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货币中性与非中性
货币数量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货币数量论是货币政策理论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考察、梳理货币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货币中性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货币数量论之中。
第一节货币数量论发展演变阶段的划分
一、“二分法”有失严谨与规范
关于货币数量论的理论介绍，在货币数量论发展演变的阶段划分上，目前理论界大体上是一种比较粗糙的“二分法”，划分不够明确、口径很不统一，阶段名称的术语表达也比较混乱。这里仅以最为严格与正式的大学教学用书来做一大概的简单列举：
有划分为传统货币数量论与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如胡代光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一书中的划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实际上该书中在运用“传统货币数量论”这一表达术语的同时，还穿插使用了“旧的货币数量论”、“简单货币数量论”这些替代性的、不完全统一的表达术语；有划分为早期货币数量论与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如吴奎罡、龚基云著《简明原意的西方经济学》一书中的划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有划分为传统货币数量论与新货币数量论的，如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一书中的划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有划分为近代货币数量论与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如周升业、曾康霖主编《货币银行学》一书中的划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有划分为传统货币数量论与新货币数量论（或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的，如方福前著《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中的划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从上述这些列举的情况来看，这种划分及表述上的不一致未免有失严谨与规范。尽管有些阶段名称的归纳表述，如“新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似乎是尽可能地尊重原始文献的意思表达方式，但这种表达方式未必适合于对一种学说发展史从纵向的发展演变脉络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比较与归纳研究。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货币数量论的发展演变实际上也是必然地、完全地从属于西方主流派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的，二者在发展演变脉络上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目前在货币数量论的发展演变上，这样一种口径不一的、大体上“二分法”的划分方法，与当前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关于西方主流派经济理论发展演变的基本阶段划分，实际上也是不能吻合的。
二、坚持“三分法”
基于上述两点，关于货币数量论发展演变的理论梳理，笔者认为，应当遵循学术理论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关于西方主流派经济理论发展演变的阶段划分方法，充分体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学相互之间的一致性、系统性，这样有助于真正准确而全面地把握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脉络，使我们对于货币数量论的理解，能够真正建立在系统经济理论的基础背景之上。为此，笔者主张，货币数量论的发展演变阶段应该坚持“三分法”的基本立场，即总体上可划分为古典货币数量说（论）、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与现代货币数量论三个阶段。
在这里，关于“古典”、“新古典”与“现代”的历史时期划分，遵循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中通常的划分方法，即古典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新古典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现代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之后的时期。
第二节古典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是以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变动来说明商品价格变动的货币理论，17世纪该学说开始出现，18世纪大卫·休谟加以系统论证。李嘉图以其价值论补充和发展了休谟的观点，成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最主要的代表。
一、货币数量论最早的系统表述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在货币理论领域起过重要作用的约翰·洛克（1632—1704）、约翰·罗（1671—1729）、杰科布·范德林特（？一1740）、大卫·休谟（1711—1776），都是货币数量论的先驱者。其中，大卫·休谟的货币数量说称得上是货币数量论的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休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休谟将货币数量同物价水平、货币的国际流动相联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构筑了关于货币数量论的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马克思因此而称“休谟是18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1752年发表的《论利息与货币》一文中，休谟提出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
休谟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观点是：否定货币具有内在价值，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价值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成反比；商品的价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即与货币量呈同方向变动关系。按照休谟的这一观点，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货币价值、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量之间不过是一种数量关系，他说：“十分明显，货币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这是货币数量论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就此曾经指出，休谟“使商品不带价格、金银不带价值进入流通过程。因此他从来不谈商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而只谈它们的数量关系。”
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历史表象的简单归结。在美洲发现之后，贵金属涌入欧洲，欧洲物价随之大涨，对于这一现象，休谟并未考虑劳动生产率等实际经济因素对贵金属价值的客观而重要的影响，而是认为货币数量增加在先，物价上涨在后，货币数量是引起物价上涨的全部。
因此，休谟的货币数量论缺乏科学的价值论基础，无视货币首要的内在的价值尺度职能；颠倒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忽视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即商品流通的第一性。另一方面，休谟的货币理论也是旨在反对重商主义的，他认为货币的增加只会使物价上涨，不会使一国富裕，因为物价上涨不利于国内商业与国外贸易。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不可能存在长久的顺差或逆差，价格和货币流转的自发机制会使国际贸易收支总是趋于平衡，休谟后来因此而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先驱。
