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这句话骤然一看似乎是诙谐的；但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诙谐效果并不来自这个类比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次要的特征。因为“真理的火炬”这一表达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类比，而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使用，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类比——如果某一类比有幸在语言学上被广泛应用，便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几乎不再去注意“真理的火炬”这句话中的类比，但利希腾贝格却使它突然恢复了它原来的全部力量，因为他对这个类比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从中推引出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一个作为一种诙谐技巧，使一个语义模糊的表达恢复其全部意义的过程。它属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这一范围。利希腾贝格这句话所产生的诙谐印象很有可能就是由于它对这种诙谐技巧的依赖。
同一种判断无疑也可以说明同一作家的另一个诙谐类比。
“诚然，这个人并不是一盏伟大的灯（licht），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烛台（leuchter）……他是一位哲学教授。”
把一个学问高深的人说成是一盏伟大的灯，即一个有才能的人（lumen mumdi）这早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类比了，不管它原来是否是一个诙谐。但如果对这个类比稍加变更，并由此建立起第二个新的类比，那么这个类比就会变得新鲜起来，同时也会恢复它的全部力量。第二个类比产生的方法似乎是决定该诙谐的条件，而不是这两个类比本身。这与火炬例子中的诙谐技巧情况大致相同。
下述事例可能因为另一个原因才具有诙谐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必须以类似的方式来判断它。
“我认为评论是一种儿童疾患，新出版的书或多或少都会患这种病。据记载，最健康的书可能死于这种病，而最虚弱的书却往往能够活下来。还有一些书能完全逃脱这种疾病。许多书常常想用序言和献辞这些护身符来预防此疾患，更有甚者，有的书用作家本人的评价来给它作预防注射，但这样做均收效甚微。”
把评论比做一种儿童疾患，首先基于书籍问世后就很容易受到评论这个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仍不敢冒昧地断定这种比较具有诙谐的特征。但如果继续这种比较，就会发现新书后来的命运可以在相同类比的范围内或者通过相关的类比表述出来。这样的继续比较无疑是具有诙谐性质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诙谐风格是靠统一性和一种出乎意料的联系的确定等技巧来实现的。不过，这种统一性的特点并没有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它是对第一个类比的补充这个事实而发生什么变化。
在另一组类比里，人们总想把无疑具有诙谐特性这种印象归因于另一个本身与该类比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因素。这些类比常常包含着一个特别醒目的并置（juxtaposition），这一并置常常是一种听起来很荒诞的组合，或者这些类比常常被作为类比的结果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利希腾贝格的绝大多数例子均属此类。
“很遗憾人们看不见作家们博学的肠子，否则就能发现他们都吃了些什么。”“博学的肠子”是一个使人困惑、荒谬绝伦的表述词语，而正是通过这个类比，它的意思才清晰明了。倘若把这个类比的诙谐印象完全彻底地归因于这个并置的令人困惑的特点，情况将会怎样呢？倘若如此，它将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一种诙谐手段——荒谬表征（representation by absurdity）。
利希腾贝格曾运用阅读和有教育意义的资料的吸收与物质营养的摄取之间的同样的类比制造了另一个诙谐：
“他高度评价在家里进行的学习，因此，他完全赞同习得的马厩喂养方式。”
由同一位作家创作的其他类比展示了这些表述词语同样荒谬，或者至少是引人注目的形容词的表述。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些形容词是这种诙谐的真正手段。
“那是我的道德素质久经风霜的一面，在那一面，我可以忍受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德背面。除非特别需要，否则他绝不会把这一面暴露出来。同时他总是用体面这条马裤尽可能长久地把这一面掩盖起来。”
“道德背面”（moral backside）——这个引人注目的表述词语的属性就是这个类比的结果。但是，另外，这一类比还用一个真正的文字游戏——“需要”——再加上另一个更不寻常的本身可能就是诙谐的并置（体面的马裤）而得以继续，至于马裤，由于它们是体面的马裤，所以，可以说，马裤本身就是诙谐的。因此，如果整个叙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诙谐的类比印象，我们也不必感到诧异。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评价事物时，我们常常倾向于把按理只属于部分的特点扩展到整体上。顺便提一句“体面的马裤”一语会使我们想起海涅的某些与此类似的且同样也令人困惑的诗行：
...Bis mir endlich
endlich alle Knopfe rissen
an der Hose der Geduld.
