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力以促天力，成大事才有一线希望，而如果不尽人力，听凭上天安排是任何事都干不成的。
曾国藩认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一件事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而且做的过程中一丝不苟，精神不敢有任何懈怠，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尽全力，成功了不要自得，失败了也不要气馁，更不要怨天尤人。这才算得上正确的处世方法。
曾国藩征战数十年，终于取得胜利，然而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居功自傲，而是激流勇退。他说：“知悔而变，才可以立身。让大家牢记的就是这两句话，‘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有福而不去过分享用，事事以简朴为主，仆人和奴婢要少用，银钱也要少花，这样做就是福分了；有权势而不乱用，就会少了很多闲事，也就不会随意评判是非，没人感激你也没人怕你，自然可以长久了。我想了很久，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以前曾经觉得这样做显得太急促，但是功成身退，却是越快越好。”
《易经·系辞》中有这么八句：“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就是尽性。大意是说，尺蠖虫收缩身体，是为了爬行。龙蛇的冬眠，是为了求生。精通义理出神入化，是为了学以致用。利用所学安身立德，是为了弘扬德行。此外还有四句：“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就是知命。意思是说，离开了上述所讲的而谈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超越神奇，懂得教化，那就是最完美的德行。
由此可见，农人耕种庄稼，勤劳者就有好收成，懒惰者当然会歉收，这就是性；种庄稼若遭了旱涝之灾，到头来庄稼或者早死或者淹烂，这就是命。爱人，治理人而得不到治理，以礼待人而人不以礼相答，这就是命。因此，同一件事在不同的人那里也有尽性和知命的差别。
曾国藩征战多年，屡建功勋，但总得不到当权者的信任。官场几度沉浮使他明白，很多事情就算尽人力也不能做好，凡事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像现在，他为皇帝尽心卖命，到头来得的是猜忌和怀疑，不如顺其自然、乐天知命。
曾国藩奉命节制四省军事，他忆起从前，历经百般沧桑，知晓世态炎凉，何况树大招风，功高震主。虽能权倾一时，但必将招致无穷后患，思虑再三，一再恳求皇上辞去其统辖四省军务大权，甚至在奏折中说：“所以不愿管辖四省，再三要求辞职，实在是因为大乱未平，用兵遍及十多个省。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我一个人权力太大，恐怕会引起其他人陷入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去，为防他日有外重内轻之嫌。机括甚微，关系重大。这是臣的拙见，还望皇上明鉴。”
从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曾国藩邀功的一面，但这也与他在知命上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一般的人之所以赶不上那些圣人，就在于圣人既可尽性又能知命。尽性，就像学习可通的道理，至于知命则是一种至高境界。当你尽性时，说明功力已达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当的回报，或者没有相应的回报，对此圣人则能淡而处之：好像知道这样，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这其中的滋味最难体会。
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兄弟事业达到巅峰。一时间荣耀满天。然而这些荣耀只是表面上的，曾国藩兄弟面临的，是无数的暗涌激流。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攻陷天京后，清政府获悉天京城内有许多财宝，因此下令攻城将领将财宝献归政府。
清廷连年的征战耗资巨大，内忧外患已使国库空虚。但是朝廷欠湘军军饷甚多，况且要让将士将财物交出恐怕也不可能。因此，曾国藩上奏请求免缴。但曾国荃从此落下贪名，曾国藩也落下一个“包庇”的罪名，更是遭到清政府的极端不信任。
清廷对曾国藩兄弟明里封爵，骨子里却充满疑忌，猜防备至。曾国藩陷入此境，虽有冤屈，但他一生克己持重，坚忍宽厚，因此逆来顺受。
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使得到了完美，但灾难凶险也会随之而来。凡事尽人力听天命，不要太在乎事情的结果，这样心里也就轻松了。
8
为人不可有傲气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微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功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
曾国藩一生官运亨通，曾创造过京官七年连升十级的奇迹。对此，曾国藩反而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态丑”而自谦，由此可见，曾国藩个人修养的成就非同一般。
然而，年轻时的曾国藩并非如此。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到曾国藩家中，两个人平日都比较喜欢理学，因此，刚一坐下来，两人就往理学方面的问题扯开了话题。窦兰泉平时为人谦虚不好表现，因此在发表意见时，总是留有一番余地；曾国藩恰恰相反，少年气盛，说话做事锋芒毕露，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因此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时，用语狂妄，并且谈话中，曾国藩好几次在未了解好友意思的情况下，很没礼貌地打断好友，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时间，只有曾国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畅抒自己的高见，好友则在旁边成了听众。
好友走后，曾国藩回想自己刚才的表现，懊悔不已，他不断指责自己在朋友面前不虚心，狂妄自大，太过于表现自己。自己这样做，不但对好友不尊重，对自己也无任何好处，还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改掉骄傲自大的错误。