二、价值论论证体系下的货币数量论
李嘉图是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最主要的代表，李嘉图最早就是因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成就而著名。李嘉图的一般货币理论是与他的价值理论相一致的，他在价值理论上的贡献与缺陷，同样表现在货币理论上。分析掌握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思想，这是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和正确评判李嘉图货币理论的基础与前提。
（一）价值论的科学性、局限性与困境
在深入探讨亚当·斯密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李嘉图坚持和发展了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然而，在主客观上囿于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历史局限性，李嘉图虽然把创造商品的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即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量由劳动时间衡量，但是，他却超然地把“特定范畴”的价值视作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忽视价值“质”的具体剖析（包括关于价值本质、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的性质、价值形式、以及价值范畴下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等的具体规定性方面），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价值量的分析上，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指出：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作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此，在李嘉图那里，价值与交换价值就常常合为一谈，只注重交换价值的研究，没有严格地从交换价值中完成价值的抽象。
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是两个有着必然联系却又性质不同的概念，如果总是在交换价值及其关联因素中阐释价值，就必然会掩盖与模糊价值、价值形式以及价值规律的本质，从而就会陷入价值理论的自相矛盾。交换价值（相对价值）是相对的，它在形式上是两个商品在实物上的数量比例关系，它是商品价值的一种相对表现，商品价值量的变动与其交换价值的变动不一定是一致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的货币，就是以自己的使用价值量代表价值量，货币（金银）的使用价值（自然形式）成为价值的体化物，因此，价值本质与货币本质在价值形式上实现了逻辑上的必然统一。如果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上抛开这种表象的数量关系的本质，那么，在劳动价值论上，就会相应陷入诸如以下所列的悖论困境。
对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只是一种数量分析；在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决定上脱离价值范畴特定的社会规定性，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在资源自由竞争性配置的工业生产中，竞争机制最终决定的社会平均的、中等生产条件成为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确定标准，这就必然失去透视价值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根基；劳动与劳动力的混同与等同，缺乏劳动力学说的理论支撑，因而不能在等价交换规律下正确阐释利润的来源，不能正确解释价值规律与利润规律之间的统一性；忽略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下价值实现形式的社会转化，即“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因而不能正确阐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
1.货币理论贡献
李嘉图接受斯密关于货币是商品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和其它商品一样都是劳动的产物，并且依据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指出：货币的价值象其它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中耗费掉的劳动量决定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一定量货币上，就是它的价格；如果不考虑由于供求关系所引起的波动，商品的价格是以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为转移；在商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在货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
在上述货币观点基础上，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关于“决定流通商品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基本原理，即在商品数量与商品价值不变时，“一国所能运用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李嘉图还主张用最廉价的媒介代替最昂贵的媒介，即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并论述了纸币流通规律，反对滥发纸币，他明确指出：“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构成，而这种纸币的价值又与其所要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这种通货就处于最完善的状况。”
2.货币数量论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出现严重的纸币贬值现象的历史背景下，李嘉图认为，金属货币与纸币一样都是完全处于流通过程之中的，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多于正常的需求水平时，货币的相对价值就会低于其内在价值，商品价值就以多量的货币来表现，于是商品价格上涨；相反地，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少于正常的需求水平时，商品价值就以少量的货币来表现，于是商品价格下跌。这样，李嘉图推论出的又一个结论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货币的相对价值。
李嘉图的这种货币数量论同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之间存在着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李嘉图以黄金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机制试图加以解释，而这种现象性的解释思路在方法论上是背离他原本在货币价值决定中坚持的劳动价值思想的。
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还体现在他关于国际自由贸易、黄金的国际流动学说的阐释与论证之中。他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实力、财富状况不同，金银货币相应在各国问有一定的分配比例，在正常的流通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同它的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因此，货币是按照它的实际价值即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流通，各国货币都具有同一的价值，从而形成货币的国际平衡。然而，当一国拥有的金量因国内发现新金矿而增加，或者当这个国家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出现增减变动时，这种国际平衡的、由金属本身价值决定的价格水平随之就会被打破，从而货币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