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点
国际危机中媒体的基本角色是“目标受众的信息守望者”，服务于受众的信息关切和利益关切
媒体需要综合判断新闻价值、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选择恰当的危机呈现方式
国际危机报道的内容涉及事实认知、关系认知、危机中的角色形象建构等层面
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组织和公民的活动日益融入“地球村”。公众需要适时提升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传播，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存在，而需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提供国际化的信息服务。在各种报道题材中，危机事件极具新闻性、危害性，是媒体体现其价值的重要时机。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大媒体瞬间聚焦纽约，中央电视台也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发布了消息，但是之后仍然依照以往惯例，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有限。而当时条件还相当艰苦的凤凰卫视则展开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9·11”事件让凤凰卫视在国际大事报道中赢得了口碑，一跃成为国际影响力堪与中央电视台比肩的中文电视媒体。
2002年11月的“非典”危机中，国内一些相关机构和媒体起初未予重视，甚至瞒报，贻误了战机。几个月的时间里，这种疾病被发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蔓延，北京成为重灾区。“非典”严重影响了全国的生产生活，也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在中央的指挥下，全民行动抗击“非典”，最终取得了胜利，也由此催生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信息公开成为共识。
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媒体及时传播信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8级大地震。国际社会也通过媒体关注来自中国的消息。国际救援力量纷纷抵达，与中国人民一道抗震救灾。汶川大地震报道成为中国媒体在自然危机中及时公开报道、参与危机解决进程的经典案例。
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由次级贷款引发的连锁金融危机爆发，逐渐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开播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连续播出近百天，其报道强度、密度和影响力创中国媒体国际金融危机报道之最。
2010年8月23日上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名遭解职的当地警察劫持了一辆载有25人旅行团的旅游大巴。劫持事件一直持续到了晚上8点左右，虽然劫持者最终被警方击毙，但这起事件却导致了车上多名香港游客死亡。劫持事件从发生之时起即引发中国各路媒体高度关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连续跟踪、更新信息，展开调查。菲律宾官方、警方，中国政府、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公众在事件中的表现由媒体迅速传播，影响到事件的解决进程，并深化了人们对菲律宾、香港政府和公民的形象认知。
国际危机事件中，有些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发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危机；有些危机事件主要的事发现场在国内，但是影响波及国际；还有一些危机事件发生在国外，但是与中国和中国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些发生在国外的危机，看起来与中国和中国公众无重大、直接的利益相关性，但是深入观察会发现，这些事件与人类共同的生存状态相关，因而也值得关注。
第一节 国际危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媒体角色
一、国际危机中的“信息不对称”
危机是矛盾的突然爆发，但是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危机的产生有个矛盾累积的过程，这些累积的矛盾往往因为当事人的隐瞒或者其他原因，不为他人和公众所知，造成“信息不对称”。社会对此没有清晰的预期和解决，最终矛盾累积造成突然爆发的危机。在危机爆发之后，这种“信息不对称”仍然影响着危机的解决进程。比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信息传播的不对称，信息传播秩序的不客观、不公正、不全面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采集权被垄断，传播权被控制，风险被隐瞒，真相被掩盖，在金融市场传播的信息只代表了部分集团的利益，一个错误的信息流蒙蔽着投资者，把资金带向深渊”。
“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指市场交易的双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一方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则在信息上处于劣势。”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扭曲市场，留下危机的根源，积累的矛盾突然爆发就造成市场上的危机。这个概念后来被逐渐用于社会其他领域。在国际危机传播中，“信息不对称”也影响到事件的演变方向。
信息社会中，媒体的很大一部分职责是消除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有多种表现：有的是事件内部所包含的丰富信息未被发现和披露；有的是部分利益相关方知道，其他方不知道；有的是直接当事方都知道，而公众不知道。还有一种是信息解读上的差异。人们的认知能力、认识深度有差异，对同样的信息的理解会有差异，这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一种表现。媒体不仅要披露信息，还需要对信息进行分析，彰显信息的价值。
较之普通的危机，由于地域、语言、文化的差异和信息阻塞，以及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国际危机事件中更可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危机事件相关各方的行为和事件的进展。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和爆炸性的特点，要求快速甚至是实时的信息流传速度，延迟和阻塞的信息的价值可能迅速贬损甚至失效。而媒体介入的重要意义就是消减国际危机传播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在国与国、组织与组织，或者其他当事方的认知和行动出现矛盾时，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行为可以促进国际社会对话、求同存异和协调行动。
二、媒体角色：服务于目标受众的信息关切
现代社会赋予个人和社会组织以社会角色。危机事件发生时，当事人和各种相关组织都对危机作出反应。媒体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取决于媒体自身在危机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危机之中，作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媒体的基本角色是：服务于目标受众的信息关切和利益关切。
