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领导重视，全力推进
几届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特别是十六大以后，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和省委副书记的丹增非常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白恩培强调：“要像当年抓烟草、抓旅游一样，抓好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云南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充分体现了省委领导的决心。
而云南省的领导抓文化产业不是仅仅作报告，喊口号，而是亲力亲为，既以充分的政治理性，又以饱满的感性冲动，投入到文化产业发展的事业当中。丹增就是这样的典型。新闻记者出身的丹增同时是一位著名诗人、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搞文艺创作，从文化厅到中国文联、作协，从事了20多年的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可以说是文化领域的专家、多面手。和云南的区域文化性格吻合，丹增富于激情、想象力与战略气魄，丹增把云南的文化资源概述为：“云南是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拍摄的基地，文化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他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化的焦点在中国，中国的焦点在云南”，“云南的GDP增幅多年来处于全国末位，但文化产业却有望进入全国前位。”丹增积极推进云南省“文化先导战略”的实施。
他有着领导干部非常可贵的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曾说到，“我一直有个追求，在有生之年……对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尽一份自己的职责，这不仅是我从政的职责，也包含着我对文化的感情”，“如果文化打造不出名堂来，作为省里主管文化的领导，首先是我的失职，严重的失职，那样就太对不起云南文化、也对不起云南人民了。”他经过多年实践与深入的思考，总结出发展文化产业的“五条路”，即政府促动之路、项目牵动之路、品牌带动之路、会展驱动之路和人才推动之路，对推动云南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丹增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中亲力亲为，作风踏实。他曾与一群作家、作曲家、民俗学家一道，带着干粮拄着拐杖，进行了艰难的云南文化资源“家底”普查工作。在《云南映象》、《丽水金沙》、《云岭天籁》等一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俱佳的文艺精品的打造上，丹增倾尽心力。他还坚持理性思考，发表了《发展文化产业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其专著《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引起广泛关注。作为不可多得的文化干部，丹增被选为“2006文化产业年度十大人物”之一。
省内有关部门和一些地区的负责人也以较高的姿态努力推动云南文化发展，如云南文产办原主任黄峻就提出云南成为“国家的文化中心”的设想，体现出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胸怀”。
（3）统筹有力，整合有方
省级统筹意识强，统筹能力强，全省形成了整体，资源尽可能地予以了整合，使云南的文化产业以“全省一盘棋”的格局迅速发展。
一是产业间的整合。首要的是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合”。文化旅游是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最直接手段，也是文化产业最稳定的大规模产业效益的实现方式之一。云南有较好的旅游业的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云南旅游业异军突起、急剧高涨，整个90年代后半期都在全国第6—8位徘徊，全国仅有广东、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基本稳居于云南之前。刚进入21世纪的头一年，云南接待海外游客突破110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突破4500万人次，大大超过了云南省总人口数量，以后数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大量的中外旅游者参与了云南市场上的文化消费，旅游业平台给云南文化市场带来了一半以上的消费能力。通过旅游市场平台，把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文化产业优势，丽江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改称“中国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也可以看出云南产业统筹的思路。从旅游业中催生出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反过来又带动了旅游业的全面繁荣，旅游业与文化产业水乳交融，渗透发展，保证了文化产业的产业效益。文化产业各部门之间、部门内部诸要素之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二是官、产、学、研的整合。云南省整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大学等科研学术机构，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切实为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乃至直接参与项目工作，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实质性发展，而且大量的科研成果又成为云南文化产业的高层次传播手段，使云南文化产业获得了推广的效益。反过来，资源整合也促进了有关研究教育单位本职工作水平的明显提高，使之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乃至超常的发展机会。自1996年起，云南省委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有关“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协同调研任务，参与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关文件的起草修订和相应规划的研究制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总结提出了若干独具特色的学术论述，如“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三论”：民族统一论、文化生产论、人文经济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内实现了文化开发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等的整合，对外与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昆明大学旅游科研所联合，承担了大量有关文化建设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2003年底，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成立，随即与云南省文产办合作，完成了《云南省地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调研》课题，整合云南大学民族艺术博士点等方面力量，协力参与了“滇沪合作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云南省文化产业高级研修班”等重要活动的举办，与昭通市、楚雄州等合作，进行地方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云南文化产业研究的又一支成规模的有生力量。依托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云南还整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作为云南省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人才培养的最高学术机构。2007年1月，文化部命名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而同时获得这一称号的另外5家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均为中央部属高校。2006年5月15日，依托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云南省文化产业学院成立，号称“国内首家成立的专门的文产学院”，中共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产办主任黄峻任院长。云南还不仅仅是在省内整合资源，云南省委宣传部还广泛借用外部资源，如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其余如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地市间资源的整合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4）立体营销，强力推广
