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跟中国公学结缘很早，但真正介入其办学事务应该是受到了郑孝胥的影响。张謇是郑孝胥归沪后第一个会见的人。1905年11月12日，郑孝胥抵达上海吴淞，11月14日便“晤季直”，可见两人情谊之深。由于在政治、实业、教育等方面观点颇为一致，两人在上海往来密切，共商实业大计，参与立宪运动，并共同谋划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
当时的上海滩，郑孝胥与张謇堪称双剑合璧。正因为此，1906年3月，中国公学在给两江总督周馥的上书中，曾设想“公举三品京堂郑孝胥、翰林院修撰张謇为上海公学监督，主持一切”。后来，张謇确实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到中国公学，为之积极筹款，并在争取官地修筑校舍一事上出力尤多。
早期的中国公学租房办学，条件艰苦，更难以承受的是，每幢租金160两银子，每月共计960两，而电灯、自来水等费用尚需另付。经费困难到极点的时候，一度两个月付不出房租，被房东勒令即行迁移。因而，筹资建设一所独立校园的计划，就提上了中国公学的日程。
物色再三，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最终选中了吴淞。在1906年3月致周馥的上书中，他们详细阐述了选择吴淞作为校舍建筑地的理由：“上海交通最便，尤广见闻，然学堂若密迩夷场，恐学生或出见纷华而悦，约束维艰。查吴淞无市井之嚣而有舟车之便，地价廉而空气足，拟即在此购地经营。”12根据中国公学的估算，当时已有学生300余人，若“将来各省于未习普通学不谙外国语言文字者，皆不派出洋，则入此学堂必日见其多”，按1000人计算，则需讲堂约20所、西式斋舍约千间。
毫无疑问，这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中国公学在上书中粗略匡算了一下：“建筑之费及购置书籍、仪器、标本，制造木器，一切开办各费，非十万金不可。”13如此巨资，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显然难坏了周馥。他顺手就将这个“烫手山芋”抛给了学务处、上海道，学务处、上海道当然也啃不了，又将之抛给了张謇。1906年4月，上海道瑞澂“以此事非熟悉学务者核议不可”“故于昨日致函殿撰等妥为筹议矣”14。而后，他又在中国公学的禀帖上批复：“查阅经费预算表分为特别、常年两项，规模较大，即缺款甚巨，断非咄嗟所能集事，候移商学务总会集绅筹议，协力赞成，复行核饬。”15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事官府办不了。
举步维艰之际，还是郑孝胥和张謇挺身而出。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906年6月15日，中国公学干事张邦杰、朱剑“来示吴淞地址图，托商季直让六十亩为公学学舍之用”，并称“四川学生孙镜青（清）自任借款十万，建造学舍，约下半年开工”，显得志在必得。在郑孝胥的协调努力下，张邦杰与张謇得以晤见，张謇对于中国公学“提官地事，甚表同情”。
在郑孝胥、张謇等人的斡旋奔走下，官方的态度逐渐趋于主动。1907年3月，新任两江总督端方在批复中国公学的禀帖时，还是闪烁其词：“惟建筑校舍、扩充规模，应候咨商各省，允为协助若干，再行定议。”但在这年6月1日，端方却会同江苏巡抚陈夔龙上书朝廷，“奏为筹拨中国公学常年经费”，特意提到建筑校舍费用一事，“现因财力不给，时未能代筹”。9月30日，端方再度上书朝廷，禀请拨吴淞官地供中国公学建筑校舍，得到明确谕示：“吴淞炮台湾海军衙门西边既勘有官地两块，不相连属，据该公学干事员王敬芳等指定一块，计一百余亩，堪为中国公学校地之用，应准拨给。”16
当然，在中国公学事务上，对官方产生积极影响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熊希龄。
熊希龄，字秉三，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一个军人家庭，少年时即有盛名，有“神童”之誉。1896年，他大胆上书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呼吁变法维新，并主张兴办新式教育。在他看来，“朝廷变法，首在兴学”，曾计划联合湖南乡绅整合全省书院。
1905年，经时任湖南巡抚端方举荐，熊希龄成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在此期间，路过横滨，刚好遇到中国留学生发起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当时他的内侄朱经农正在日本留学。1947年12月，朱经农写有一篇《在我记忆中的熊秉三先生》，记录下了熊希龄对于这场风潮的态度：
