本》1卷、《四分大尼戒本》1卷、《菩萨受戒法羯磨文》1卷等7种。在《僧羯磨经》
第一条石第十二行末有“于大唐咸亨三年（672年）七月十五日，云居寺僧玄导勒石传后”的题记。《菩萨受戒法羯磨文》碑下的题记：
“范阳县丞田玄达、妻成合家供养。范阳县尉魏贞全家供养。固安县尉郑敬思供养。卢龙镇副闫去愁并妻全家供养。经主净念寺尼智圆。
经主涞水县乡长郦德演、妻李，合家供养”。玄导能得到这些当地长官的施助，其事业之顺利进行是可以想见的。这些石刻律典对于校订各种藏经、律佛典的脱误具有极高的价值。
此外，玄导时代刻经有年号、施主、住僧可考的，有唐显庆六年（661年）涿城府左果毅都杨社生及其全家施刻的《心经》、麟德二年（665年）石山贵施刻的《四分戒本》和幽州长史裴某等施刻的《佛说昌王观世音经》、总章二年（669年）幽州录事参军郎余令施造的《心经》、咸亨二年（671年）张忠施刻的《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等。通过这些石经的题记可以看出当时刻经的风尚和云居寺住僧的情况。这些资料对房山云居寺石经事业的研究是十分宝贵的。
玄导的继承人是僧仪。僧仪的事迹尚待考证，他所处的时代大约是在武周时期。这一时期未见大部头佛经，所刻石经主要有：垂拱元年（685年）庞德相造《金刚经》，天授三年（692年）刘行举造《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694年）沙门正智造《弥勒下生成佛经》、张任德造《观弥勒上生兜率经》，长安四年（704年）汤怀玉造《金刚经》、《普门品》。此外还有宋小儿造的《金刚经》碑等。
僧仪以后主持刻经的是惠暹和玄法，这一时期在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为房山石经的全盛时期。
惠暹和玄法刻经时，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藏经已满，于是又在雷音洞下开凿二洞（堂），现编号为第1洞、第2洞。《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记载了此事。
惠暹和玄法时期所刻石经均藏于他们所开凿的两口“新堂”内。
属于惠暹和玄法时期所刻石经主要有：开元十年（722年）幽州良乡县仇二娘造《药师经》1卷，开元十一年幽州总管梁践析刻《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惠暹于开元初至开元十七年，用十几年的时间刻了大部头的《正法念经》70卷，开元二十九年又刻成了《大方等大集经》30卷。玄法时期于开元末开始刻造玄奘所译长达600卷的巨部佛经《大般若经》，天宝十三年（753年）刻至163卷。此经刻石1512条，是房山石经中最多的一部，延至辽代才告完成。此外，开元末刻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卷，以及现藏于第1洞、第2洞的《大集经日藏分》和《月藏分》，从字迹上看也都是玄法时期刻造的。
惠暹和玄法的刻经事业，得到了唐玄宗和金仙公主的大力支持。
经金仙公主奏请，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玄宗颁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作为刻经底本，命长安崇福寺沙门智昇负责运送。
中国唐代以前的佛经写本，除敦煌外，世间所存不多，由于玄宗赐经，房山石经把大量隋唐写本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
唐玄宗赐云居寺经卷，又划给云居寺大片田园山场作为刻经费用，促成了盛唐刻经的壮阔场面。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云居寺僧人特于白带山顶的石塔上刻下铭文，把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录下来。这座石塔世称金仙公主塔，历1200多年，仍然完好地立在白带山顶。
天宝末年，经安史之乱，房山石经的刻造并未停止。现在的《大般若经》第195卷至第214卷的题记中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足以为证。
金仙公主塔记载了唐玄宗赐经4000卷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