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恢复高考已进入第四个年头，重才兴教之路已步入正轨，人才选拔真正开放、公平、公正。“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成为每个学生心灵的最强音，同时，他们也深感高考与自己命运的关联，尤其是我们农村学生，脚下的道路似乎更加清晰，高考就是一道槛，跳过去就是龙，跳不过去就是农，或者说就是“脓”——脓包。有一天在饭桌上，父亲说，他五个孩子，有四个都被文革误了，只有我赶上了。父亲是二十多年前因冤案被遣送回乡的，望子成龙于他似还有一层不言而喻的深意。母亲也说，她教了几十年的书，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读出书来，怎么说都是一种遗憾。大哥则板着脸，很直接很犀利地对我说，你考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跟着你沾光，考不起你就跟我背上扁担去大山挑柴，你就自己掂量着吧。
我那年正在镇中学读高二。高一后的那个暑假没有放假，老师说是补课，其实就是让我们直接进入高二课程。这就像现在的天气，还没感受到春天是怎么回事，就直接进人炎热的夏天了。也就在这时，当年高考的分数出来了，这让我们直观而深刻地看到了一些悲剧和喜剧。那道门槛很窄，成为喜剧主角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来学校填报志愿，满脸都是喜色，令我们羡慕。而那些没能跃过龙门的人，大部分在门槛前认命，永远与学校告别，去做农了；还有一部分坚持复读，复读一年不成再复读，有个女生后来一口气复读了五年，就在她最后复读那年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时，她父亲去世了，为了不影响她学习，家人咬着牙瞒着她。这次她终于跳过了龙门，但同时，她也经历了人生一次最刻骨铭心的伤痛。
进高二时要分科，我有些犹豫不决。班主任替我选择了，他给我讲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让我扬长避短，学文科，他说我化学太差了，一时好不了，没办法，而历史、地理大部分就是靠背，就是靠发奋，你只要发奋死背就行。其实不管学什么科，谁都知道必须发奋，必须刻苦。那时很多农村学生家境还很贫寒，有个姓蔡的同学冬天没袜子穿，只穿一双单布鞋，早读时在幽冷的教室实在坐不住，就偷偷带一本书到校外的墙根下，一边背书一边跑着碎步取暧。还有一个同学买不起更多的饭票，竟想出一个歪招，在瓷缸底下抹一层胶，买饭时冲打饭的师傅高声喊：打三两。打饭师傅没留意，将他的瓷缸在饭桶里挖三两给他，结果瓷缸底部和边沿的胶又粘去一二两，他实际得到了半斤。后来自然被发觉挨了批评。
所有学生都被要求住校，夏天寝室里闷热得像蒸笼，里面的汗气，没洗的袜子的臭气，还有许多人从家里带来的咸菜的气味，交织在一起，熏得人睡不着，有人索性偷偷点着煤油灯看书。有人则挤在一起嘀嘀咕咕，说班上哪个女生长得漂亮。女生的话题似乎永远都禁不了，有人甚至偷偷写纸条子，借傍晚在校边的小河洗衣服，昏昏黑黑中，一张不知写了些什么内容的纸条子就塞给了“意中人”，那小河的水印照和见证了当年青春的懵懂与躁动。许多人也的确因此影响了学习，这也被老师当做反面教材用来警示一届届的学生。
也许过于紧张，一些同学偏偏有时出事。有个同学就在课堂上分神，斜着眼看教室外梧桐树枝上的两只麻雀打架，结果老师发现了，愤怒地将其推出了教室，而后对教室所有学生说，像这样不自觉的人就要把他弄痛他才记得，你们是不是也要弄痛一回？还有一个姓何的同学，更干出一件荒唐事，晚上偷偷与另一个同学打赌，不吃菜半小时内喝下半斤劣质烧酒，结果最后一滴酒刚倒进肚，就当即倒在地上，呕吐不止，接着就大哭，边哭边叫喊，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直逼人的魂魄。老师发现后将他立即送到医院。吓呆了的老师似乎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校纪那么严，竟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
老师的确是严厉的，但学生后来回想起都倍觉亲切。那时有一个同学名叫鹏飞，作业老是出错，老师恨铁不成钢，骂他说，你叫什么鹏飞？你是雀飞，是雀走，是雀爬！这个鹏飞后来成了个体建材公司的老板。前几年一次同学聚会，同学们争着给老师敬酒，鹏飞也挤上前，动情地对老师说，当年我这个雀爬读书不争气，但老师的教诲之恩我永远记得。
那年我实在是流年不利，不幸染上了疥疮，先是手指缝里长出脓包，后来脓包就见缝描针，在身休的许多部位生长蔓延，尤其是晚上在被窝里，脓包奇痒无比，做梦都抓，越抓越痒，越抓脓包越多，恶性循环，苦不堪言。最难堪的是脓包在屁股和大腿根部集中得最多，痒得最厉害。白天在教室里，屁股找不到一块好肉能在凳子上安稳地坐，只得不停地移动，结果被数学老师发现，以为我是不认真听课，将我轰出了教室。我终于大胆找了班主任，扒开屁股让他看。班主任见了捂着脸说，你还扒什么扒，还不给我赶快去医院药吃。
