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介藩作风正派，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平时公出，都是自己拎包拿行李，不让年轻人帮忙。装甲兵系的老人至今都记得徐主任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见到谁，总是他先举手敬军礼，哪怕是个战士。他特别爱护部属，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千方百计保护遇险的干部过关。他以自己的表率，赢得装甲兵工程系师生的敬佩。
业余时间，徐介藩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成为了哈军工老同志当中“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系里承担多项全军重点科研任务，1958年，在研制中国第一辆轻型坦克的同时，又研制中国第一代水陆两用坦克；1959年11月，陈赓、徐介藩陪同中央和军委首长朱德、贺龙、陈毅、罗荣桓、叶剑英及许光达等在北京十三陵水库，观看水陆坦克的汇报表演，首长们充分肯定哈军工这项重大科研项目的进展。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虽然徐介藩长期在苏联工作，但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资历深，所以他的军衔经过陈赓的亲自评定，拟授少将军衔。方案报上去以后，由于全军最终的名额只有800多名，所以最后徐介藩只被授予装甲兵大校军衔。徐介藩毫无怨言，反而觉得自己旅居苏联20多年，为祖国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军衔高低都无所谓，关键是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六、坚持原则，他拍案而起
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开展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很快波及哈军工，哈军工被上面认为是反教条主义的落后单位。
9月27日，由总政治部领导亲自挂帅的总政工作组，到哈军工搞军队院校的教改试点。此时，院党代会正在万炮齐轰教育长徐立行，要把这面“白旗”连根拔掉，同时也开始了教学改革的大辩论。
总政工作组一到，院领导连忙汇报：学院党代会在深入反对教条主义之后，已转入教学改革这个中心议题。大会学习了中央“9·19”的指示，揭发、批判“轻政治，重技术”、“轻实践，重理论”、“轻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以及“知识垄断”、“追名逐利”、“迷信外国，迷信专家”等“背离党的教育方针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院里已成立教学改革办公室，掌握运动情况，拟定教改方案。
工作组领导听罢汇报，满意地点点头，说：“很好！你们学院总算开始反教条主义了，不反就没有办法搞教学改革。我对教育是外行，这次带工作组来是调查研究的，试点工作要靠你们配合和支持，在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搞一个教改方案。”
在院领导的陪同下，工作组当天就到各个系和工厂看了一遍，次日仔细听取教务部关于教学改革情况汇报。总政领导对工作组抓得很紧，进驻哈军工一周多，事必躬亲，十分辛苦。
10月5日，谢有法请工作组领导在党代会大会主席团会议上作指示，他欣然同意，公开发表了对哈军工的第一次正式讲话，对学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半个月后，又在军人俱乐部为全院人员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报告，在“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错误是严重的”基调下，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哈军工的教条主义错误，着重批判了“领导制度上搞一长制”、“在教育方针上，理论与实际脱节，在教育方法上，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少数人做教育工作的路线，不是群众路线；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得不正确，不是技术服从政治、技术与政治结合，而是技术与政治脱节，助长了一些不问政治、轻视政治的倾向；在管理教育、工作制度与组织编制上，发展了一整套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损害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徐介藩对这些全盘否定哈军工的讲话很反感。他痛心地看到，运动一起，哈军工多年积累的一整套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方法被推翻了，工作组在大反教条主义的政治风浪下作调查，听到的大多是歪曲事实的不实之词。
工作组过火地责难哈军工的工作，引起哈军工许多干部的不满，但绝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无奈的沉默。然而一生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的徐介藩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愤懑，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当工作组领导说到“对教学大纲要逐章、逐节地修改，减去重复和不必要的课程”时，坐在对面的徐介藩大声说：“有什么好改的？资本主义的大学要学数理化，社会主义的大学也要学数理化。”
工作组领导一怔，指着徐介藩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话，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就要搞教学改革。”
徐介藩拍着桌子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军工的教育计划是正确的，不需要改！”
对方一听，火冒三丈，也拍着桌子说：“你认为正确？我就认为军工教育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与资产阶级的有什么区别？有错就是应该修改！”
“你说学院教育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为什么培养出合格的学员呢？”
“你把你这个意见拿到大会上讲一讲，让全院辩论！”
“我不到大会上讲，我就在这里讲！”
“你是共产党员吧？你就应该到大会上讲！你是花岗岩脑袋。”
“我就是花岗岩脑袋，我还要带到棺材里呢，我就是这个态度！”
两人拍着桌子大吵起来，可吓坏了全场的干部们。谢有法、刘居英和张衍等院领导急忙站起来解围，批评徐介藩态度不冷静，会场混乱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散会的时候，刘居英陪着那位领导先离开，谢有法和张衍把徐介藩留下来。
“老徐，你也太不像话了。”谢有法说道：“怎么能拍桌子呢？还有点组织纪律观念吗？”
徐介藩沉默半天，叹道：“我刚才态度是不好，我就是不同意把我们军工批得一无是处。”
会后，总政某副秘书长气冲冲地找装甲兵系政委赵敬璞说：“徐这个人，这么糟糕！怎么能当系主任？叫他退伍，当个政协委员去吧！”
30年后，谢有法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徐介藩同总政领导拍桌子吵起来这件事。
就在这场争论的前几天，9月30日，国防部的任免命令到了哈军工，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字的命令书上，任命徐介藩兼任四系坦克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1959年9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受到错误批判后，全军上下奉命猛批彭、黄。在“非常形势”下，徐介藩却不怕被扣上“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帽子，他认认真真地阅读彭德怀那封给毛泽东的信，斩钉截铁地认为：“我看彭老总没有错！”
七、创建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
1959年11月，病中的陈赓大将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努力追赶国际国防高科技快速发展的步伐，克服“大跃进”给哈军工教学带来的严重破坏，哈军工的办学方向必须调整。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的建议，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程兵工程系和防化工程系要分建，独立办校，这一中国军事院校的战略大调整得到中央军委的赞成和批准。
装甲兵司令部成立了建校的筹委会，徐介藩是筹委会副主任。1960年2月，徐介藩带领先遣小组去西安选择校址。选了几处，不是没有电，就是交通不便，或地下有流沙，最后相中灞桥邵平店的一大块麦地。但陕西省委不同意。徐介藩一行返回北京搬救兵，请贺晋年副司令员到西安走一趟。最后省里才同意把邵平店批给装甲兵工程学院。
徐介藩等人在西安把筹建指挥部建起来。黄土坡上有一眼旧窑洞，徐介藩仔细看了一阵说：“这个洞洞可以作为我们的办公室嘛。”于是就向公社买下这眼窑洞和一口井，筹建指挥部才算有了个办公点。那正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在荒郊野外，吃饭、喝水都十分困难，大家饥一顿饱一顿，常常吃点面糊糊对付一下，每天靠两条腿四处奔波。徐介藩年纪大，体质差，也跟年轻人一样摸爬滚打，黄埔老将锐气不减。直等夏秋之交老乡割完麦子，筹建指挥部才买了地，搭起了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