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哈尔滨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装甲兵工程系开始往西安调运教学设备，全系人员精神抖擞、不畏困难。首次军列刚刚驶离哈尔滨不远，在双城堡突遇狂风，车上的篷布被吹裂，等到火车在双城堡站停下，押车的同志们全体出动，在5分钟内，不顾一切地把篷布重新捆绑好。冻得发抖的押车人回到货车里，开始了艰难的旅程。大家席地而睡，凛冽的寒风袭来，夜不能寐。专列走走停停，大家常常饿肚子，好容易碰到一个兵站才能喝上点热汤。那时候，肚子是个无底洞，人们见到什么都是好吃的。就这样连续三天四夜，装甲兵系的大型设备平安运抵古城西安。
装甲兵系第一批干部、教员和家属乘坐闷罐车，经过两天三夜的颠簸，来到西安灞桥邵平店。数九寒冬，关中的冷风灌进刚刚搭建的临时平房里，这平房就是宿舍兼教室。器材设备不能放在野外，人们七手八脚搭了个大工棚，作为器材设备仓库。房子实在不够用，只好把学员分到几个地方上课，除了灞桥，基础课弄到临潼中学里上，学员临时住进一个下马的铁厂里，四年级的学员则留在北京长辛店的槐树岭，在装甲兵研究院借读。家属大多散住邵平店的老乡家里，吃饭没有水，晚上没有电，房门吱呀响，窗户用纸糊。“大跃进”之后，富庶的关中平原已在天灾人祸中变成了穷窝窝，生活极为困难。多数教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每天一斤二两毛粮，缺油少菜，鸡蛋都难得一见。有小孩的家庭就更困难了。浮肿病和慢性肝病在全国流行，也没放过邵平店里的哈军工人，人们的体质越来越差。尽管生活艰难，大家依然乐观，以苦为荣，坚守岗位。为保证教学工作不中断，教员们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在黄土飞扬的土路上奔波数公里，给学员们上课。晚上，人们自觉地赶到基建工地上，参加劳动。哈军工的老主任徐介藩依然处处作表率，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一身旧军服，满脚泥水地挑砖送瓦，忙个不停。人们都有个公认的精神支柱：要以当年创建哈军工的那股劲头来创建新学院，以纪念春天里逝世的陈赓老院长。
1961年夏天，装甲兵工程学院一边建房子，一边招生。教员不够，徐介藩决定，把刚毕业的三分之一第四期学员留校任教。
5月15日，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在原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王振祥任院长，王再兴任政委，徐介藩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8月28日，在“艰苦奋斗、团结建院、边建边训”的口号下，学院正式开学，从此中国装甲兵开始了独立办大学，培养高等工程技术干部的历史。
开学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晋衔命令：晋升徐介藩为装甲兵少将军衔。在1961年8月晋升的218位少将中，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最早。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大搞“政治挂帅”。装甲兵工程学院一些人也投其所好，大搞形式主义，不断压缩学院正常的军事技术课程，把时间耗费在政治学习上。
一贯敢于直言、发表不同意见的徐介藩认为：装甲兵工程学院应以技术课为主，政治课不能安排太多。在某些人看来，这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他们给徐介藩扣上一顶“重技术、轻政治”的大帽子。不久装司决定调整学院的领导班子，作为老同志，无论是资历、威望，还是工作能力，徐介藩都应该出任院长。但是当组织上提名比徐介藩年纪轻、资历浅的副院长沙风大校担任院长后，徐介藩以宽广的胸襟，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并全力支持沙风的工作。此后，他逐渐脱离教学管理的岗位，只做些行政管理工作，此时他和张梅都是内部控制使用的干部，军委要定期了解他们的情况。
1964年年中，徐介藩奉命离职休养。是年，徐介藩以特邀人士身份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八、“文革”冤狱毁了黄埔老将
“文化大革命”如惊天海啸席卷而来，无职无权的徐介藩和张梅夫妇惊愕不已：这世道是怎么啦？儿子晓滨才8岁，女儿晓燕才6岁，也跟父母一样过着一日数惊的日子。然而劫数难逃，徐介藩和张梅还是被诬陷为“苏修特嫌”。1968年4月，徐介藩在西安被非法关押，之后当成重犯押解到北京东郊通县进行“隔离审查”，强令他“交代问题”，受到多年迫害，最终酿成了脑血栓。
在西安的张梅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被画地为牢，家里贴满了各种标语口号，看守就住在外屋，张梅和孩子上厕所都不许关门。造反派可以随时破门进家揪斗张梅。
与林彪离异近三十年了，她的罪名是——“反林彪、反叶群”。有一次，红卫兵们又闯到家里，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批斗张梅，女大学生们骂张梅弯腰不够，使劲按她的头，腰椎有重伤的张梅挺不住，摔倒在地，吓得两个孩子哇哇大哭，冲上来要扶起妈妈。
