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觉的现代性”
（家族成员：集体感官机制、知觉的可塑性、视觉的历史、视觉编码）
“视觉的现代性”是从文化研究领域中开始流行的概念。视觉文化研究者往往持有这样的假设：人类的视觉能力随着历史、社会文化而变化，并且再现性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等视觉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在视觉能力的变化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把“视觉现代性”及类似的观念视为电影理论世界（和相关的文化研究世界）的“居民”，因为它们在这个世界中具有的地位和存在论身份，在人类的其他知识领域中往往得不到承认。一般人都相信，知觉和认知能力是非历史性的。也就是说，知觉和认知能力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视觉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的社会性/技术性环境。在热衷于讨论“现代性”的人文学者圈之外，说“视觉的现代性”，与说“出汗的古典性和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同样令人费解。但是，在视觉现代论者看来，这也许只是代表了一种有待于启蒙的蒙昧状态。
一般说来，视觉属于“认出”（recognize）一个对象是什么的能力，以及面对自然主义的图画（例如透视性绘画以及常规的电影影像）时，认出它是关于什么的那种能力。与阅读、解码、破译各种需要学习过程的符号系统（如自然语言系统）所要求的能力相反，这种识认能力依赖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能力。在人类学习识别自己的环境中的对象和事件时，这种视觉能力自然地得以形成。对自然主义图画的识认能力或“图画知觉”，在一些不具有文化史的哺乳动物身上也是普遍具有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K.J.Hayes和C.Hayes对家养大猩猩的图画知觉能力的研究。
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够从再现一张人脸的电影影像中识认出人脸来。在正常情况下，任何文化条件都不会使某种文化中的观众把这张脸识认为一个草履虫。对于有正常视力的人来说，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是由人们的生理系统所决定的。对电影影像这类图画系统的识认，主要就是激活这样的“硬接线路”，因此来自某种文化背景的人能够识认出来自不同的文化中的影像所关于的内容。例如，我们无须专门训练就能识认出好莱坞西部片里的一匹马。在看见某个事物是什么样子，并由此识认那个事物的意义上，人类的视觉系统并没有随着几千年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也就是说，认为视觉变化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和结果，认为视觉有一个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历史”，进而认为透视性绘画、电影等艺术媒介“塑造”了新的知觉模式，这些观点在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界之外，是难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被热烈探讨的话题，描述现代性的方法和角度也多种多样。但是，从人类视觉的角度来阐明现代性的理论家，往往会追溯到沃尔特·本雅明的经典论文《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感官的知觉模式随着人类的整个存在模式而变化。人类感性知觉的组织方式、完成它的媒介，不仅是被自然，也是被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在人口大迁徙的时代，晚期罗马艺术工业和维也纳天才诞生了，并且，那里形成的不只是不同于古代的艺术，也形成了崭新的知觉类型。维也纳学派的学者里格尔和维克夫蔑视葬送了古典艺术形式的那种古典主义传统的束缚，他们率先从他们关注的那个时期的新艺术形式出发来探讨当下起作用的知觉方式。不管他们的洞见多么深远，这些学者仍然局限于说明完全罗马时代的知觉中典型的形式特征。他们并没有努力——也许是没有办法——去说明知觉中的这些变化表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变迁。目前要进行类似的深刻认识的条件要有利得多了。如果当代知觉的媒介中的变化能够被理解为灵韵的没落，去说明它的社会原因就是有可能的。
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品的“灵韵”要求人们隔着一定“距离”去体验那些对象——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距离，而是某种“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它包括一些对观看者的要求，例如观看者应该持无利害的、超脱的、静观的态度，等等。然而“现代”导致了对这种审美距离的破坏，“现代”撩拨着人们“近距离地把握对象的强烈要求”，由此把各种对象和情境直接地、毫无距离感地呈现给人们。照片和电影特写镜头都反映着、鼓励着“现代”的这种迫切要求。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高涨的文化研究热潮中，本雅明的灵感不断激发着视觉文化研究者的灵感。例如，在一些理论家看来，本雅明的思想宣告着一种新的感知者的诞生，即“现代的”感知者。本雅明确实描述了“现代”所催生的一种新的感知者。这种感知者的主要视觉模式，就是诗人波德莱尔曾经说到的“闲逛者”（flaneur）模式。这些“闲逛者”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迅速扩张的城市中漫游，他们的注意力随着城市中不断出现的事物而不断转移——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从一个事件、场景、景观或者产品转移到下一个事件、场景、景观或者产品。
这种“闲逛”的方式和四处张望、不断改变注意焦点的方式，难道在“现代”之前就不存在吗？尽管本雅明本人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在后来的坚持视觉现代性的理论家们看来，它的确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注意力形式。在这样的理论家看来，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相一致的知觉模式——正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把人们的兴趣不断引向要去获取的新的事物。这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知觉模式，因为后者是对艺术品的“灵韵”的观照和沉思。特别是，在许多“视觉文化研究者”看来，电影这样一种具有不断转移的视点（电影剪辑）的活动图画，既是这种频繁转移注意焦点的“现代性”知觉模式的反映，同时又在迫使现代城市居民习惯、适应它不断加快的节奏，即培养了人们的“现代性视觉”。