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为目标受众提供信息服务。这里所说的“目标受众”指公众的一部分，但不等同于“公众”，因为每一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群。因此，媒体的角色是“目标受众的信息守望者”，探究、发现和服务于目标受众的信息关切和利益关切。
媒体以信息作为产品服务于受众，其角色职能是信使、信息整合分析者、信息发布和交换平台，并且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媒体的职能首先是信息发布，其次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分析，为目标受众提供行动指导。此外，媒体的报道还将影响危机中的角色形象树立和修复。
依据危机发生地的不同和目标受众的不同，国际危机报道可以分为几个类别：向本土受众报道发生在本土的危机、向本土受众报道发生在境外的危机、向境外受众报道发生在本土的危机、向境外受众报道发生在境外的危机。
发生在本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危机事件，不仅关系到本土受众身边环境的变动，与本土受众的利益直接相关，而且也关系到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认知和评价，主流媒体应投注力量报道和持续关注。比如国内最早出现“非典”案例是在2002年11月，而直到2003年4月以后，媒体才对这一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客观和高频度的报道。信息传播的阻塞延误甚至误导了公众，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媒体、中国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公众形象和国际形象。而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媒体尽职尽责、客观、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不仅提供给公众清晰准确的信息，鼓舞了全国人民共克时艰的决心，而且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援助。中国政府、中国媒体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一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安全事故、恐怖事件等，都会影响外界对这个国家安全性与可靠性的认知，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居住、旅游、投资环境的评价。”对于这些危机事件的报道，受众的关注点首先是事件发生、发展、解决的过程，继而是事件带来的形象认知。这些也是媒体报道中的要点。
对于发生在境外的危机，媒体首先是承担“信息监测”职能，提供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关切；进而要寻找与本国的关联。危机与受众的关联包括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媒体寻找和报道各种关联以满足受众的利益关切。报道内容的基本脉络：首先是报道危机事件的发生，提供基本的信息，这是媒体的社会信息监测职能和基本信息服务；继而媒体要报道事件的当事人是否有本国和本国公民，国内受众由此可以判断危机与自己是否存在直接关联；然后媒体要跟踪事件进程，报道事件的进展以及其与目标受众间各种可能的关联；危机之中及过后，媒体还要探究事件中蕴蓄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和内涵，发现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受众的认知。
媒体对国际危机事件的报道一般要经历至少两个阶段，一是对事件的即时报道，强调的是新闻性，满足的是受众对环境变动监测的信息需求；二是报道的后续阶段，往往是要寻找危机与受众的联系，对危机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和解读。当某一国际危机发生时，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警觉，寻找、评估危机事件与目标受众的关联，不要轻易判断与受众无关。比如在美国纽约的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面临倒闭之时，媒体是否能发出预警：一场金融危机就要来临？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种危机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影响到什么程度？当时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基于其专业性定位，发现了这一危机事件在财经新闻领域的价值，启动《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随着报道的持续和深入，也开始关注并逐步发现这场危机与国内受众的关系。
中国在走向世界，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已经不局限于国内。国际危机与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甚至普通公民发生了联系。在此后央视经济频道的报道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这种联系：中国一个村落里的居民，从鹅毛的销路和价格变化感受到危机；浙江的一个吸管生产企业，如何感受和应对危机，等等。其他媒体也关注到了这场危机如何影响到中国进出口，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国的产业结构要实施什么样的调整，等等。这一类的危机报道需要更多的专业洞察力和解读能力。
再以2010年美韩军演事件为例。3月份韩国“天安舰”事件发生后，韩国称“天安舰”系朝鲜潜艇击沉，此后7月至9月间，美韩在日本海和黄海连续多次进行军事演习。韩国方面称军演是应对朝鲜的军事措施之一，朝鲜半岛局势一度紧张。此次军演的主要当事方是韩国、美国，直接利益关联者是朝鲜，中国并不是直接的当事方，对于中国普通公众来说，似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切和关联。但是敏感的媒体意识到，美韩军演背后的各方利益冲突和对峙才是危机所在，军演并非与中国的利益无关。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等媒体高度关切这一事件，解读美韩军演的背景、相关各方的利益关联和利害关系，并且在条件许可下发现和报道这一事件与中国的关联。
媒体报道国际危机时，要努力接近受众，增强对象感。“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次日，也就是9月12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和挪威全国性大报Aftenposten都大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而且都刊载了当地各自侨民的目击实录，同时也都关注各自侨民即新加坡人和挪威人的安全问题。研究“9·11”报道的彼特·约瑟夫博士认为，“对事发现场各自侨民的报道体现了接近性这一新闻价值；同时这一价值也体现在两家报纸对于此次袭击可能给各自所在国及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关注上。”
国际危机的报道视角要满足目标受众的信息关切和利益关切，表达方式也要便于目标受众理解，内容详略要考虑目标受众的认知程度。比如《华尔街日报》在汶川地震发生当天的报道，标题中提到地震地点的时候，使用了“中国西南地区”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并没有精确地告诉读者地震发生在四川汶川，但是从面向西方读者的角度出发，“中国西南地区”反而比“四川省汶川县”能给读者更有效的地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