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立志，目光远大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立志不移，经过发奋图强，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道光四年，曾国藩十四岁，衡阳的廪生欧阳沧溟先生字凝祉，和曾麟书（曾国藩家父）老人关系很好，常常来家塾，看到曾国藩写的试艺文章，十分欣赏，竹亭老人就请他出题考试，沧溟先生命他以《共登青云之梯》为题，写一首律诗。诗写完后，先生看后称赞说：“这本是金华殿中人说的话”。因而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到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也并非他年少志大，他之所以能少年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江觉庵先生处学习了一年。
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学业时，得到山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这样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凡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仙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天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发秭人诫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洪。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枞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在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请看原作的译文：
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故而君子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如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工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说：“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立志不移，经过发奋图强，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立志虽然不难，但它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个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说：
“惶惶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活，永失弗谖！”
2
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星冈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
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
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便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在仕途上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沥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南北，直至猝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3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愚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济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将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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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文化性格
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阴气，立身居家，做官治军，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行为中。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时，就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