前面说过，一般人认为视觉是非历史性的，因为视觉不是人类自己可以创造或者左右的，而是自然进程的产物。但是，在视觉现代性理论家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陈腐的、康德式的偏见罢了。视觉现代论宣称，视觉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了的视觉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或特征。但是“视觉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说视觉的内容——人们所看见的东西——变化了吗？毫无疑问，人们的视觉内容随着现代生活而变化，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看到了许多新事物。原始人没有见过汽车，现代人随处看见汽车。原始人的确也没有见过电影，而现代人看见了。但是，这些视觉内容的变化不需要用视觉理论来解释，同样也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理论。同时，由于“现代论”的拥护者们在表述自己的现代性理论时，使用的总是“视觉”一词，而不是“所见之物”或“视觉内容”甚至“视觉经验”，因此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旨在谈论的不是个体的具体视觉内容，而是现代人的知觉能力之中的某种深层的结构性变化。
因此“视觉现代论者”想断定的似乎正是：人的视觉本身变化了，并且，这里的“视觉”指的是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层次上的视觉。当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这样的视觉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例如，根据进化论，基因突变或者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都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变化。并且，随着目前基因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自己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成功地改造自己的视觉能力。因此，“知觉能力可能变化”这一主张并不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视觉的现代性”所断定的并不是那样的自然演进或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变化。视觉现代论者想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化本身带来了视觉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人类的视觉能力经历了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进”。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在那个时期，人类还不具备基因工程的尖端科学。似乎，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进化论意义上的基因突变。那么，只能说这种视觉变化是自然选择的正常过程产生的结果。但是，那需要大量的时间——远远不止于“现代性”转换阶段中的数十年的时间。因此，根据进化论和一般的科学知识，完全可以对“视觉的现代性”这一说法提出实质性的怀疑和批评。
也许，视觉现代性理论家们会这样反驳：在那个“现代性”转换阶段，在视觉能力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认为，现代城市到处都充斥着无数的事物，这些城市是拥挤的。迎面而来的汽车、广告牌、霓虹灯、明星海报……总之，城市里充满了各种你渴望看见的东西，或者你不得不看见的东西。而“前现代”的乡村、原野不这么拥挤。因此，现代城市中的居民必须能够迅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在城市出现之前，“前现代”的人们不必如此频繁地转移他们的视觉的注意力。同样，许多视觉现代性论者还宣称，今天的电视遥控板、网络频道“冲浪”进一步造成了观众注意力的频繁转移，这与“前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灵韵”的沉思和观照截然相反。这种视觉/注意的功能的变化，正是“现代性”状况产生的结果，并且这种变化还在随着拟像、仿真等技术的发展而加速。
但这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论证。有什么理由说城市居民的注意力转移比乡村里人的注意力转移更为频繁，有遥控板的电视观众比没有遥控板的电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更为频繁？又有什么理由进一步得出，这构成了视觉能力的变化？人类的视觉系统本来就在不断运动，不断扫描环境。这是一种长期进化而来的适应性机制，对于我们史前的祖先而言，这就是有利于存活的因素，有利于他们对各种各样的危险保持敏感。正如大卫·波德维尔引用视知觉实验研究中的结论时所提到的那样，“急速的眼球运动是规则”。人类的视觉注意力从来就是如此迅速转移的。设想，远古的人类祖先小心翼翼地走过开阔的、没有任何遮蔽物的草原，野兽随时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出现。请将这样的“前现代”场面与你拿着遥控板看电视的“现代”或“后现代”场面加以比较——你能够确信，你的注意力转移的速度、扫描环境的速度比你的祖先更快吗？
人的眼睛很少固定在一个焦点上，而是在“登记”（register）尽可能多的视觉刺激，眼球快速转动和频繁“眨眼”都是生理现象。说人类发展到19世纪晚期才突然变成注意力不断转移的“闲逛者”，是毫无根据的臆想。这既不是生物学，也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事实：远在那之前的人类，就已经是注意力频繁转移的“闲逛者”，他们不能不是这样的“闲逛者”，否则这个种群将无法生存。并且，就算“现代性”生活状况比从前的环境引起了更频繁的注意力转移，它也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能力，而只是使原本就具有的视觉能力更多地介入它熟悉已久的活动。因此，在现代之前与现代之后，视觉的功能并不存在那样的“历史性”断裂。借助“视觉能力的变化”来说明“现代性”，并没有靠得住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