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高里·居里
黎萌译
这是为我希望从事的那种电影理论而发出的宣言，也是为我希望看到的那种电影研究方式而发出的宣言。我要着手描绘一种理想的理论结构，一种我乐于投身其中的理论/方法论。一般说来，“宣言”往往需要把它们想表达的东西概括成一个口号。但我反对这么做，本文也不会这么做。不过，我会在一些哲学背景的参照之下，来反驳这样看待“宣言”的观点。
一、电影理论和电影哲学
“电影的分析哲学”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描述语，但对于我采取的那种方法，我实在想不出更简明的名字。它不令人满意，首先在于它会使人联想到一种对“哲学就是语言分析”的等式的信奉，而这种等式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接受；它还会使人想到对一种高高在上的观点的信奉，根据那种观点，哲学家应该比其他人明白更多的东西。然而，这个名称又确实由于它对表述和论证的清晰性的强调，对逻辑的作用的强调以及对关注科学的强调，而指向英美传统中一种思想的根基。在这一意义上，分析哲学是一项蓬勃盛大的事业。但在英语国家中，“电影的分析哲学”却是存活在学院派哲学边缘的“家庭小作坊”。与更熟悉的精神分析学方法不同，它不具有已经确定的、支配性的理论结构，并且它的一些实践者想方设法反对追求这种结构。它的区别性特征也许仅仅在于：（1）一种不满——对目前的电影理论运用的那种哲学的不满；（2）一种信奉——对前面所定义的广义上的分析方法的信奉，对哲学思辨与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其他经验学科中对心灵及相关现象的前沿性研究成果的适当整合的信奉；（3）一种愿望——以尽可能减轻理论负担的方式去接近具体的影片、电影类型和电影风格的愿望，因为只有这样，电影本身才不会在理论的重压之下消失，或者被扭曲。在此我要做的，是提出一种胆大妄为、雄心勃勃的构想：要是“电影的分析哲学”当真打算建构一种系统的、整体上“自洽的”理论，将会是什么样子？其次，我想说明自己的一些工作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方法的微薄贡献。我将描述一组互相关联的、逐步递进的专门性的问题，它们连在一起构成了一组关于电影的重要问题——从关于这一媒介的特性的最一般性的问题，到对个别影片的解释的最具体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或对它们之中一些重要的、其答案得从大体融贯的理论中得出的衍生性问题的回答，将构成一种电影的哲学。
因此我认为，电影哲学的实践者应该严肃地看待对宏大理论的追求。这里的宏大理论不必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并且对于多数人或者任何人而言，达到它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浪费时间去寻找一种综合，它可以自然地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一种有力地整合电影领域并有力地联系着其他领域杰出成果的电影理论，比脱离了其他知识分支的孤零零的理论更好——更简单融贯，因而也更可靠。并且，既然简单性和融贯性正是容许“程度”存在的认识论的长处，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一种被有偏见地理解的宏大理论，可能比一堆互不相关的、被有偏见地理解的小理论的组合更为可取。
我们准备回答的那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大致上划入不同的分组。第一组问题关心电影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使电影区别于其他媒介？电影的“近亲”和“远亲”是什么？一个作品要成其为电影，至少必须具有什么特征（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没有”）？另一组问题关注电影再现的“模式”（mode）：电影能够传达的或最擅长传达的内容是什么？第三组关注适当的或标准的对电影的介入方式：观众如何被吸引进叙事当中？观众如何建构/理解叙事性再现？第四组关注电影元素的具体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如场景、镜头、视点、蒙太奇等等。第五组关注电影生产：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电影制作程序？我们如何衡量那一程序中的重要元素？这种生产程序如何影响到对其产品——完成后的影片的理解和评价？下一组是关于电影类型的问题：什么是电影类型？如何比较按照类型进行的分类与按照作者进行的分类？而接下来是关于电影风格的问题：可以被设想为风格性元素的电影元素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在根据类型、作者或其他非风格特征来区分的电影类型中，保持不变的风格特征是什么（要是有的话）？最后，是关于个别影片的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它将通过对前面的问题的解答来获得答案。因此，当我们尝试理解和欣赏一部特定的影片时，我们会记住关于电影本质属性和电影表现形式的结论，以及关于观众反应的一般原则。但根据我们的个别性理论，我们还需要或者说更需要理解这部影片的具体要素，理解这部电影生产程序的事实对其产品的属性和价值的影响力，并将这部电影放在适合于它的某些类型中，并识别它的风格特征。
按照这种看法，电影理论的目标是一个沿着不断递增的专门性的轴线而组织起来的知识整体，在其中，各种因素都关联于其他的因素，而在对具体影片的解释中，各种要素（确实）一同出现。不管我们将它称之为什么，它至少是一种哲学活动，原因如下。首先，它的一些问题——本质、再现、个体性、类型、风格，以及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等等——本身就必然是哲学性的，确定这些概念具有的内容需要哲学性反思。然而，在任何大规模的理论任务的意义上，它同样是哲学的，因为它将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对逻辑的敏感以及对不同成分的概念性关系的敏感之上。