那年冬天，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我就决定离开日本，到上海读书。走到横滨，恰好遇见秉丈随五大臣出洋，路过横滨。我们在一家日本旅馆相见。我初以为他一定反对我回国，所以用极坚决的态度、极锋利的言语，陈述我不能忍受日本对于留学生侮辱的理由。谁知他静听我说完之后，便很和蔼的答复我，说：“本来读书不必一定要在日本，在国内选择一个好学堂，一样可以达到求学目的。孟子说，‘子归而求之，有余师’，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罢。”于是，他赴美国，我回上海。17
熊希龄后来提前回国，驻上海，负责编译《欧美政治要义》，为清廷预备立宪备足理论参考。在此期间，熊希龄与志同道合的郑孝胥、张謇往来密切。在《郑孝胥日记》里，经常能看到“熊秉三、狄处青来谈”“至西门紫微里访熊秉三”“座有熊秉三”等记载。在此过程中，中国公学曾主办欢迎熊希龄的演说会，郑孝胥专程到场聆听。
中国公学经费困窘之际，熊希龄亦利用自身影响力，向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面呈公学实际状况，并恳请端方出手支持。1907年1月，正是熊希龄最早向郑孝胥透露了端方有意聘请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允拨常款的“内幕消息”。
1908年9月13日，因郑孝胥的建议，中国公学校董会第一次董事会召开，举张謇为总董，熊希龄为副董。董事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校董的关系网络争取官方和社会对中国公学的赞助。18
校董会成立后不久，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人便积极谋划将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预科。此前，端方曾上奏朝廷，奏请筹建南洋大学堂，并“声明于各岸淮盐督销酌提盈余，每年筹的款四五万两，为开办大学堂之预备”。但筹办一所大学绝非易事，因而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人上书建议，不如先设工科大学，再筹南洋大学，并举荐以现成的中国公学为高等工学预备。这一建议，得到了端方的认可。1909年6月，端方上奏朝廷，正式请求筹办工科大学：
顾大学全备六科，科目既烦，规模至大，言乎建设，非百万不可；言乎学额，非数千不可；言乎秩序，非先有中学高等之毕业生不可。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莫若就上海制造局相近，先建工科大学，即以已成之中国公学，为高等工学之预备，次第经营，四五年后，即可希成效之发生，有完全之工学。更三数年后，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不至如今日之实业索埴冥行，难言进步，其于国计民生关系，实为重要。19
此奏后虽未能如愿，但亦可见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人对于中国公学的良苦用心与合力经营。1909年9月，新、旧中国公学筹划合并，此时，恰好江苏巡抚程德全承诺资助中国新公学“银三千两”，熊希龄再三考虑，决定从中协调，将此款一并划给中国公学，“异日者，两公学感情浃洽时，再谋合并，则此款亦可为新中国公学还清外欠之需，于雪帅无分新旧之意亦相合也”20。这为后来新、旧公学成功合并消除后患，堪称大手笔。
对于这一段努力和心路，熊希龄后来回忆说：“当时目击该学生等之苦心孤诣，又以是校为对外而设，不可不竭赞其成，乃与张謇、郑孝胥、夏敬观等出而维持，函电各省官吏津贴常年经费，后又向大清银行借银十万两，以建设吴淞校舍，公学规模于是大具。”21
渐行渐远吊诡人生
1908年3月23日，在入端方幕府近一年之际，郑孝胥先后向端方、中国公学校方递呈辞去监督职务的文书。
端方和中国公学的再三挽留，并未让郑孝胥改变主意。此番辞职，他态度坚决，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因在两江总署襄理军、学务，不能兼职而辞职”。但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自郑孝胥出任公学监督以来，更多是忙于筹措经费、筹建校舍等外务，而对于具体的校务管理并未过多介入，仍交由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等三干事处理，因而更像是一位“名誉校长”。
郑孝胥之所以心生退意，一方面可能是忙于襄助端方，确实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打理中国公学事务；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感觉到中国公学基础薄弱，管理乏力，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将更多心思投入学校具体管理、规划事务的“一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