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与中国公学的密切互动，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官府人物对于中国公学的印象分。对于中国公学的第二次上书，周馥的态度亦是非常积极，迅速做出批复：“出洋游学，必先通语言文字，具普通学业，始能受益，此一定不易之理。该生请在沪开办公学，作预备游学基础，持论甚正。惟度地筑校、集费定章，事甚繁重，非仓猝所能议成，必须各省众绅公议，候行学务处、上海道察酌会绅，妥议详夺。”
至于中国公学师生提出的“拟公举三品京堂郑孝胥、翰林院修撰张謇为上海公学监督”，周馥虽未明确态度，但内心势必也是积极赞同的。他知道，郑孝胥尽管无意主持中国公学大局，但对其日常事务却一直亲自过问，积极为之出谋划策，甚至亲自动笔为中国公学拟就上呈学部的文稿，请两江总督量拨官地建筑校舍，并咨商各省督抚协力资助中国公学。郑孝胥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公学的“官方代言人”。
郑孝胥的努力，得到了学部的正面响应。1906年7月，学部正式批复中国公学上书，给予高度赞许和评价：
该生等悯本国教育之未兴，鉴寄人篱下之非计，纠集同志，建设学堂，毅力热心，远超流辈。外国学风之所盛，实由士民奋发，皆能自坚其力，自善其群。该生等力戒浮嚣，立约自治，尤见深明学旨，志趣不凡。所称“南京山明水秀，为兴学善地，请商两江总督量拨官地筹款建筑，并咨商各省督抚协力资助”各节，仰候两江总督查明办理可也。5
当然，学部的这种答复更像是一种外交辞令，最大的作用是从舆论上暂时缓解了外界对于中国公学的观望、猜疑态度。而中国公学经费困窘难题的真正缓解，是在端方就任两江总督以后。“牵线搭桥”的人，依然是郑孝胥。
端方，1861年生，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在晚清官僚体系中，端方是新式人物的典型代表，1905年12月受派访问日本、美国等十国，考察宪政。他所写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颇具远见，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建议晚清政府尽快拟定宪法。由他编撰的《欧美政治要义》，是晚清立宪运动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同时，端方还异常重视新式教育，堪称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在早年担任封疆大吏期间，就积极开办学堂、师范学院、图书馆等教育机构，并主张派遣学子出洋留学。据说，他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曾下令将各州县照例奉送的红包全额退回，用作选派两名当地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佳话。
1906年9月，端方出洋考察宪政归来之后不久，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当此之际，郑孝胥正在上海联络各方英杰，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前身为宪政研究会），积极推行清末新政。这一主张自然与作为晚清政府中立宪派的端方不谋而合。
端方上任不久，就致信郑孝胥，邀他到南京一叙。由于其时正值预备立宪公会酝酿成立的关键时期，而郑孝胥又是主要的发起人，因此一直未能得闲赴约。不过，两人之间的联系却日益密切，端方甚至直接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的筹备讨论过程。
不过，此时的端方心思还不完全在教育上，更让他牵挂的还是好不容易折腾起来的预备立宪。而等到他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后，终于再度有缘为政一方，施展平生抱负，遂开始关注起郑孝胥，关注起中国公学。
出任监督主持大局
1907年1月29日，时近农历年关，雨雪。
这一天，郑孝胥在日记里写道：“熊秉三来谈，言午帅已允拨中国公学常年经费一万五千两，请余为校长。” 熊秉三即熊希龄，午帅即端方。
这个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但正是时候。
1906年12月，端方接到了中国公学的上书，内容主要为两点：一是，“若维持现状，必本年先有一万数千两之的款，仰蒙指拨，以备明年上学期开学之需，方足以资继续而定人心”；二是，“校长未定，则整理规程无人提挈，干事等既无所遵循，学生等亦多怀观望”。上书说，“此皆公学最为危险之现象也”6。
作为一直关注新式教育的官员，端方对于辖下的这所学校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很快，他就酝酿好了基本对策：一是每月拨付常款1000两，并咨商各省允为协助；二是如中国公学所请，聘郑孝胥担任公学监督。1907年3月22日，他正式做出批示：