文化产业本是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消费特征明显的产业，当然也是高度品牌依赖性产业，品牌是受众在海量的文化产品中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进行立体的“省级营销”，打造文化品牌是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环节。通过政府有意识地推广，云南做成了文化产业的整体品牌———“云南模式”。
近年来云南省举办了一系列会展、节庆、论坛活动。这些活动除了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外，还带来了多重效益，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营销效益。它们保证了云南文化产业较高的被关注度，保证了云南的外来人流，保证了云南文化旅游等产业的消费市场。
1999年5月—10月，“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在展示云南自然资源、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云南人文资源、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对外形象奠定了良好基础，长远地影响了云南的文化旅游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1999年9月，“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召开，来自全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位专家学者汇聚昆明，把云南的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概括为“云南政策”，认为这在全球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2005年文化产业云南论坛”，邀请国内文化产业研究领域众多知名专家齐聚建水，专门集中研讨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模式”。
2005年12月首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举行。西部地区文化产业首次整体亮相，云南做成了西部的标杆。
云南省在本地还举办了“首届聂耳国际音乐节”、“中国电影百年———云南红河电影周”等一系列活动。
此外，云南还先后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全国20多个省市和巴西、阿根廷、美国、法国、俄国、丹麦、瑞士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推介，举办了“云南赴京文化宣传系列活动”、上海“云南文化产业推介周”、上海国际艺术节“感受云南”系列演展活动、“驼峰行动—赴美展览”、云南艺术代表团赴瑞士、法国、日本、马来西亚演出展示等活动，形成了一股云南文化热潮，特别是《云南映象》到美国、欧洲、巴西、阿根廷等地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大力推动了云南文化艺术大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云南也善于利用别人搭建的平台来推广自己，比如，在第二届中国西部（成都）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丹增作了题为《云南文化产业的特色发展道路》的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推广了云南。
云南还非常重视与善于利用媒体来进行宣传推广。除了利用本地媒体宣传，云南还特别重视争取首都媒体、外地媒体来推介云南文化产业，在不同的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云南的文化资源与开发前景，使云南文化产业在全国保持了较高的曝光率。
2.四川省及政府强力后发
（1）早期文化意识薄弱，省级统筹相对疲软
早期四川省政府的相对疲软首先体现在理念上。相比云南于1996年首提“民族文化大省”的理念，2002年，四川省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才确定了四川发展新跨越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为“西部文化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四川文化理念相对滞后。相关政策、部署的跟进，四川都比云南晚。
在试点工作的努力上也体现得很明显，2003年全国试点工作会议上，云南丽江于首批入选“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而西部文化资源富集的四川省却没有入选，周边的重庆、陕西都有入围，这和省级政府的统筹不力关系较大。
在早期滇、川两省共有（甚至四川更占优势）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云南概念先行，意识超前，措施得力，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两省对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的开发就是典型例子。
（2）“不是试点的试点”与文化及文化产业工作战略高度的提升
2004年4月，李长春视察四川，对四川文化产业的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四川能够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带个头，为全国做好典范”，四川省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争取到“不是试点的试点”的综合试点地区的发展机遇，为四川文化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有利条件。省委、省政府很快跟进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大力推动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
2005年，四川省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大会，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主要领导出席会议，进行改革发动、工作部署，推动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的工作。本年启动了以省本级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演艺领域为重点的改革试点工作，强化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监管职能，突出了文化单位作为文化发展的主体地位，推动了微观主体体制机制创新。9月，省委宣传部举办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研修班，对部分文化集团和单位的经营管理骨干50余人进行强化培训，引导各地各文化单位加快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步伐，推广“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出路”的观念和市场化配置文化资源的理念。2005年，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制定并发布了《四川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指导目录》，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促使民营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2006年5月26日，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挂牌，表明了四川推进文化产业的意愿。这是合并省干部函授学院和省广播电视学校而成的中国第一家以“文化产业”命名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2006年6月，四川高规格的党政暨经贸合作代表团赴湖南考察，文化产业是考察重点之一。省委书记张学忠要求，见贤思齐，推动新一轮文化大发展。8月，省委中心组学习会上，文化发展成为主题，“远学湖南广电，近学四川新华”，一场大讨论自上而下展开。《“十一五”四川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交省委中心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