转眼进入高二下学期，学习气氛越来越紧张，课程提前两个月就上完了，接下来就是单元考，各种模拟考。学校那架油印机不停地印考卷，我们也像一架架机器无休无止地考试。偏偏在这关键时刻，我竟然鬼迷心窍，偷偷地写了一篇作文。这源于我偶然看到了一张报纸的副刊，那上面有一则征文启事，把我曾有过的当作家的梦一下子激活。我将作文给语文老师看，老师看了说写得不错。我正高兴，老师突然变脸失色，冲我斥叫：你给我放老实点，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有这心思？你就是以后能当作家，也得先把高考这关过了。
那个流火的7月终于到了，我在考场上挥汗如雨。天太热了，我望了一下考场外，外面有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走动，我心底就有些发慌了，不一会，我身边一个女生真的出事了，当场昏厥，监考老师和医护人员立即把她抬了出去。一出考场，老师就问我作文考得怎样，你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作文题是植树。我说我写的就是植树，没写百年树人。老师的脸立马就沉了，说你作文离题了，你怎么会把作文写离题了？我也不明白，一直被老师认为作文是强项的我，怎么偏偏就把作文写离题了。而接下来的几场考试更是一塌糊涂。
我预感这次跳龙门肯定是跳不成了。考试结束，我疲惫地挑着行李，还有凌乱的课本与复习资料回到村庄。村里人嘲笑我像一个国民党溃逃的伤兵。村里人说的真形象，我的确像一个伤兵。那一个假期，我在乡下与哥哥们一同双抢，在烈日下，我怀着一颗赎罪的心割稻插秧，尽管笨拙，但埋头苦干，任咸涩的汗水流淌在面颊，辣辣地蒙住眼睛。那样的苦干竟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我那一身疥疮吃了多少药，涂了多少硫黄也没什么显著效果，没想到烈日却是一剂神奇的药，一个双抢下来，一身的疥疮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早上，大哥交给我的任务是在田埂放牛。我疲惫至极，在床上昏睡不起。大哥喊我一声，我也知道应答一声，但应答过后，又神志不清地昏睡，并没有梦，整个大脑是一种黑漆漆的死寂。大哥的喊声一直贯穿在我大脑的边缘，有些坚决，但也有些迟疑，他不愿姑息我，也不好对我太狠。后来，我双腿发软地牵着那条老黄牛来到了田埂。牛在专心致志地吃草。而我的身份很可疑，像田埂上那些在风中摇摆不定的草。我读十几年书了，读书使我变得痩弱，疲惫，手无缚鸡之力，说不定被大风一吹就会倒伏，永远也爬不起来。
当我再次拣起书本，从乡下来到县城中学复习时，已经秋凉了。父亲在酒厂工作，我随父亲暂时栖居在酒厂。父亲是刚刚平反回到酒厂的，工作生疏了二十多年，人员也生疏了，父亲处处小心翼翼，尽职尽责，这是心理长期受压抑的一种反映。父亲的小心翼翼，无形地加剧了我的自卑。在酒厂，我的身份同样很可疑，我并不是酒厂的一员，没当过一天酒厂工人。我常常会碰到一些古怪的眼光，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对那些落榜生所持有的惯常的世俗眼光。我不怨恨那些人，但我对自己不光彩的身份深深地心怀顾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上书包去学校早读。我每天都有意起得很早，意在避开厂里人的眼光。
但我的企图总是破产，我无法逃避所有的眼光。酒厂的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地运转，工人三班倒轮流上班。从父亲的住房到酒厂大门那条水泥路有两百多米长，通宵都亮着昏黄的路灯。那些拉酒糟的工人流水一样从不间断地在路灯的水泥路上奔跑，令我不敢正视。他们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戴着像保尔戴的那种灰色的帆布帽，拉着热气腾腾散发着强烈刺鼻气味的酒糟，在水泥路上来来回回地奔跑着。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在意到我，但他们的气势压住了我，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从路的一侧避开他们，灰溜溜地往门外赶。
出酒厂的大门就是县城的十字街口，白天这里人流车流不断，清晨安静一些，但街口两旁的小吃店已经开门了，戴着白帽围着纱巾的师傅们正将热气腾腾的稀饭、包子、油条和烧饼等早点搬到街沿出售。我走过去，买了一个烧饼与两根油条，夹在一起，边吃边往学校走。在路上，我会碰到一些同学。其中一个同学也是从乡下来的，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的脸看不出忧郁，似乎是麻木，又似乎是很自信，他对我说，我要考得起中专，他肯定就能考上本科；反过来，他如果考上了本科，我就只能考上中专。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样的法则来推断的，但我认同他的推断。我怯怯地对他说，我考—上中专就满足了。
