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夜，似乎特别漫长。大人们要守岁到很晚才睡，他们通常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火嗑瓜子一边拉家常。平常的晚饭后，母亲也会带我们去波崽奶奶家看电视。尽管柜子上那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只能收看HN台，但晚上依旧坐满观众。我隐隐约约听见电视里传来联欢晚会的歌唱声，我和妹妹都很想去。摸着衣兜里父亲给的红包，看了看坐在火炉边的父亲，不敢行动。父亲早就发话，“今晚上不准看电视，省得讨人嫌。在家坐岁。”
无聊地听他们说这说那，想睡觉又不敢睡，其实也睡不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得地发抖。寂静漆黑的村庄，此时正灯火通明。我家门口那盏十五瓦的灯泡要亮到元宵夜。祠堂大门前，两盏一百瓦的灯泡更是把谷坪上空照得亮堂堂，犹如白昼。几个大胆的邻家男孩玩得正欢。他们把一个比手指还粗的大鞭炮插在谷坪沟渠边的泥里，用香点燃引线，双手捂住耳朵迅速跑开。“嘭”的一声炸开花，沟渠边的泥土也被炸开花。他们几个笑得前俯后仰。我远远的立在屋檐下静静地望着他们，望着玩得那么疯狂起劲的他们，心里羡慕不已。
随着一阵阵关财门的鞭炮声响起，母亲也喊我们回家睡觉。我家门口也响起噼噼叭叭的鞭炮声，父亲也准备关财门。我躺在床上听到外面陆续响起的鞭炮声，心里猜想着这该是谁家的鞭炮声，那又该是谁家的鞭炮声。猜着猜着，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等我睁开朦胧的眼睛望望我家那个糊着白色化肥胶袋的小窗户，外面还是黑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外面又响起一阵阵鞭炮声，母亲已坐起身穿衣服。父亲穿好衣服在拿抽屉台上的鞭炮，他准备开财门。
噼噼叭叭，我把头缩进被窝。门口的鞭炮烟腾进屋里，一股浓浓的火药味钻进我的被窝。过好一会儿，我才懒懒的伸出头，吸吸鼻子。
“老大起床，帮我煮蛋。”母亲挪着大肚子下到床边对我说。她叫我们起床，等会要围着八仙桌吃团盒。
“嗯。”我也坐起身穿衣服，穿着父亲在GD买回来的新丝棉衣，这件浅绿色的棉衣又轻又保暖又好看，穿了两年，还是那么喜欢它。二妹也有一件，但是红色。
土灶上的铁锅里，母亲数十五个圆圆的鸡蛋放进去，我乖乖的坐在小板凳上烧火。母亲转身上阁楼，一会儿，桌上摆着盛满花花绿绿的糖果团盒：白色带着红点的猫屎糖，红红的裹满白砂糖的炮谷，几种不同花纸包着的水果糖，金黄诱人的鸡蛋饼干，红红的干红枣，细细脆脆的麻花条，圆圆花纹的猫耳朵，团盒正中那格放着一个红纸包着的大圆米饼。还有一瓷盘炒花生和炒瓜子。母亲摆好碗和小勺子，捧出碗柜里那个糖壶。
“鸡蛋熟了。“我停下铁火钳。母亲拿着胶脸盆在水缸里舀水，煮熟的鸡蛋捞进冷水盆里。我们开始剥鸡蛋。
“十五个鸡蛋，五个碗，你说每个碗放几个呢？”母亲一边去壳一边问我。考我呢？“三个嘛！我不要三个，两个就好。”二妹也说只吃两个，三妹也在那附和。母亲笑着说，不吃，等下夹给你爸爸吃。拌着白砂糖的鸡蛋好甜，吃着哽喉又腻乎。勉强吃掉两个。父亲把我们吃不完的鸡蛋都干掉，“这么有营养的鸡蛋不吃，就晓得吃瓜子。”他看着我们三个争抢着一把一把地抓瓜子“上树”，无奈的说。我在心里暗暗高兴，今天大可以放心地抓瓜子入口袋，今天是新年初一，大人不会骂我们小孩子。我们也要讲吉利话。
