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剖析。
1851年4月，托尔斯泰（1828—1910）随同服军役的哥哥尼古拉去高加索，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袭击山民的军事行动。他在高加索开始自己的创作。《现代人》杂志陆续发表了托氏的《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此时已是知名的年轻作家的托尔斯泰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先后结识了作家冈察洛夫（1812—1891）、诗人费特（1820—1892）、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文学批评家德鲁日宁（1824—1864）和鲍特金（1811—1869）等人。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古希腊诗人荷马和英国剧作家及诗人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感到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即革命民主派提倡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比较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1852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7年1月，托尔斯泰首次出国游览。他赞赏法国的“社会自由”，但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感到厌恶。在瑞士，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不过，他这次出国收获不小：视野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状况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既然解决不了思想上的矛盾，他就想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长兄尼古拉的逝世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悲观情绪。1859年至1862年间，他几乎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先后在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为了深入研究教育问题，1860年托尔斯泰第二次出国去考查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的教育制度。回国后他还创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他的教学方法主要就是同学生自由谈话。他非常欣赏农民孩子们的作文，为发现他们身上的才能而感到高兴。1861年，托尔斯泰担负起调解地主和农民之间纠纷的职责。他常常同情农民，维护农民的利益，因而受到贵族农奴主的敌视。托尔斯泰的办学和其他社会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1862年1月，托尔斯泰开始被秘密监视；7月，他的家遭到宪兵的搜查。这段时间同农民频繁的接触对他思想上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写过多次。但她深受世俗偏见的影响，过多为家庭和子女着想，理解不了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结婚后，托尔斯泰远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4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成为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家。他本来想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可是，长期的亲身体验和与人民的接近使他深感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把小说写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史诗。作者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的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不怕牺牲，与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中的库图佐夫是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截然不同。库图佐夫了解人民，尊重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因此战胜了拿破仑。小说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偏见，如娜塔莎婚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尚无意识活动和自发性的生活原则；宣扬了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主张。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并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他途经阿尔扎马斯时，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虑和恐惧。他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就谈及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受到德国叔本华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从70年代初起，托尔斯泰就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感到惶恐不安，怀疑起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他对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感到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遍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都找不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想不开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他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有着鲜明的反映。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最后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变了，主要写的是农奴制废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走向没落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冷漠与虚伪，追求爱情和幸福。然而她既无力反抗上流社会那虚伪而冷酷的道德压力，又不能战胜自己身上那贵族的传统观念。这些矛盾的心情最后促使她卧轨自杀。另一个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不忍心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还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到世界各地。空想破灭后，他陷入绝望，甚至想要从自杀中求得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小说中的人物充满了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笼罩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列文的紧张探索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的精神探索。
