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使曾国藩的事业人才福集，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纳人。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祖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
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请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何感何！惟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虐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对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4
为官不贪，清白做人
曾国藩一生“不要钱”，实指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爱钱，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
清代有一清官叫汤斌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责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方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一苦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三十岁生日时，曾国藩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有在庆典之日或是过新年时才穿，这件衣服到他死后，依然像新的一般。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不仅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已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曾国藩一生“不要钱”，实指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惠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二个儿子和一个已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二十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方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枢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了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曾写道：“以德求变，是我的立生方法。
由于我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我曾想过自己假如心胸不够宽阔，器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自己从未只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许多的观点我们不能达成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见解虽不完全符合大道理，然而关键在于这些都是他们用心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他们的观点虽未达到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的地步，但他们的批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
至于说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意，实是微妙难言的默契。分别后我常常思念他们，认为像这样的人实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们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为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人民着想，不爱人民，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5
人需四忌，方能立足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在位之时并不依靠权势聚敛财富，他曾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贪图钱财，滋长自己的虚荣心理。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荡荡，见识日多，一身正气。
人生在世免不了许多人情世故，而处世之道又常有许多禁忌，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临头大祸。纵观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之法，有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其处世的四个禁忌，也是发人深省的。第一忌说话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曾国藩少时身上便有此毛病。
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岱云兴致勃勃谈论诗歌。曾国藩唯恐好友不知自己见识甚多，一时间喧宾夺主。他把自己平日所思，所想，所见毫无遮拦，不加掩饰的倾囊而出，一直在岱云家呆了好久才出来。谈论之时如此无所顾忌，旁若无人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虽有可取之面却往往容易滋长一个人的虚荣心理，且朋友面前如此自大更是不可取的。但是一回到家，曾国藩马上开始后悔，反问责备自己，像自己这样整日胸无大志，无所事事，迷醉于诗文，自己没有意识其危害的一面，不加考虑侃侃而谈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呢？自己不思进取，对前程没有长远打算，独独在此方面用功不已已经是耽误了自己，难道还有理由把自己这番理由施加于人而误了好友吗？一时之间，心里难以平静，夜不能寐，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改。
到了第二天，好友冯树堂约同陈岱云来访。三人相聚，兴奋不已，于是备上酒菜，乘兴侃侃而谈。席间两位好友异常节制极少发言，唯有曾国藩海阔天空，滔滔不绝。席间所谈内容只是昨日话题，曾国藩把昨日自己的自责懊恼抛诸脑后，不停重述昨日内容，如此反反复复，无休无止，弄得两位朋友不知如何是好，酒席中常有尴尬发生，冯树堂、陈岱云也不便说破，而曾国藩不明就理，自以为是，仍在那里畅抒己见。散席中，曾国藩个人独处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又是一番深入反省，责备自己忘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注重事物的外表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修为，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夸夸其谈，简直成了每天的习惯啊！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每日不断反省自己，虽有再犯，但内心中不停的反思终使他做人达到旁人难以到达的高度。《诗经》有曰：“匪言勿言，匪由（法、道理、合理）勿语。”
第二，勿好为人师。孟子曾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的心述手记，洋洋千万言，为世人留下了许多警示良言，这其中有着曾国藩一生为官为人之道，更多是从中悟出的道理、真知，现在读来令人感慨万千。曾国藩几乎将他一生累积的才识和智慧记了下来，其中有真性处，深刻处，警示处，更多的仍是对子侄、兄弟、部属、同僚的教训。曾国藩日记曾有记载：皇上御批，要我戒除喜欢在人前为师的思想。道光十九年（1839）我进京，道别时祖父谆谆教导，做人切不可有傲气，今日皇上又以不要在人前妄自为师劝诫我。我应当将这些话刻在图章的两端，志当永远铭记于心。
所幸皇上龙体欠安，加上国家内忧外患，否则我必因此招致弥天大祸，重则人头落地，轻则发配边疆。曾国藩少时得志，为人志存高远，锋芒毕露，又自恃才情旷达，得到皇上如此御批，也绝非偶然冒犯，从他当时的处世方式来看，受此警诫，实是意料之中。
曾国藩对其子侄，从来只有教训，没有商量的余地；对兄弟，商量极少，教训占先；对同僚，商量和教训处于中立。对于曾氏家族来说，曾国藩是他们的门面，常常是言出必行；在军营，他是统帅三军，位高权重的一军之主，常是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独居一方。
可说是四处逢缘，威风八面。再加上他少年时脾性倔强耿直，常能言人所不能言，做人所不能做，曾国藩的祖父训诫男儿不能懦弱无能没有阳刚之气，这样一来更在他的性格里注入了一剂倔强和刚强。由此使他养成了喜爱在人前为师，教训人，指导人的习惯，乃至于他敢冒犯龙颜，不怕掉头以“师心”上奏，原来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