［……直到最后，
每一粒纽扣才最终
从我忍耐的马裤上崩掉了。］
毫无疑问，最后这两个类比都有一种我们在所有好的（也就是说，所有适当的）类比中找不到的特性。我们可能会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贬低意义”，因为它把一个类属很高的东西，（如，这些例子中的“体面”和“忍耐”）和一个非常具体，类属很低的东西（裤子）相提并论。我们将在另一种关系中来考虑这个独特性是否与诙谐有关。现在先让我们试着分析另一个例子，其中的贬低特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温伯尔·内斯特雷的滑稽剧《他想痛痛快快乐一番》中的小职员，在想象中盘算着，如果有朝一日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时，他将怎样回顾其青春的时光：“在一次诸如此类的推心置腹的长谈中，坚冰在记忆的仓库前被打得粉碎。”他说，“那时，过去的拱门再次被打开，想象的陈列柜里装满了昔日的商品……”这些当然是抽象事物和非常普遍的具体的东西之间的类比。但该诙谐或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这个事实：一个小职员用从他日常活动范围中得到的东西进行类比，而如果把这些抽象概念与他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联在一起，那就是统一性了。
让我们回到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上来吧。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可以像32种风［二罗经（方位）点］那样按顺序排列，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可用类似的方法分门别类，如“面包——面包——名声”或者“名声——名声——面包”利希腾贝格的诙谐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某个恰当、巧妙和机敏的东西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们对构成该诙谐的性质的判断常常被引入歧途。假使在一段这样的话里某种诙谐的东西掺合着绝妙的意义，我们很可能受它的欺骗，从而宣称整个叙述是一个很出色的诙谐。而且我敢冒昧地说，这段话中真正具有诙谐性质的东西都是由于我们对“面包——面包——名声”这一奇特组合感到诧异才产生的。因此，就诙谐而言，它是一种“荒谬化表征”。
奇怪的并置或者一个荒诞的形容词可单独作为一种类比的结果而存在。
利希腾贝格曾说过：“a zweischfrige woman”（一个睡双人床的女人）。“An einschfriger church—pew”（一个能睡一个人的教堂长椅）。在每层意思的背后，都有一个床的类比；在这两种类比中，除了“困惑”技巧以外，还有“隐喻”这个技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暗示的是讲道使人瞌睡的效果，而另一个影射的是永不衰竭的性关系这个主题。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如果某一类比显得很诙谐，那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它和我们已经熟悉的某一诙谐技巧有关。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例子似乎最终能证明类比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诙谐。
利希腾贝格就是这样来描述某些颂歌的。
“正如雅各布·伯姆的不朽著作是用散文体写成的一样，颂歌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它们是一种野餐，在这种野餐里，作者提供语词，读者提供意义。”
“当他进行哲学探讨时，他总是给他的话题洒上一片惬意的月光，这种月光总的说来相当宜人，但不会把任何单个的物体照得一清二楚。”
下面是海涅的一段描写：
“她的脸酷似一张（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羊皮纸。在这张纸上，在刚用黑体字书写的神父经文的原稿下面，潜藏着一首被涂掉了一半的古希腊爱情诗。”（《哈尔茨山游记》）
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卢卡浴场》（《旅游图》III）中这个旨在侮辱人格的冗长类比：
“天主教牧师的举止更像在一家大商行中供职的小职员。教堂这个在教皇领导之下的大商行，在给他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也给他一份固定的薪水。他懒洋洋地工作着，恰如那些并不是为自己干活的人一样。他有许多同事，所以能够在别人忙碌时，偷懒而不致被人发觉。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个商行的声誉，同时更关心它的存亡，因为一旦商行破产，他将丢掉他的饭碗。另一方面，新教牧师自己是老板，他经营着自己负责的宗教生意，不像他的天主教商人老兄那样有大宗的批发买卖，而只是零售，而且由于独自经营，所以他无法偷懒。此外，他必须大肆宣扬自己的信条，同时也必须诋毁其竞争者的信条。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零售商，站在自己的零售店里，对所有大商行，特别是给成千上万簿记员和包装工人发放薪水，而且对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工厂的罗马城里的那个大商行充满忌妒之情。”
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面对这个例子，我们不能再对下面这个事实有任何争议了：一个类比本身就具有诙谐的特征，而且这种诙谐印象没有必要一定得依赖于那些熟悉的诙谐技巧。情况的确如此，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类比的诙谐特征这一问题，我们还一无所知，因为这一特征肯定既不存在于作为一种思想表达形式的类比中，也不存在于做出一种比较的作用中。我们只能把类比归入诙谐技巧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一类别之中。同时，我们在类比中，而不是在早些时候发现的诙谐方法中所遇到的那个更明显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另外，毫无疑问，要确定某些东西诙谐与否的问题何以会在类比中，而不是在其他表达形式中遇到更多困难，肯定还有某种特别的原因。
