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冈公性情暴烈，言行专横，对妻子儿女皆如此，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嘀嘀，诸数惩尤。间作激岩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曾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跟徐进，愉色如初”。可见，曾星冈是个中国传统的“严父”类型。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严父”式的家庭教育，尽管有许多不近情理的地方，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与今天中国对独生子女单纯“溺爱”的家教相比，“严父”式教育能够更好地磨炼子女的性情，培养其严谨刻苦、尊老爱幼的品德。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仍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时时重提此事，同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他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威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村，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这些言论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之治家与其乃祖星冈公、其父竹亭公之家教遗风干系颇深。曾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民风家教中，都痛感清代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他每每以自己的理学素养出发，发崇古之思，以重振纲常伦理之说为己任。这的确是他思想中比较保守、传统——但也未尝就是全部“负面”——的一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良莠杂陈，纲常伦理既有积极、规范的一面，也有束缚人性愚昧落后的一面，所以我们也应对曾氏治家区别对待，扬弃良芳，而且也由于所处时代变迁转折之点，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也有许多比较先进的时代特征与元素。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
5
训诫晚辈
曾国藩强调“俭”，是希望子弟出则成器，居则惜福。他曾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恭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曾国藩教育子弟特重言传身教，而且不遗余力。这可以从他的家书和日常言行中看出。如果把曾国藩的治家看做他教育子弟的一种方式——即“耳濡目染”，将整个家庭中的风气作为染化和培养子弟的课堂，那么也无不可。实际上，他治家的那些语录、信条，也即是他教育子弟的内容。治家与教子是一而二、二而一，相得益彰的两件事。
曾氏子弟多有所成就，世人皆知，所以研究曾国藩教育子弟的智慧也就成了后人颇感兴趣的一件事。其实这里不必赘述，看过“治家”一节的人对他如何教子也必有所领悟，这里仅就他对子弟的劝诫、培养之功作一描述。先谈他是如何训诫晚辈子侄的。
首先，他要求晚辈子侄克勤克俭，戒骄戒奢。曾国藩生在湖南乡间，从小被父、祖教诫，经历劳苦，所以能够勤俭，这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但是，子侄们却生来富贵，如果没有正面的教育和自我修养的功夫，恐怕不仅勤俭之家风要丢，而且家业很快也要败在他们手上。故而，曾氏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教育。
既已做了仕宦之家，曾国藩便力诫子侄不要习染官气。他教导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去水添茶等事。”
曾国藩不但在理论上启发子弟，而且在具体实践上诱导子弟。他的家书写道：“戒惰莫如早起；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无作欠伸懒慢。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为有损架子而不力也。”
曾国藩强调“俭”，是希望子弟出则成器，居则惜福。他曾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恭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此语见识亦极深。
中国人有句俗语：富贵多败儿，即是此理。又云：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谓穷寒之家更有利于人的磨炼成长。正缘于此，曾国藩虽身居将相高位，仍然希望后世子嗣们勿以此为安逸怠惰之资，仍然希望他们能克勤克俭，戒骄戒奢，早成大器。
曾国藩又说：“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他指出，骄傲是败身、败家的根源：“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他称“傲为凶德”，因为“骄则满，满则倾矣”。有些人恃才而傲，有些人恃富而傲，有些人恃贵而傲，有些人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气。骄傲的表现很多，“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关于治傲的办法，曾国藩认为首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高度警惕自己。曾国藩告诫说：“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傲而不知其傲，是最可怕的。在曾国藩教育儿子的言语中，常常提醒他们注意防微杜渐的功夫。例如：“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皆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由谦入骄易，由骄返谦难，这都是常情。
故须时时检点，事事注意，方不致陷入“骄、奢”险地。正因为“谦者，骄之反也”，“所以做傲也”，曾国藩反复告诫子弟要谦虚、谦逊、谦和、谦让。他说：“劳而逸，谦而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谦”，与曾国藩说的“敬、恕”是相通的。而且，只有倡“谦”，才可能对抗“骄奢”对人的诱惑。古语云：谦受益，满招损。谦逊对人，总归没有错。同时，曾国藩告诫子侄后辈“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对子侄们的教育，很抢眼的一点就是：不可从军，不必做官。在封建时代，居然有人不希望后代考取功名，荣耀门第，真是匪夷所思。也许曾国藩位居人臣之极，对功名仕宦之途已然厌烦，宦海沉浮，人情冷暖，君臣相疑，总是不如务家、从商更稳妥、长久。其实，曾氏心中一直留恋自己从前那个耕读孝友之家，其乐融融，而且家业可以延续十代、八代而不衰。一旦为官，荣华富贵易得，骄奢淫逸去，家业便难久长。曾国藩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子孙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曾国藩本为翰林出身，修习理学，深有所得，究其根本乃是一个文人，毕生褪不去的是一身“书生意气”。如果他穷经颔首，或许可以名垂青史；不幸的是做了官，更不幸的是做了军官。从军做官，一非他之所长，二非他之所愿。论做官，他是战战兢兢；谈打仗，他是屡战屡败。无论官场还是疆场，他都是上下受制，左右为难。所幸的是他有几个英勇善战的部下，打了不少胜仗，才使得他封爵受赏。
曾国藩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
其实，曾国藩真正愿意做的是读书明理的君子，何谓君子？勤劳节俭，自我修炼，吃苦耐劳，既能过舒适的生活，又能过艰难的日子，这就是君子。曾国藩为官，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微丰厚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
6
劝诫兄弟之谋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
曾国藩特别看重兄弟感情，这与他的家庭观念极重有关。普通人一般会认为：家庭与事业不可两全，其实不然。即使真的无法两全，也应给予“家庭”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家庭之内亲情所系，才真正是一个人根据所在。个人尽管可能在社会上有些声名、地位和交际往来，但是以血缘关系织就的家庭仍然是最为温暖的根本庇护之所。
时代愈向前发展，这一点就会愈益突出。一个人在社会上也可能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一旦他与家庭这个亲情相系的“营养供给站”切断了联系，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深受漂泊无根之苦，从而焦躁不安，孤苦无依，难有大成就。曾国藩深明此理，一生两大成就：出则为人臣之极，入则为持家之范。他的家庭之内兄弟姊妹不可谓不多，其间姑嫂嫌隙，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一定也有发生，不过全赖他治家有方，一家人其乐融融，和睦相亲。
曾国藩十分钟爱自己的弟弟，手足情深，始终不渝。曾国藩十岁时，弟曾国潢出生。曾竹亭笑谓之曰：“汝今有弟矣。”命作诗文一道，题目《兄弟怡怡》。文成，竹亭喜道：“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支承其家矣。”
曾竹亭有五子：长子曾国藩，字涤生；次子曾国潢，字澄侯；次子曾国华，字温甫；次子曾国荃，字玩浦；次子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对于四个弟弟爱护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尤为关心。
曾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即同任在京，教督甚严。曾国荃才大志大魄力大，然近于傲，曾国藩尝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戒之；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戒之；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事”，立“大业”。
了解曾国藩治家思想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对于家庭十分端重“孝悌”二字。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是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思，秩然有序，此其大学问也。著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
在中国人的封建伦常观念中，“父子”是一伦，“兄弟”亦是一伦。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而子女应对父母竭忠尽孝；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重视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唯恐有丝毫之失，有负父母重托，有损孝道。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心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又说：“余尝语岱云云：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
至于曾国藩对待兄弟之态度，在爱之以德，不在爱之以姑息。家书中曾言：“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始徙。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于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