那时班上还有一个县城女孩，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巴。她在教室就坐在我前面，长长的马尾巴总是在我眼前晃荡着，像是有意撩拨着我。有一回，她突然甩给我一本草稿纸，动作完成得飞快，没有人看到。不知她出于什么心理，但那一刻，我内心还是很快荡起一种涟漪，那当然是青春本能的涟漪。但我终于克制住，好像看到一种危险，对她甩过来的草稿纸视而不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她是城里女孩，我们的身份是不同的。放学回来的路上，我也像躲避着那些工人一样，躲避着这个马尾巴女孩。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年12月底，我的命运出现了一道岔口。我暂时栖居的酒厂，在我意识中一直只是个虚幻的名词，但现在，这个虚幻的名词以一种与命运相关的具体内容拦在我面前。那天放学回来，吃饭时，父亲不停地偷偷打量我，我也偷偷发现了，我心里发毛，不知道今天父亲怎么会这样。终于，父亲说话了，口气如同平时一样小心翼翼。父亲说，他办离休手续了，决定让我顶替。那个瞬间，我有一种与酒厂迎面相遇的感觉，也有一种与命运迎面相遇的感觉。父亲说，他当然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但听说明年就不许顶替了，这是一个机会。
父亲的声音并不坚决，有些暧昧，如同每天飘荡在酒厂上空的酒糟的气味，既强烈刺鼻，又充满诱惑。许多天，我都被这种气味折磨得翻江倒海无所适从。我最终还是屈服了，跟着父亲去填了表格，去医院体检。体检其实做得很马虎，医生知道我是为顶替来体检的，有些项目看都没看，就在单子上填了“合格”或“健康”的字样，只有那个做胸透的医生似乎还认真，让我站到机子面前。我胆怯地站上去，让那笨重而坚硬的机械在我胸前升降。在机械升降的同时，我感到自己也成了一种机械，或是一个木偶，毫无力量，任人摆布。
我就这样被摆布成一名酒厂花名册中的工人了。但仅仅是花名册上的工人，我后来没有在酒厂上一天班。那天晚上，我脑子里不停地回放着那笨重坚硬的机械在我胸前升降的过程，机械升降时发出的那种涩重的声音，一直让我很后怕。一夜过去，我突然彻底反悔了，我不想顶替。那几天厂长几次找我去上班，但我就像没听见。厂长很恼火，找到我父亲。而父亲保持了惊人的冷静，没有责怪我，而是恳求厂长让我把余下的半年书读完。据父亲后来说，厂长也保持了惊人的冷静，答应了父亲的恳求，给我留下了一个命运的缝隙。
那时已是冬天了，我仍然每天起早去学校早读。复读生都在校外找地方住，为了赶早读，大家要比住在校内的应届生起得更早。有一个同学有回看错了表，半夜三点就跑到了学校，发觉错了后顿时冷得发抖，但也不好再回去睡了，就在操场上跑了好几个大圈。早读大家都是读外语，外语是我的弱项，学语言男生似乎永远都不如女生，坐在我前面的马尾巴女孩外语读得十分流利，让我既羡慕又嫉恨，我总想赶上她，但就是赶不上去。
班主任五十多岁，说一口老家江浙话，有一天他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最近他发现有人“打猎”的苗头，警告这些人要立即悬崖勒马。我当时听糊涂了，是谁在哪“打猎”？谁还有心思“打猎”？有人窃窃地笑，我顿时懂了，江浙话“谈恋爱”和“打猎”发音差不多，班主任说的是“谈恋爱”。我不觉看了一眼坐在前面的马尾巴女孩，而马尾巴女孩根本就没动声色。
就在高考前三个月，要预考，预考没通过的不能参加高考，这是那年县里的新规定。预考的紧张之于高考，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预考下来，那个说我能考上中专他就能考上本科的同学却没能过关，黯然离去。他走时我们几个同学去送他，他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也没有说一句话，默默地帮他收拾书本。此时我一点都不幸灾乐祸，而是心底顿生悲凉。
就在我们做最后一个多月的冲刺时，天下起了一场暴雨，那是我们县城几十年一遇的大暴雨，县城边上流着一条大河，大河上游五公里处有一座著名的水库，传言开始在恐慌的人们中间悄悄地传播，说是暴雨还将继续，水库大坝很危险了。许多人开始往河对岸山上店住的亲友家搬东西，我父亲也开始搬，黄昏时，父亲将东西装了一大板车，往河对岸的亲戚家拉。父亲快六十岁了，弓着腰吃力地拉着板车，我跟在后面推。但父亲不让我推，让我去吃饭，去学校上晚自习，我拗不过父亲，望着父亲远去，我泪如泉涌。
而学校似乎一点也没受到暴雨的影响，一切次序正常。那场猛烈的暴雨似乎只是加深了我们迎考的激昂与沉重，悲壮与温情。暴雨后来也没再继续，整个县城有惊无险。而接下来的高考对我来说也有惊无险，我顺利地跳过了龙门。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体检。这回体检比我上一回体检要严格得多，但我的心情已完全不一样了，医院里的一切似乎都焕发着生机，那架升降的机器发出的声音，此时就像一种快乐的歌唱。体检结果我完全健康。
那个马尾巴女孩也考取了。许多年后，我们曾在一个城市的车站不期而遇，但彼此相视无语，而后擦肩而过。这就如同我曾与酒厂迎面相遇，又与酒厂擦肩而过。这就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