当然，沿着这些线索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理论。我们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内在的融贯性是一方面的考虑，但它不能是唯一的。另一方面的考虑很简单：与我们的其他知识之间的融贯性。对于电影，我们不应该言说任何最终无法与我们对其他事物的信念相整合的东西。并且，我们当然不应该让自己相信电影自成一套，从而使得对电影的信念与其他信念相隔离。对电影类型的言说应该与对其他艺术和表现形式的类型的言说相贯通，电影风格和上述问题也是一样。这并不是说，关于电影类型和风格不存在电影意义上的特殊性。而是说，我认为在电影中用特殊方式来运用风格、类型等概念，需要根据电影媒介的特性来说明，或通过参照该理论其他有用的思想来加以说明。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那种指责——为了适于一个特殊的理论目的，用特殊的方式去改造一般概念。但对于我所描述的理论的最重要的规定是：它要带来有趣的、有启发性的分析。大卫·波德维尔说，“当代以阐释为中心的批评……已经变得乏味了。”
我同意他的说法。我们不要忘记，要是没有一批具体的影片，没有引出我们的提问的许多坏影片和一些好影片，我们作为理论家所从事的工作将毫无价值甚至毫无意义。除非我们能够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充分理解构成它们的个别性影片，我们才算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但这种对理论的“自下而上”的规定——理论要成为在解释上“多产的”——并没有为电影研究提出普遍的方法论，因为并不存在称得上是富有启发性的解释的理论上中立的概念。我猜想，我们永远无法获得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来评价电影理论或这一意义上的任何艺术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每种电影理论都是仅仅凭借自身而有效的，因为一种电影理论可能会听凭自己去制造出乏味和冗余的解释。
这种关于解释的“多产性”的规定，将影响到我们用以满足融贯性规定的方式。我们总是能够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获得融贯，按照这种方式，要是较低层次的假说与已经采用的较高层次的假说之间产生冲突，就拒斥前者。但“多产性”要求我们把理论系统视为网状结构，具有不同成分之间的、可以朝任何方向来解决的冲突。而对一部具体影片的严肃的批评性判断，不应该依赖于某种理论概念，因为它由此并不能得到任何辩护，但是高层的理论将不得不让位——要是它导致了无聊的或者是高度反直觉的批评的话。确实，这里的看法是，低级事项应该比它们之上的高级事项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要求关心常识的结果。G.E.摩尔说过，我们决不应该相信一种高层哲学比相信一个诸如“我有两只手”这样的常识性判断更多。因而，在他看来，只要一种哲学的结论导向现实事物的非存在性，我们就决不应当相信它。在电影理论中，我们不希望看到那种干巴巴的理论和最低的直觉性信念之间的对比。但我们应该从这样的前提开始，即我们关于具体影片的判断比关于媒介、风格、类型等等的理论更加可靠。因此，如果一种理论原则要使我们放弃对一个具体作品的直观的、富于启发性的阐释，它必须在其他方面具有重要性。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具体影片的判断是在对这些作品的特殊性和细节的直接经验的反应中形成的，而我们关于媒介、风格等等的普遍性概念远离这些直接经验。对具体作品的判断应该比对理论性概念的判断更受重视，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对具体作品的判断中，我们的判断本身就是由现象建构的，而我们关于类型等概念的判断却不是。“类型”是一个理论化的阐释性概念，而我们对类型的看法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们关于“夸克”和“胶”的看法一样。但至少，我们对具体作品的观察似乎不那么容易出错。因此，正如我们时常观察到的那样，去假定每个人都能感到一部电影是恐怖的、滑稽的、感人的或沉闷的，而作品本身事实上不应该是恐怖的、滑稽的、感人的或沉闷的——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出错，正如个体的反应可能是悖理的或者极度反常的，这可能是事实。但可以这么说：在什么程度上我严肃地对待自己关于这部作品的判断——它是滑稽的，也就是在什么程度上我必然将自己的判断视为对“它是滑稽的”的建构，而不是将之视为对那部独立于我的反应的作品的某些性质的猜测，哪怕是知情的猜测。但是，如果我依靠类型的概念，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考虑类型，那么这实际上不过是我自己的假设，并且它只有作为我得出它的理论的构成方法时，才是好的和可靠的假设。我不能将自己具有的对类型的看法的简单事实，用来支持这一看法。
这正是这篇宣言想要促进的研究电影的方法：从外部向批评敞开，努力达到内在的融贯性，高度重视直觉性判断，并且寻求可理解性。我没有一种能够例示我所描述的结构的理论，我也没有找到这种理论，但我乐于把自己的工作考虑成对建构这样一种理论的促进，尤其是形成电影与其他理论——例如认知心理学——之间的联系。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对自己的工作加以说明。它将证明我以大体上自下而上的模式进行的工作产生了什么结果，这就是这篇宣言的不安所在。我正在形成的这一理论是否能够例示我赞赏的那种理论结构，尚不清楚。事实上，正如我将在后面澄清的，在一些要点上，我大胆地忽略了自己的指导原则。
我将以一种相应的一般性方法，着手简略地描画我关于电影媒介的一种假说。在最后，我会评述电影理论与实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