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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居官严明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这种美德，使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推崇孔子的学说。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官场上，大多数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慢慢出现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们禀报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不在少数，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倍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几乎没有不爱钱的，而曾国藩对钱就没有兴趣。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200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400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30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10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寥寥数语，不苟不解、为民服务的精神，跃然纸上。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这种美德，使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正由于此，曾国藩不像历史上某些权臣如和坤之流，虽然权倾一时，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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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事宁人，委曲求全
曾国藩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体现了传统的民族精神，这种“以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一贯倡导。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也是官场竞争的一种策略，对曾国藩推崇备至的蒋介石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玩弄的“以退为进”和曾国藩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颇有些渊源。
曾国藩由筹办团练开始受到清朝政府重用，在筹办团练之初，曾国藩历经了种种坎坷。当时的惯例：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指挥绿营兵和湘勇的任务落到了曾国藩及刚提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身上，湘勇和绿营兵一起训练。
对于训练，曾国藩要求严格，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烈日当空，训练始终不停止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来自田间从事农事的湘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是对于绿营兵而言，无异于一种“酷刑。”这些绿营兵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哪里经受得住高强度的训练，于是，冲突便出现了。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挑衅，他们公然对士兵宣传：“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明摆着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激发了绿营兵对曾、塔两人的仇恨。
长沙城内，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和湘勇。绿营兵的战斗力差，受湘勇轻视，湘勇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多，绿营兵对此感到忿忿不平，两支部队的摩擦越积越深，加上鲍起豹等人的挑拨，两方积怨颇深，常常发生械斗。
起初，曾国藩只将参与械斗的湘勇加以棍责，严行约束，对于绿营兵，则置之不问。“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么一来，绿营兵的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曾国藩要求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起豹对此置之不理，绿营兵的胆子就更大了。
1853年9月8日，在鲍起豹的鼓动下，绿营兵大队人马，鸣号击鼓，手执兵器，包围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塔齐布慌不择路，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劫。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火烧了参将府，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扬言要杀曾国藩。
曾国藩连夜去拜见巡抚骆秉章，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地离开。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要受盘查斥骂，在街头，公然受到侮辱，有时甚至拳打脚踢。有人劝告曾国藩参奏鲍起豹等人，曾国藩托词道：“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有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也移驻于衡州。这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曾国藩最大的困难，不是对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内部派系的矛盾冲突，湘军本身不受清廷重视，加上财政上的困难，曾国藩在为自己创立声望的过程中，经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这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在这样困难的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与巡抚陈启迈不和，互相纠控一案。彭寿颐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
可巡抚陈启迈有意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不愿与陈启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和陈面谈，要求调彭寿颐到曾营。曾国藩的用意是想借此平息对彭的控案，息事宁人。不料陈启迈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了曾国藩的请求，反而将彭逮捕下狱，严刑逼供，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发了火，具折参了陈启迈。朝廷立即派人审查，并将陈启迈革职。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在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有守土之功，但是与各地方团不相和睦，常常被伏击截杀，加上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曾国藩到江西以后，深感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伤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亏曾国藩竭力挽救，大局才得初定。
这时的曾国藩，不停地接到朝廷的调遣，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当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的时候，朝廷又令赴四川菱州扼守，同时命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让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一线，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兵分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的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使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伙伴。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暗地里与他分庭抗礼，难以有效合作，这虽然让曾国藩伤透脑筋，但他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然没有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粮饷缺乏，纪律逐渐涣散，难以约束。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不能控制军纪败坏的湘军，一面要承受来自朝廷的猜疑。曾国藩素来身体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发作，只好向朝廷奏请给假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难，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需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无奈。
在满族享有政治特权的朝廷，曾国藩作为汉人，能得到清廷的赏识和重用，和曾国藩采取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官场哲学密不可分。曾国藩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在冲突发生时，他首先采取的是退让的态度。当然，曾国藩采取的并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他能够采取自卫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曾国藩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体现了传统的民族精神，这种“以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一贯倡导。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也是官场竞争的一种策略，对曾国藩推崇备至的蒋介石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玩弄的“以退为进”和曾国藩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颇有些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