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念敬爱的茅盾先生
3月28日清晨，无线电波传来茅盾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一颗曾经辉耀于现代中国文坛的巨星，不幸陨落了！我怀着无法抑制的哀痛，久久徘徊于收音机前，泪水，不觉从我昏花的眼中，涌流出来。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耽读茅盾先生博大精深的文学著作。著名的散文《白杨礼赞》，我至今仍能背诵下来。因为这篇犹如抒情诗一般优美的文章，它所描写的正是我们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家乡风物，故读来倍感亲切。
新中国建立后，茅盾先生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培养文学创作新生力量。他以艺术巨匠的锐利目光，发现人才，选拔作品，扶持年青一代的文学新人健康成长，可谓呕心沥血，厥功甚伟了！当年艺苑群芳争艳时，像我这样一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草，竟也受到先生甘泉润雨的滋养，那实在是出于意外的幸运！
六十年代开始，我有一篇小小的童话一《五个女儿》，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当茅盾先生检阅1960年全国少年儿童文学读物时，看到了这篇童话。并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就其艺术技巧，给予热情赞赏。他写道：
“六〇年最倒楣的，是童话……（赵燕翼的）《五个女儿》却是难得的佳作。主题倒并不新鲜，五个女儿遭到后父的歧视，以致谋害，然而因祸得福。特点在于故事的结构和文字的生动、鲜艳、音节铿锵。通篇应用重叠句法或前后一样的重叠句子，有些句子像诗一样押了韵。所有这一切的表现方法使得这篇作品别具风格。我不知道这篇作品是否以民间故事作为蓝本而加了工的，如果是这样，作者的技巧也是值得赞扬的。”
我没有探询过和我同代的一些青年作家，当读到茅盾先生为他们的作品所写的长篇评论文章时的心情怎样，就我自己来说，虽然得到先生勉励的仅仅是三言两语，但这对于增强我从事文学创作信心方面，却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年中，尽管物质生活极度贫乏，我也毫无例外地饿着肚皮；然而，在文学创作上，我却获得“空前丰收”。我以流传在甘肃各族人民中间的口头文学为素材，加工改写了相当数量的童话故事，于1962年编印成《金瓜和银豆》一书。同时，我还努力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1964年出版的《草原新传奇》中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在那一时期写出来的。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例如，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却跑到藏族牧区扎实地深人生活，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素材；然而，茅盾先生从精神上给予我的鼓励，肯定是促使我奋发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1963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茅盾先生。当时，我和方之、陆文夫、牟崇光、段垄法、韩统良、吴连增等青年作者，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个小型学习会，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作协招待所。北京的八月，天气异常郁热。小楼纱窗外，响彻一片蝉声。这天下午，我们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候会见钦仰已久的茅盾先生。我想，先生年近古稀，当是形色苍迈的了。木板楼梯，一阵咚咚响，主持座谈会的李季同志，微笑说道：“来了！”我们呼啦一下，从长桌边站起来，没有来得及挪动脚步，先把目光齐向门口射去，啊，茅盾先生并不老！他神采奕奕，笑声朗朗，一一和我们握手。当有人介绍我的时候，先生幽默地笑道：“久仰、久仰一哦！你（个儿）真高哇！”
茅盾先生摇着一柄索面折扇，和我们亲切交谈了三个小时，丝毫没有显出倦意。他的语言，带着浓重的浙江乡音，例如将“话本”读做“袜本”，“黄土”读做“旺都”，我仅能勉强听懂十之七八，但我还是尽可能详细地作了笔记。记得，他刚在长桌一头坐定，就深含寓意地绘声绘色讲起他在新疆时练习骑马的往事：如何在马背上爬上摔下，跌了许多跤子，这才慢慢摸着了一点儿骑马的诀窍。这犹如一个人学习艺术创作技巧，单迷信听所谓“名家”的“传授”，那是很靠不住的；虽大匠授徒，只能示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所以，艰苦不断的实践是最最重要的。茅盾先生的这次讲话，由编辑部一位同志，根据记录整理成一篇短文，题目叫做《短篇创作三题答青年作者问》，在1963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但由于记录和整理得过于简略，已大大失去了妙语解颐、谈笑风生时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未免令人遗憾。我那本笔记呢，也在十年浩劫中化为乌有了。