该生等开办公学，经年困难情形，亦系属实。应准由江南财政局自本年正月起，按月给银壹千两，以资应用，仰即遵照前赴该局具领，核实开支，按月造报。至该校课程是否完备、教习是否得力、学生共有若干、每月额支活支共需若干、所收学员若干、绅商捐助若干，候饬江苏候补夏道敬观并饬宁学司选派课员同往，认真考查具复，以凭核夺。惟建筑校舍、扩充规模，应候咨商各省，允为协助若干，再行定议。监督一席，业经本部堂照会郑京卿办理所有，每月薪脩应由堂酌核致送，并即知照。7
尽管地方财政异常艰难，且清江尚有数百万嗷嗷待哺之民，端方还是毅然决定每年拨银1.2万两，以资维持公学运行。在端方的带动下，两广总督张人骏亦慷慨解囊，在“粤中财力艰难”的情况下拨银3000两，帮助中国公学度过“经济危机”。
据学者严海建考证，中国公学成立初期，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款和官府补助。1906年捐款占总收入的近30%。到1907年，官方补助和社会捐款之和已超过总收入的40%，其中1907年官方补助一下子上升至33.57%，成为学校经费中比例最高的一部分。8
拨付常款一事倒是好办，交给财政部门去办理就可以了。但聘请郑孝胥担任中国公学监督一事，端方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把握，斟酌再三，他决定亲自给郑孝胥写一封信，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作一番游说：
照得上海中国公学由二三杰士纠合同志组织而成，以为高等游学两科预备，洵属毅力热心，造端宏大。现在经费困难，本部堂力为维持，筹拨常款，以冀早收成效。惟学堂之进步，端赖师资，监督一席，关系綦重。况设校沪滨，当江海冲要，为泰东西游士宾朋视线之所注集，非有通儒硕学主持其间，不足以提倡宗风、餍人观听。素稔贵京堂经术精深，规模闳远，学子奉为山斗，士夫争睹星云，应即订为上海公学监督，以期教育发达人才众多，每月薪脩由堂致送。相应备文照会贵京卿查照，务希不吝光尘，总持校务，不独经义治事追先哲之徽，抑且舍短取长通万方之略。敬跂高躅，宏此远谟，须至照会者。9
聘请郑孝胥主持大局，是中国公学师生梦寐以求的事情。此前，中国公学曾屡有所请，但未如愿。这一次，身为两江总督的端方亲自出马动员，且言辞恳切，郑孝胥自然是不能再推辞了。
1907年3月，郑孝胥正式出任中国公学监督，从此结束了中国公学没有校长的“自治”局面。
中国公学早期的管理思路似乎来自同盟会，如胡适所说，“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 由全体同学实行自治，不仅开创了教育史上的先例，而且保证了“彻底发挥民主自治之精神”，令人神往。但是，从长远看，学校的管理不能完全是一盘散沙，必须依赖一个相对规范的制度设计，且需要一位拥有一定社会声望并具有较强运营能力的人物担任领头人。中国公学从一开始就遭遇的诸般困境，与这两点的缺失休戚相关。
郑孝胥的正式加盟，恰逢其时，让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大松了一口气。更重要的是，郑孝胥到任后，并不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基本维持过去的人事安排，将学校的日常事务和经费筹措等具体事务，仍交给由学生选举出来的三干事王敬芳、张邦杰和黄兆祥负责。这种做法，无疑让中国公学的自治风气能够较好地得以延续。
倒是三位干事有些蠢蠢欲动，想借助学校管理体系有所改变的机缘，摆脱评议部的监督，巩固自身地位，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新、旧中国公学分裂风潮。
对于这一段风波，很多人都将账算在了郑孝胥身上。比如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就写道：“丁未以后，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借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到了戊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遂致绝大多数学生整队退学，自行组织中国新公学，仍继续实行民主的政治，支持至一年余始解散。这三年多的雏形民主国，在中国政治革命（史）上是很可纪念的。”10
这难免有些错怪了郑孝胥。郑孝胥本无意于执掌中国公学大政，碍于两江总督端方礼贤下士邀请的情面，才答应出任中国公学监督一职。而当时，他正忙于筹备预备立宪公会，且自办一家工厂，事务繁忙，根本无暇顾及中国公学的日常管理，因此基本维持着中国公学的自治格局。
