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准确地确定货币之间的汇率目前来说依然是十分困难的。按照价值与价格关系，应该从货币价值探讨汇率决定。但问题在于，在纯粹纸币制度下，货币（纸币）的价值如何确定？如果货币（纸币）的价值都无法确定，要准确确定货币的汇率也就是非常棘手的。为解决人民币汇率是不是低估，国际学术界提出了很多评估方法，设置了许多数学模型。但由于评估方法和假设条件不同，对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一是Menzie Chinn运用购买力平价理论（PPP）计算的结果是人民币低估了40%。而Nicholas Lardy 和Morris Goldstein计算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只低估了12-16%。但如果根据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对中国的GDP进行调整，则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二是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运用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设计了多达13种模型来给货币估值。他们运用其中4种模型对人民币估值，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中间值只比正当汇率低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史蒂文·达纳韦和李向明（音）研究了人民币币值的8种评估方法，得出的结果完全不同，从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到低估了50%的结论都有。邹宏元等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经济平衡法，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只低估了6%左右。有鉴于此，英国《经济学家》明确地指出，人们几乎不可能确定某种货币何时处于错位状态，更不要说确定错位的程度了。这一点就连美国人都承认。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各国的货币是纯粹的纸币，而纸币的价值是无法准确确定的。在纯粹纸币制度下，人们往往通过通货膨胀率（CPI）考察纸币的价值，即通货膨胀率高，纸币的价值低；反之反是。但由于各个国家CPI的计算是不同的（包含的项目不同，同一项目的权重不同），因此，用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各国纸币的价值会使各国货币价值没有可比性。因此，用各国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各国纸币的价值是不完全准确和不完全科学的。如果要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纸币的价值，那么，全球各国就应该统一CPI的内容和权重。既然准确地确定纸币的价值是困难的，要准确地确定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就是困难的，因此，硬要给中国戴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也就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站不住脚的。
第四节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实现金融协调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而在这对矛盾统一体中，我们关注的是虚拟经济的发展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且经济出现虚拟化现象。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重点是虚拟经济和经济虚拟化问题。
一、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虚拟经济的提法，只有虚拟资本的概念。但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性质与特征的分析完全实用于对虚拟经济的分析。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虚拟资本是与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构成的现实资本不同的一种资本形态。它们是货币资本，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包括汇票、国债券、国库券、股票、不动产的抵押单等各种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的载体虽然是一张张的“纸”，但它们已经成为“商品”在金融市场（场内市场或场外市场）进行着交易，因此，它们有了价格。但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着不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在真实的物质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围绕凝聚了人类脑力或体力劳动的价值上下波动。但虚拟资本中的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它们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因为，它们的价值不是由凝聚的人类劳动的多少决定的，也不是由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决定的（国债不代表任何资本）。由于它们只代表对生产、经营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只是一种取得未来收益的权利证书，因此，它们的收入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总之，它们的价值、价格、收入都是“虚拟”的、“假定”的、“假想”的、“幻想”的。
随着虚拟资本量的扩大和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来源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在运行轨道上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甚至支配着实体经济的、有着自己特有运动规律的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人们一般把金融经济看成是虚拟经济。以此定义，那么可以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严重虚拟化。1997年全世界外汇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140万亿美元。仅仅十年时间，2007年全世界外汇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达到3259万亿美元，增长22.5倍；相当于全球GDP近70倍。
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虚拟经济在动员社会储蓄、活跃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流动、创造各种金融工具以分散风险、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等方面有着实体经济不能起到的作用。但是，虚拟经济会带来的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由于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大大地大于实体经济的财富效应，因此，不少人将自己大部分的，甚至全部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放到来钱很快、赚钱容易的虚拟经济中，而不再“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当代美国人财富的82%是金融资产，这还不包括房地产。据美国金融服务年鉴统计，2006年美国证券业在金融资产构成中的比重比2000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而银行业的比重却下降了3个百分点。虚拟经济的“财富效应”产生的幻觉在美国导致两个恶果：个人不再崇尚储蓄，而是寅吃卯粮、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美国政府则“账多不愁”，成为负债累累的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只是由于美元的独霸地位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才没有发生导致美国政府破产的主权债务危机。我们不应该重蹈美国的覆辙。
第二，虚拟经济既然来源于实体经济，它就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果虚拟经济一味只追求自己的发展，甚至创造出各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那么，虚拟经济可能“泡沫化”。泡沫的膨胀是危机的开始，而泡沫的破灭则是危机的到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不能不说与过度的、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创新”有关。我们在发展虚拟经济时应该以美国为鉴。
第三，虚拟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的高流动性、高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特点。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飞跃。它把虚拟资本的四个特点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致。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有国际投机资本的身影就是有力的证明。
一句话，我国应该发展虚拟经济，但更需要健康地发展我国的虚拟经济，且我国虚拟经济应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经济“虚拟化”也称为财富增值的“虚拟化”，它是指金融活动逐渐脱离物质生产而独立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虚拟化的出现是在扩张性演进模式主导下，对货币性财富过度追求致使其相对于物质生产供大于求的必然结果。
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国外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方面。在此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的首推戈德斯密斯。他于1969年作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被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引用。其后，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e D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e Deepening）理论，并论证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和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掀起了虚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次研究高潮。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一个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金和莱文、盖尔托维克等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虚拟经济逐步占据中心地位而实体经济处于辅助地位的背景下，卢卡斯·门克霍夫，诺伯特·托克斯多尔夫（2004）提出了分离假说。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关系问题，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方面。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大都建立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迅速增多，研究涉及的范围也大为拓展。刘骏民（1998）从虚拟价值增殖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虚拟价值增殖对实际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刘霞辉（2002）、张晓晶（2002）从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出发，主要研究快速变动且不稳定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的影响。王爱俭（2004）主要是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角度来分析，提出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创造货币，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财富效应，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以及虚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球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发展等。林兆木，张昌彩，李翀（2003）等也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包括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角度进行过类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