等吃了团盒，父亲就领着我们去四奶奶家拜年。一路上见到打照面的邻居老人，父亲都跟他们说，新年好，您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他们就说，“你今年发大财，想好多挣好多。”跟在父亲身后的我们害羞得不敢说话。四奶奶家就两位老人，她的大女儿是我干外婆，小女儿招的上门女婿。但是那个未谋面的姑姑生下两个儿子，几年后就患肝癌去世。现在，她的女婿又娶一个城里女人，都在株洲工作。有时候，四爷爷和四奶奶也会提着大包小袋去看望两个孙子。
四奶奶家的团盒和我们家差不多，只是没有鸡蛋。每人面前一杯浮着两只红枣的热茶。他们在那聊我母亲将要生孩子的事，我就偷偷藏瓜子和糖果，两个口袋被我塞得胀鼓鼓。
初二的早晨，母亲穿上新买的长棉衣，粉红色的长棉衣被大肚子耸得老高，前短后长，看上去好奇怪。母亲美滋滋的站在镜前，左照照，右照照，问，“好不好看？”
“好看好看。“我们笑嘻嘻地说。看把她美的，长长的衣服裹着胖胖的母亲，像包着大粽子。父亲也找出那件深蓝色毛料外套，三妹穿着姨母那里拿来的人家送的半旧衣服，今天看起来也那么养眼。吃完早饭，母亲让我们提上肉和酒，父亲手上又提一挂鞭炮。今天是我们新年第一次出行，去八里外的氽冲村舅舅家拜年。
噼噼叭叭的鞭炮声欢送着我们。扔下点燃的鞭炮，父亲接过我手里给舅舅的两瓶回雁峰大曲白酒和一块拜年肉。还有一斤白糖和年肉是送去父亲的奶娘家，去舅舅家顺道带。
舅舅家较远，途经一个又一个小村庄。爬那座糠岭山时，一级一级的小石梯路，又陡又高。爬一会，两腿酸得抬不起来。母亲也一口一口的喘粗气。耍懒的三妹赖在石阶不肯走，父亲手上的袋子又回到我手里，三妹舒舒服服坐上父亲的肩膀。她调皮地望着我们得意的咯咯直笑。我就小心翼翼地提着那袋礼物，走得更慢。生怕磕着，摔破酒瓶。悠悠的山路真远，什么時候才到呢？
舅舅家也是土砖房子，是土改期间分给外婆的旧土房。舅妈早些年得疯病过世。大我四岁的梅表姐辍学在家已有四五年，小我一岁的莲表妹现在上四年级。她们姐妹俩一眼就瞄到我和二妹手腕上的新镯子，梅表姐羡慕地问，“你爸爸买的呀？好漂亮！多少钱？”我骄傲地告诉她，是二十块钱。看着过年也依然一身旧衣服的表姐表妹，心里无比自豪。她们一年到头也没买过新衣服，总是穿别人送的旧衣服。舅舅也真是吝啬鬼。他帮人做工一年也能挣几千块，可从来就不舍得花钱，他自己身上穿得更寒酸。一件洗得发白的黄卡外套是姨父穿过几年再送给他，他当个宝似的又穿了好几年，衣服上的四粒扣子只剩三粒，口袋的白内布也破了，破布条垂到衣襟下。
父亲心里不是很舒坦。他不喜欢来舅舅家新年出行，他觉得晦气。以前外婆在世，我们和姨母一家人一起来拜年，外婆和舅舅特别热情高兴。圆圆的炸豆饼总是亲手拿到姨父面前，总说姨父最喜爱吃，他们一个劲地叫姨父吃。现在看着笑呵呵的舅舅给我们上团盒，梅表姐帮着斟红枣茶。远在隆市镇的姨父一家现在几乎不来舅舅家，瓷盘里也不见了那一块块金黄酥脆的豆饼。舅舅有些歉意的说，“现在没去水口山摘茶籽，家里没有茶油，就没炸豆饼。”我望着笑得很不自然的父亲，心不在焉的父亲端着杯子喝茶，眼神空洞的挤着笑脸。“没关系没关系，吃什么都一样。”
失落的情绪漫上我的胸口。其实我们都喜欢吃炸豆饼，只是炸豆饼很费油，只有菜籽油或茶籽油才能炸出那么金黄酥脆的豆饼。我母亲这些年老是大肚子，带孩子。一年才收那么几十斤油菜籽，榨的十几斤油刚够过年炸豆腐和炸鱼。以前是沾姨父的光才有豆饼吃。现在呢？唉！光景不好，大家都不容易。每年来舅舅家吃了午饭就要回家。那么远的路，我们一家大大小小的又走得那么慢。回到家已经快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