我第二次会见茅盾先生，已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了。这年十月，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我应邀前往参加。十月十八日下午，我和茹志鹃同志，趁会前空隙时间，坐车前往交道口三条十三号登门拜访茅盾先生。但因先生正在患病，事先又没有经过联系，遂被门房“挡驾”。我们央求门卫同志，请他投递了一张“上海茹志鹃、兰州赵燕翼恭候”的宇条。81岁高龄的茅盾先生，在他陈设简朴的小客厅里，扶病接见了我们。一别将近十五年，先生显然苍老得多了。他患着严重的气管炎，谈话时气喘得厉害。还由于集中持久地使用目力，以致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黄斑症，右眼已完全失明，感光辨物，只依靠左眼的微弱视力。然而，先生却以自强不息的坚毅精神，借助一柄放大镜，每天坚持阅读书报文件。他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学创作现状非常关怀，留心阅读了报刊发表的许多文学作品。还特别提到徐光耀同志的短篇小说《望日莲》，认为写得很有特色。“四人帮的《朝霞》上的小说，我也看过几篇，”茅盾先生微含嘲笑地说，“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他们的帮文艺，也是公式化、概念化嘛！四人帮表面上不敢不谈生活，他们也谈，实际上他们所制造的，则是以‘左’的外衣掩饰起来的为他们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公式化、概念化！”我们不忍让茅盾先生谈话太多，只坐了二十分钟，即起身告辞。茅盾先生扶杖送出门口，我们恳切地希望他千万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了。先生乐观地回答说：“看来目前还不太要紧。我争取活到八十五岁！”又过了四天，茅盾先生被请到我们开会的地方来，会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作家，并即席讲话，对与会者勉励有加（讲话记录后经整理，题名《老兵的希望》，发表于1977年第十一期《人民文学》最后，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至今还压在我写字台的玻璃板下。照片上坐在前面一排的老前辈中，算上周立波同志和李季同志，已经有三位和我们永别了！
1979年初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我又有机会见到茅盾先生。然而，这次会见竟成了永诀！
在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我的座位距离主席台不远也不近。再加我的视力较差，对坐在台上的主席团诸同志，是无法辨认清楚的。但当十月三十日上午举行的预备会上，茅盾先生首次在主席台前出现的时候，我一下就认出来了。许多代表都认出来了。于是，会场上轰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一片掌声，表达了与会者对这位八十三岁高龄的文艺老战士的诚挚亲切的敬意：“茅盾先生！您好啊！”然而，茅盾先生毕竟很老很老了。他是由服务人员搀扶着缓慢地步入会场的。在以后的又两次出席时，他巳经没有足够的气力念完讲稿，而只好由别人代读了。然而，令人敬佩不已的是，先生虽然如此高龄而又多病，但思维能力却仍然保持着异常的锐敏、清晰，工作态度仍然是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例如专为这次文代会亲自撰写的发言稿：《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先生自谦“这是漫谈性质的发言，只希望不致引人瞌睡”。实际上则是一篇深人浅出、内容丰富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长达七千六百字，文末注明“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完”，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起，一共花费了多少时间才写完的呢？这就很难推测了。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的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佝偻着他瘦弱的身体，匍匐在写字台上。台灯的光焰，映照着铺在面前的稿纸。老人一手执笔，一手拿着有柄放大镜，睁着那只视线迷蒙的病眼，将浮游脑海的思绪，发自心底的声音，吃力地刻画在纸面上。这不是在写字，这是倾注他残存生命的最后几滴心血啊！
茅盾先生就在这篇文章中，曾引用周总理生前的名言，谆谆告诫作家艺术家“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实际上，茅盾先生以身作则，早已严格按照这三句话要求自己。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不断改造自己，也改造着客观世界。真是高风亮节，卓然师表。即令千秋百代，亦足为人钦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