不过，理解中的这个空白并没有使我们抱怨前边的研究毫无成效。鉴于我们必须准备把这种内在联系归因于诙谐的不同特点，那么期望我们在匆匆地看一眼该问题的其他方面之前，就能充分说明它的某一方面，这就未免有些冒昧了。现在，我们无疑得从另一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能够肯定我们的研究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诙谐技巧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是通过对一些新材料的继续研究便可以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工作中的一些最常见、最重要的技巧。无论如何，这种继续研究对心理过程的性质做出判断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判断；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息，并可望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已被当做言语诙谐技巧的核心来看待的那个有趣的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指向梦的形成，在这种形成的机制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已经被发现了。不过，对概念诙谐技巧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概念诙谐的这些技巧即移置、错误推理、荒诞、间接表征和对立物的表征，也都在梦的工作的技巧中再次出现了。由于移置作用，梦显得离奇古怪，令人费解，这种现象使我们难以承认它是我们的醒觉生活的继续。在梦中运用荒诞和无意义已使它丧失了作为心理产物的尊严，而且也把权威们引入了歧途，使他们认为心理活动的衰变、批评的中断、道德和逻辑都是梦的形成的必要条件。对立物的表征在梦里如此常见，以至于连那些最畅销、’但观点完全错误的关于《释梦》的书籍也对它推崇备至。间接表征，即用一个隐喻、用微小的事物或与一个近似于类比的象征来取代梦念，正好是区分梦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的醒觉生活的表达方式的标志。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诙谐工作的方法和梦的工作方法之间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的。因此，详细说明这种一致性并考查其基础便成了我们今后的任务之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三、诙谐的目的
（一）
在上一章的末尾，当我在写海涅把那位天主教牧师比做一家大商行的雇员，把那位新教牧师比做独自经营的零售商时，我就意识到了一种抑制，这种抑制欲诱使我不做这种类比。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人不但笃信宗教，而且尊崇其政府首脑和助手。这些读者很可能会对这个类比感到愤慨，并因此感情冲动，进而使我们对究竟是类比在自己的描述中就具有了诙谐的外表，还是需要添加其他东西才成为诙谐的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运用其他类比，比如上面谈到的那个某哲学遍洒宜人月光的类比，则不必担心它们会对我的某些读者起干扰作用。甚至最虔诚的人也会保持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就能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判断。
通过听者对诙谐所做的不同反应，就很容易推测出诙谐的特点。有时诙谐是为诙谐而诙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却的确服务于一种目的，即它是有倾向性的。只有具备一种目的的诙谐，才有可能惹怒那些不想听它的人。
费舍尔把没有倾向性的诙谐称为“抽象性”诙谐。而我更喜欢把它们叫做“单纯性”（innocent）诙谐。
由于我们已根据诙谐技巧所涉及的材料把诙谐分为“言语诙谐”（verbal jokes）和“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现在，我们就有义务来考查刚才提到的那种分类和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新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另一方面是抽象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诙谐产物的分类法。也许有些人已经认为单纯的诙谐主要是言语诙谐，而概念诙谐的更为复杂的技巧绝大多数是为明确的目的服务的。然而，有很多单纯性诙谐是通过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而起作用的，恰如单纯性诙谐利用概念诙谐的所有手段一样。就其技巧而论，要证明倾向性诙谐只不过是言语诙谐，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那些“玩弄”专有名词的诙谐往往带有一种侮辱和伤害性目的，不用说，它们也属于言语诙谐。但是绝大多数单纯性诙谐都是言语诙谐。比如，最近极为流行的互换叠韵，其技巧就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变更，通过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而表现出来的：
Und weil er Geld in Menge hatte，
lag stets er in der Hngematte.
［因为他有很多钱，
所以他总是躺在吊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