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曾国藩处事以谨慎著称，治军作战以“扎硬寨，打死仗”为基本保证，稳扎稳打。官场上的曾国藩，处处谦虚谨慎，他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对手中的权势，常常辞让。
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这两条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人一旦有了优越感，灾祸也就为期不远了。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不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做派，久而久之，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说：“古代君主有海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海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常因听不到规劝纳谏而深感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都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谏的好友，时时以海言相劝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取正直的进言上！”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曾国藩能接受他人的海谏，可以说是能“听言”，认识到身处高位，不可骄傲、奢侈，可以说是能“明察”，既能“听言”，又善“明察”，在清朝政府里，这样的官员寥若星辰。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巨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作，浩如烟海，人们一生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沧海一粟。如果知道古今贤人的著作是何等丰富，而自己的见识又是何等的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沾沾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功业。如果这样，自满的观念就渐渐消除了。
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的天下。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气象，自古就是如此。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人不是从自立自强中干出来，就是圣人贤哲，也各有他们自立自强之心，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坚韧不拔，不求于世。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在家书中写道：我往年在京城，与那些有大名大位的人过往甚少，表示始终傲然屹立，特立独行，不畏强权。近些年在官场上混迹，才体会到天地运行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颓废，太刚就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暴虐的意思，而是倔强勇武，柔也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做事赴义，就应倔强勇武，闲暇消遣，则应谦虚退让；出外待人接物应当倔强勇武，回到家与妻子儿女团聚享乐，应当谦虚退让。
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在外享有盛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享受，两者都有盈满之状，而一点没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能长久。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他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在《谕纪泽纪鸿》中，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谦受益、满招损”，曾国藩的学问德业名冠一时，但他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
曾国藩处事以谨慎著称，治军作战以“扎硬寨，打死仗”为基本保证，稳扎稳打。官场上的曾国藩，处处谦虚谨慎，他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对手中的权势，常常辞让。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职权，他对弟弟曾国荃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有晚年的幸福。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立功、立言为二不朽”，同时，他又说：“名利两误，寡欲清心”，这两种思想显然是矛盾的。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花全开便是凋落的时候。
曾国藩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这样才能做到保持福禄双全。方法之二，曾国藩称作“常存冰渊偏偏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属，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4
国家主权，据理力争
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初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持力争。若小事处处竞争，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的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凡与洋人交际，丰载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诵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这就
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镇压下去，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开始思考“御侮”的问题。他的基本设想是：如果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否则很难奏效。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把这个问题放起来等后人解决，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曾国藩提出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原则，我们从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的具体事例来做分析考察。
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有人提出“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积极反对，继则认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后来承认既然已经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可再生枝节。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有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领其习枪司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下策是于所购七船只“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领，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统领，配用华兵”。在曾国藩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的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国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的状况，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泽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任意扩大条约做出残害国人之事，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小民生计”，传教城镇乡村“以邪教诱惑”，曾国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楚，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盐场商贩之生路穷矣；船人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违反条例规定的情况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自齐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将该犯交出，即系洋官袒庇之明证。”坚决主张中国“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态。”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钱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
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初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办，甚至因此而决裂”也不要怕，因为“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四海苍生”。所以在这方面之利一定要争，“中无所惧，后无所悔。”
5
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