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冬，我随甘肃省文化局“广大干部”，下放陇南山区的礼县农村劳动改造气出发前，我自费购置了一套钉鞋工具和一小箱常用中药，打算诚心实意，用“鞋匠”与…郎中”的手艺，代替“文学创作”为贫下中农服务。也许我为“足下”效劳的技术并不高明，修鞋业务十分冷落；倒是常有人找我看病求药，而且随着治疗效果的不断提升，名声越来越大，群众都尊敬地叫我“赵大夫”。
下放干部以连队编制。我被编入第二班驻桃坪公社红星生产队。该队张队长有子名瑞学，是年11岁，素有肚疼旧病，入冬复发。大队马医生给服“加味建中汤”无效，复请下放连王大夫开服颠茄酊、阿托品痛仍不止，遂约我诊治。患儿卧炕连声呼痛，诊脉沉数，手足冰凉，舌苔薄黄，呕吐不食，右上腹部有压痛，痛时剧烈难忍，痛止宛如好人。断为寒热夹杂之厥阴鱿厥症，即现代医学的胆道蛔虫。法当温脏安鱿，急则治标。处方：乌梅三钱，桂枝、当归、附片、黄柏各钱半，党参、槟榔各二钱，川椒、干姜、细辛、木香、黄连各一钱。上方服一剂痛止，二剂痊愈。嘱买使君子彻底驱虫，以绝后患。
一经红星队长张扬渲染，“赵大夫”医名鹊起，于是，登门求诊者络绎不绝。我看病不仅不要钱，还常常给生活困难的病家赠送药品，如本队贫农社员赵江娃的两岁半幼儿，由于久病虚脱，奄奄一息；就用自带的中药，耐心调治多曰始愈。翌年夏天，我离开桃坪时，患儿父母敬备油泼葱花酸汤面，为我隆重饯行；并将煮鸡蛋五枚强行塞人我背包，流着眼泪说：“我娃一条命，全是你赵大夫救下的！”
然而，我操“客串郎中”生涯，亦非一帆风顺。正当我下放桃坪初期、医运日趋走红之际，不知是谁向组织进了谗言，工宣队老马师傅找我个别谈话，大意是：你是个接受再教育的人，又无医学文凭，哪有资格为革命群众看病！”云云。次日班务会议上又当众重申类似意见，同班十余人，皆默不作声。自此以后，凡有人来求医，我一律婉言谢绝；但又常常引起病家误解，以为“赵大夫”架子大，请不动，颇使我左右为难，尴尬不堪。
1969年夏天，我被借调去何家庄，协助建立“阶级教育展览室”，自以为换了地方，从此不再客串郎中，也免得工宣队兴师问罪。不料，6月1日有崖城公社农民李俊杰，自30里外赶来求诊，真叫我哭笑不得！
患者27岁，形体健壮。自诉半年前喉咙、口腔生泡。后口内泡渐消，但手足四肢又起紫泡，痛痒难忍。泡塌后流水，水干时即成一圈圆形瘢痕。此起彼伏，反复不已。曾多方医治无效。检视局部，腿臂手足，瘢痕累累。诊脉浮弦，舌红苔黄，鼻尖汗湿津津。因断为脾胃久郁湿热，与外风寒邪相搏结，郁热于血份，外发于肌表；当以“风邪湿毒”论治；以消风、除湿、清血、解毒为法。因患者年青体壮，病势甚剧，故拟定大剂处方：羌活五钱，防风三钱，蝉蜣二钱，川芎钱半，威灵仙四钱，桂枝三钱，当归五钱，赤芍四钱，丹皮四钱，生地三钱，苦参三钱，木通四钱，甘草二钱。嘱服二剂，以观后效。但持方去后，未来复诊。
7月18日，患者来何家庄买菜，特至宿处相谢。据云，先服两剂后痒感大减。又服两剂，病势日退。约历一周，症状全部消失。检视局部，已无痕迹可寻。他说：“为这个病，前后花了我二百多元，那等于一头牛钱哦！想不到您一个方子就除根了！”
这一来，我的临时住地何家磨坊，又成了“赵大夫诊所”！
是年10月，我为房东何大爷的痰喘痼疾留下最后一张处方，便怀着“任打任罚由你”的心态，仍回桃坪。当晚，工宣队老马师傅登门造访，说他突患恶心呕吐，自服合霉素无效，问我有无治法？即于自带药物中检出陈皮、半夏、干姜三味，嘱其投入石臼捣撞成粉，开水冲服，遂愈。
农历除夕，工宣队总部号召下放干部吃“忆苦饭”。红星队以酸豆腐渣搅苦荞面、浆水菜成糊状，于黑暗中食之。老马带头喝了两碗，以致腹鸣屁响，泄泻不止；我急以自配“平胃散”一包给服，始渐平复。老马在班务会上奇怪地问：“都吃的一样饭，你们怎么好好的？”众笑而不答。
春节后，老马师傅被调回兰州，临行时谆谆教导我说：“贫下中农找你看病，你还要给他们看哩。要文凭，讲资格，那都是刘少奇的黑货。能治好病，就是医生！”然而，犹如一场荒诞闹剧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偃旗息鼓、落下帷幕。我“客串郎中”这一小小角色，也随之卸装洗手，开始重理笔墨生涯，给孩子们写一点有趣的童话故事再也不去为病人把脉处方抓药了；因为，那毕竟是专业医生神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