曾国藩清醒地看到了自身存在问题，内心愿意改过，但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过了些时日，前辈朱廉甫同邵蕙西来访。在长辈面前，曾国藩不知虚心求教，反而一派少年得志，才高八斗的模样，让不惜屈尊来访的朱廉甫扫兴而归。
待他们走后，曾国藩同样又后悔不已，在经历了内心几次折磨后，曾国藩开始注意“戒傲”这一修身之要。
曾国藩在写给他四弟的信中，很有感触地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又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只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曾国藩深知，世间儒者和将者傲气最重，自己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者，“戒傲”更是自己必须要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戒傲”，也劝免弟弟“戒傲”，他在写给四弟澄侯的信中说：“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视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弊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此信语气甚为严厉。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深深意识到“傲”不仅会成为一个人事业发展中的绊脚石，往往也可导致一个大家族的迅速衰败。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家人以“傲”来警醒，犹如一个人对毒虫的惊悚。
他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做戒。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时时警戒自己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的四位兄弟及子侄们也能否“戒傲”。曾国藩少时狂妄自大，但能及早觉醒，这与曾家的家教是分不开的。从曾国藩的祖父、父辈起，家中便时刻以“戒傲”为训。如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引注：指李元度）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导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所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
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曾氏家族因人才辈出，繁荣富贵让曾国藩内心更加警醒。对于出生富贵的曾家后代，他内心更是甚为担忧。他在家书中说：“家兴，不过三世。”曾国藩深谙其中的道理，而家败皆因“傲”字。因此他多次劝诫其子侄做人要力求“戒傲”。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说：“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身之始，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嘱。”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严父对子女的关心，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及力去傲惰二弊”，“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但是最后一句“酷热尤须保养身体”，让人感动不已，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儿子是严中有慈。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微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功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
9
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曾国藩说：“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取求全也。”也就是说有遗憾有不足就让它有遗憾有不足，不要过分追求全、圆、满。然而多少人不明白这一点，拼命追求胜利，功成名就；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灾难也就降临了。
曾国藩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字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事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个朋友，他真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10
修身概览
曾国藩认为，疾病能增长人的智慧，安逸能使人身亡，自己天资并不聪明，但事业却很顺利，因此，想借吃苦是使自己振奋向上，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写下《五箴》用以自勉。
曾国藩修身的“本人主义”是：读书以训话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训话，即对古书文字的解释，曾国藩曾私下立志，将戴、段、钱、王的训话功力，发展成为班固、张华、左思、郭瑛的文章风格。但由于他长年征战在外，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诗文方面，他尤为看重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他认为，诗以声调为基本特征，诗与散文的汉界楚河，就在“声调”二字上，不讲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因此，学诗要“高声朗诵”、“密咏恬吟”。曾国藩虽是发前人之已发，但确是认识深刻；他认为在家与亲人相处要轻松，以求得欢乐为根本；修养身体则应以少恼怒为根本，他经常劝诫兄弟说：“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意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