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夷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为了加强军纪，曾国藩规定了种种禁令：“禁止洋烟”、“禁止赌博”、“禁止奸淫”、“禁止谣言”、“禁止结盟拜会”。以上禁令，是曾国藩为了严肃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与依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第一要义。他为军队所作的《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严肃法制，以保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家兴”、“民安”和“国强”。
曾国藩主张严肃军纪，奖惩分明，要求军官士兵要忠于国家，爱护人民。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严日营规不严，必然骚扰害民，所以爱民更为重要。为此，他指出：“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宜爱民，说话宜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之也。”并反复强调，“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恩威并用，以法治军，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和规定，以及为使军士能够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歌》，都是军纪军规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军的重要方面。曾国藩的法治思想中，包括着严法与慎用的平衡之道。施用严刑峻法，如果过分苛刻、反而失去震慑力，所以，在严刑的同时，讲求仁厚。同样，如果过分讲究仁厚，往往放纵奸恶，姑息养奸，所以，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9
刚柔互用，争让适度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把握刚柔的尺度。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他（她）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是一个活着有无意味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下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10
权高位重，如履薄冰
曾国藩认为，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就像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的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就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店主的财物不甚爱惜一样。
中国人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求得一官半职是大部分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大凡作了官的人，还想追求高官，做了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官场上很多事情难以预测，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顺畅的仕途呢？曾国藩以自己多年身居高位的体验，对居官之道作了一个总结。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要坠落在深渊里”。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考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曾国藩说，越是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所以，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来做比喻，绳索如果已朽，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认为，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就像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的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就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店主的财物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财物，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还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把介之推的话略作改动，说：“偷人家财物，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的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方面要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处于困难的时期，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便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在任何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自己失败，都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然而，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旦夕祸福，非人所愿。社会的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
曾国藩通过细心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他进一步做了解释说；“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
如何能够避祸呢？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诚、明、仁、信。
所谓诚，就是诚实不欺，尽管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就索然无味，如果能够以诚待人，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提出“明”，“明”就是心胸开阔、坦荡，也就是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态。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曾国藩具体阐释了“明”可避祸，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细微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的学问。
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位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仁是与人为善的意思，不用阴暗的心理揣度别人。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就是奸，是诈，是过于精明。如果处处与人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这一点上，曾国藩最崇拜提出“仁”这一学说的孟子。他说：读《养气》这篇文章，好像对其要义有所领会，希望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即使仓促苟且之时，颠沛流离之际，都会有孟夫子的教诲在前；时刻不离身，或许到死的时候，可能有希望学到他的万分之一。
曾国藩从《易经》阴阳变化的道理，引申出人一定要为后世着想。五十岁时，他痛加反省，说：“我年纪五十岁却早衰到如此地步，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极点，这都是天赋资质不足所致。加上百般忧愁和多年精神抑郁得不到快乐，而使身体受到损伤，从今以后每天坚持静坐一次，以恢复身体健康。”
曾国藩还把养生之道与祸福联系在一起，说：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调息一定要归海，眼视一定要垂帘，饮食一定要清淡节制，睡眠一定要除去杂念而且恬静。牢记这四字，就可以祛除疾病。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健身，也可以说是避祸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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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察民情，体恤爱民
曾国藩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也不值得忧虑，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社会风气衰落败坏，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把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比做水和舟的关系。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