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缝合理论以麦茨所说的对摄影机的“认同”为基础。鉴于那种“认同”机制并不符合观众看电影的实际情况，可以说“缝合”是建立在一个靠不住的基础上。其次，这种看似神秘的缝合结构，不过就是电影中根据视点剪辑原则组合起来的镜头组；在达杨那里，这种缝合结构的范围更小，只是正反打结构的镜头组。但是，这样的镜头组合并不是好莱坞电影叙事不可缺少的成分，更谈不上是最基本的“机制”。例如，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只有30％—40％是由正反打镜头构成的。尽管它确实很常见，但没有理由把这种结构视为电影叙事的“基础”。
同样，“在场与缺席的游戏”的家族成员还进入了对电影叙事结构的说明中。据说经典好莱坞电影叙事是“自动化叙事”，是“叙事自己讲述自己”。理由是，通常的叙事总有一个“叙事者”，而在经典好莱坞电影中，观众看不见叙事者（叙事者是“缺席的”），只看得见叙事者造成的那些影像（“叙事本身”是在场的）。但是，所谓“隐藏”语言行为、“隐藏”摄影机和叙事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好莱坞电影成功地隐藏了这些，如果观众相信自己看见的不是摄影机拍摄的画面，不是被虚构出来的叙事作品，而是真实世界的“自然涌现”，那么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会完全不同。观众能够自然而然地理解经典好莱坞电影叙事，并不是隐藏（或欺骗）叙事行为的结果。这种叙事也被称为“自足的”叙事，即它看起来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统一体，而不是被讲述出来的东西。
但这种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有什么根据？的确，一般观众可能并不关心制作电影的是什么人，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为电影不是人工的产品。简单地说，如果你问张三《侏罗纪公园》是哪些人制作的？他很可能说不上来。但他决不会荒唐地相信，银幕上的《侏罗纪公园》不是被任何人制作出来的作品，而是一个“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客观地说，迷恋“在场与缺席”的理论家们想要解释的，原本是一些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请允许我再次用直白的方式来陈述这些问题：经典好莱坞形态的电影叙事，为什么让观众感到那么容易理解？它是否契合着我们的某种自然意义上的认知方式？例如，经典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正反打结构和视点剪辑镜头组，为什么让观众理解起来毫不费力？确实，观众往往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镜头1的内容正是镜头2中的角色看见的东西（例如，张三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镜头1中那只步步逼近的大恐龙，正是镜头2中那个角色看见的恐怖景象）。但这种叙事理解上的“不费力”是如何造成的？
这些都是好问题，并且是电影研究者应该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经典好莱坞电影叙事在整体上的易于理解性，那种让观众看起来觉得“好懂”和“不费力”的效果，正是它流行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易于理解是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结果，既包括电影媒介与观众的认知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电影制作者的长期实践和相应规则的形成，以及观众的欣赏习惯的发展。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许多问题。例如格里菲斯及其后来者对剪辑技术的一再改进，以及各种拍摄和剪辑原则的形成，等等。也就是说，在观众看电影的“不费力”后面，蕴涵着太多需要“费力”的东西。相反，把电影叙事理解的“不费力”归功于“在场与缺席的游戏”、“缝合”这样的机制，归功于那些“缺席的叙事者”，将意味着任何电影叙事都能够被观众毫不费力地理解，并引起狂喜和愉悦——只要它们采用了正反打结构或者视点剪辑。幸好这些理论家的遐想不是事实，否则电影和电影史都将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