即便如此，郑孝胥对于中国公学的扶持态度一直未变。最初端方在邀请他担任公学监督时曾言明 “每月薪脩由堂致送”，等中国公学真的将薪水送上门时，他却婉言谢绝，分文不收。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907年4月21日，“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来，欲送监督津贴月二百元，余即以捐充学费”。不仅如此，这一天的日记还记载，“区景荣来，借去学费二十四元”。类似的情况在《郑孝胥日记》里屡屡可见。
应该说，郑孝胥对于中国公学的赤子之心，苍天可鉴。长期奔走于官场商场的他深知，中国公学要想长久，必须要寻求官方主流人群的支持。而端方的态度，就是一个重大的机缘。
因此，在新、旧中国公学风潮发生后，1908年11月17日，中国新公学的学生谢尹、郭光济、陈炳华、王谟求见郑孝胥，“言公立之中国公学不应改为官立事”。郑孝胥听后大怒，斥之曰：“如学生能自筹费，不借捐款、官款则可；今公立二字久已卖却，复何言乎！”11
事实正是如此，如果没有官方的拨款、捐款，中国公学基本上是寸步难行，更遑论长久地生存与发展了。
四方“联姻”筹建校舍
1907年1月4日，在接到端方的邀请近两个月后，郑孝胥赴南京，与这位新任两江总督首次会面。
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一天之内，数度晤谈。据郑孝胥当天日记记载，“夜，午帅邀饭，坐有季直、久香，谈至三点乃出”。到了第二天，端方再次到宾馆找郑孝胥相谈，约夜里11点便饭，又是“至三点乃散”。等1月8日郑孝胥要离开南京的时候，端方不仅赠送《闽中十景》画册、铜印小相等礼物，还令建威兵轮护送，“且嘱岁底来游”。
1907年1月29日，端方正式委托朋友邀约郑孝胥入其幕府，月薪四百金，襄理两江政务。而就在这一天，端方“允拨中国公学常年经费一万五千两”，并请郑孝胥担任校长（监督）。
此中盛意，郑孝胥自然心领神会。1907年3月27日，郑孝胥接受端方的邀请，“移入督署池上御碑厅”，开始新的幕僚生涯。有了这层关系，中国公学的经费筹措、办学条件等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4月20日，中国公学行新学期到学礼，学生已有300人。这年中国公学共分十班：普通四班，理化二班，英文、算学专修科二班，高等师范二班。没有一定的财力，是无法支撑学校正常运转的。
在端方、郑孝胥的支持下，当时众多社会名流纷纷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公学，其中最突出的是张謇和熊希龄。这两个人，都跟郑孝胥关系不俗，后来，都与中国公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謇，字季直，1853年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属通州。张謇早年曾进入淮军著名将领吴长庆的幕府，后试图重返科场，却屡屡受挫，直到1894年，时来运转，以一甲一名问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正式进入士大夫阶层。
在晚清士大夫中，张謇以倡导实业、重视教育而著称。他有一个观点，叫“父教育而母实业”。因此，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起反对“取缔规则”风潮的时候，张謇一直密切关注。
在张謇这一时期的日记里，多有关于此事的记载。1905年12月11日，张謇由杭州返上海，“午后一时至沪，闻中国留学日本生以争取缔罢学”。12月14日，“闻留学生争取缔罢学中有劫迫者，北洋用强力压之”。第二天，张謇原本准备与好友赵凤昌（字竹君）一道去迎接罢学归国的留学生，但因上海道袁海观邀约而作罢。
12月16日一大早，张謇获知清政府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端方、戴鸿慈两大臣途经上海，“是晨天未明，余念留学生嚣竞诚可恨，然要不可使他人干预，乃谋与竹君议，由端、戴告北洋及学部，由官派人往抚而察之”。两人随后拜会端方，“深谈至夜分十二时而返”。尽管张謇因为事务繁杂等原因，谢却了复旦公学王公侠提出的公推其与马相伯共同出面处理留学生事宜的建议，但仍一直牵挂着归国留学生的动态。
后来，归国留学生提出兴办中国公学，张謇十分赞成，亲自为之游说上海道袁海观、两江总督周馥。当然，此时张謇对于中国公学的支持更多还只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否则以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名望，完全可以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而不用劳顿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转而恳求郑孝胥“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