造反派推开孩子，抓住张梅的头发，野蛮地把她拽起来，揪掉了一大把头发。张梅忍着疼痛，把带血的头发给这些“造反英雄”们看，抗议他们的暴行，女大学生过来把头发一巴掌打掉。“文革”中的红卫兵为中华民族历史留下血腥而耻辱的一页。
1970年秋，专案组大员通知张梅：“带上两个孩子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这是党对你最大的关心和爱护，让你走五七道路，好好去改造思想！”
张梅心里在流血，老伴一去无音信，是死还是活？大女儿晓霖在哈军工读书，按说该毕业了，怎么连续几年连封信都没有？她哪里知道大女儿已经被软禁在大漠深处了。眼前的这两个孩子也该上学了，带到干校怎么办？孩子有什么罪啊！一生受苦受难，张梅这个倔强的陕北女人没有屈服过，现在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张梅欲哭无泪，谁能来帮我一把啊！
1970年秋，年过半百、一身是病的张梅拖着两个孩子，被驱赶到陌生的湖北襄樊。起早爬晚，风吹雨打，张梅身心俱疲，挣扎了一年多，挨到了1971年的深秋。
有一天，两个自称是北京装甲兵司令部的军人来到干校，他们找张梅宣布：“装甲兵领导找你有事，跟我们走。”其余一概不予解释。
“我还有两个孩子呢！”张梅拒绝道，“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不行！”两个北京解差不由分说，强行带走张梅，押解到北京，把张梅关进香山脚下一所小学校里，成为囚犯。
“交代你与林彪的关系，揭发林彪的问题！”劈头盖脸一番话把张梅送上了九天云外。她脑子一片空白，半天清醒不过来，什么什么？林彪？林彪……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吗？
原来林彪和叶群都摔死在外蒙古了，成了反革命。
张梅如实交代：“1941年秋天，林彪在莫斯科跟我分了手，30年了，再没有见到他。
叶群更是从来不认识。他们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揭发不出来。”
不揭发不行，专案组规定：不准张梅与外界联系，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囚室的窗户全用黑纸糊上，不许用电灯，给张梅一盏小马灯。
整整两年，张梅什么也交代不出来，本来身体就多病，现在关在暗无天日的单间小屋里，她日夜思念老伴徐介藩和扔在湖北干校里的两个孩子，身体和精神都快要垮了。
两年后，上面下令，把张梅送回湖北襄樊干校。
徐晓滨和徐晓燕两兄妹在干校成了流浪儿，常常吃不上饭，衣服破破烂烂，像个小叫花子，即使这样，干校还要派人监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当张梅看到两年不见的孩子时，她泪如泉涌，悲愤得说不出话。泡在苦水里的两个孩子长高了，可精神上的创伤把孩子折磨得傻傻的，他们呆呆地望着妈妈，一声不吭。
从湖北干校回到西安的张梅没有停止上访，她不断向中央写信，要求见徐介藩，要求落实政策，上边总算答应张梅探监了。
张梅带着两个孩子赶到北京，一路上嘱咐孩子，见到爸爸千万不许哭。当徐介藩出现的时候，张梅自己先哭了，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步履蹒跚，佝偻着腰的老人就是她那高大魁梧的丈夫。
徐介藩目光呆滞、脸色灰黄，浮肿让他变了一个人，他张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由于脑血栓得不到有效治疗，他几乎变成残废。“文革”把徐介藩健壮的身体彻底毁了。
张梅四处求救，要求放人治病。1975年底，徐介藩才被解除监禁，但是组织上还是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任何结论，徐介藩的头上还顶着一个“苏修特嫌”的沉重罪名，接受无休止的审查。
为了给徐介藩治病，张梅费尽周折，吃尽辛苦，才把他送进301医院。但是已经晚了，亲人眼看着徐介藩一步一步变成植物人。
“文革”结束后，1979年3月29日，总政治部推翻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徐介藩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正式为徐介藩做出了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
1981年，徐介藩享受正军级待遇；次年，中央军委又批准他享受副兵团级待遇。
然而，躺在病床上的徐介藩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一切了。
1983年4月16日，一生刚直不阿的徐介藩将军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
老红军张梅老人一直住在香山南麓的装甲兵干休所里，安度晚年。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代表普京总统授予她一枚勋章，肯定她当年在苏联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