托尔斯泰在这之后访问过神甫、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彻底否定官办教会，在80年代初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大饥荒的影响下，抛弃贵族地主阶级立场，完成了60年代开始的世界观转变，最后转到宗法制劳动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和《我的信仰是什么？》等论文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那种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坚决的否定。然而，他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想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托尔斯泰改变自己过去的贵族生活方式，不时参加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砌炉子。他还改变了文艺观，斥责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放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他所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也都是为了这同一目的。1881年，全家移居莫斯科后，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91至1893年和1898年，他组织救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组织的食堂每天约有4000人吃饭。
从90年代中期起，托尔斯泰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开始感到怀疑。他写过一篇《论饥荒》的文章，沙皇政府早就想监禁或者流放他，但因他那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社会舆论而没敢动手；后又指责他发表的作品《复活》是反对上帝的。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开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而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主要情节取自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涅赫柳多夫诱奸姑母家中的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马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蔑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小说主要是通过涅赫柳多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小说的后面部分，慢慢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
托尔斯泰在1882年和1884年曾多次想离家出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自己同农民的思想感情有距离而感到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改变后的世界观而感到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们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更使他深感苦恼。
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被与亲人的隔阂，尤其是与妻子的隔阂所困扰，使他万分苦难。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无论如何要强占丈夫的日记，因为她害怕日记中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担心日记的发表会让自己蒙受羞辱。为了得到丈夫的日记，她甚至以服毒或投河自杀来要挟。她一步不离地守护着全部财产，对丈夫的“败家”举动痛心疾首。伯爵托尔斯泰的夫人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她无法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夫妻俩人当然也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起码应该做到尊重对方，宽容对方。显然，伯爵夫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她日夜盘算的是如何把丈夫改造过来，让他一切都听从自己的。在她看来，奴隶只能爱奴隶，伯爵只能爱伯爵。她实在弄不懂丈夫为什么会有一颗爱奴隶的心呢？
托尔斯泰丝毫不害怕沙皇的强权。他的一部部作品被官方书刊检查官列为禁书。与沙皇政府狼狈为奸的东正教会把这位真正的教徒开除出教会。面对这些不愉快的事，托尔斯泰安然自得毫不在乎。但是面对自己的妻子，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知道妻子是爱他的，但这种爱他实在承受不起，这种爱带给他的决不是幸福而是无法容忍的苦恼。他当然也爱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但他的心越来越冷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指出：“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作为生活资料的财产（我认为财产是罪过，可你却认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伯爵夫人坚信沙皇的统治是合理的。当丈夫收到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的信件时，她断言：“流刑犯都是强盗。要不然，为什么会流放他呢？”托尔斯泰被妻子的判断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的秘书观察到了他脸上痛苦的表情，但他能说什么呢。年轻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不正常和虚伪，没有比他更强烈和真诚而又如此痛苦地试图以某种方法来摆脱它了。”在那封出走前三个月给妻子的信里，托尔斯泰无比真诚地对妻子说：“我对你同我的生活给予的评价是：我，一个放荡不羁、在性关系上道德堕落而又并不年轻的人娶了你这位纯洁、聪明、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你不顾我的肮脏、不道德的过去，爱我，同我生活了近50个年头，过着艰苦的生活，生儿育女，照料我和孩子们，顶住了那些极易使任何处在你同样地位的、生性好强、姿容美貌、身体健康的女人动心的种种诱惑。你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对此我无可非议。”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真心实意的赞美，能够获得这样的赞美也是妻子最大的幸福之一。托尔斯泰接着写道：“对于你不能同我在精神追求上保持一致，我没有，也不能指责你。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他同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无权要求什么。如果我这样要求过你，那就错了，这是我的不对。”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能够感动无数的人，但偏偏感动不了他的妻子——就因为她是他的妻子。那么多善良的俄罗斯人，当然也包括许多女性，为自己能见到大作家托尔斯泰而感到极为荣耀。然而，伯爵夫人却把托尔斯泰看做无法沟通、不可理喻的疯子。她甚至同女儿商量，一旦丈夫去世便宣布他的遗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为那是他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作出的。她知道丈夫准备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权都捐给俄国公众。她坚决不同意丈夫的这个决定，要知道那是一笔多么可观的财产啊！她关心的是“人间”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对丈夫那“天上”的虚无缥缈的生活不感兴趣。她理解不了他的伟大心灵。尽管她深深地伤害了丈夫，但这不是她的本意，她坚信她是在为他好。托尔斯泰洞察了这一切，他不愿意伤害妻子，他又不得不伤害她。因为他深知，无论他怎样做，也不可能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对自己满意，除非自己放弃已经决定的崭新的生活道路，放弃那条去“发现真理的光芒”的生活道路。世界把托尔斯泰看做最有智慧和最有道德的人。然而，正像舍斯托夫所说：“托尔斯泰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老人。他的声望越高，他就越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和渺小而强烈地感到痛苦。”在庞大的庄园里，年过八旬的托尔斯泰一个人与真理“单独相处”，“面对”真理，他“浑身发抖”。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办。
伟大而孤独的托尔斯泰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了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