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最容易引起心弦共鸣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佛门中有一种供养称之为“乐供养”，就是指梵呗（bài）唱颂，是六供养之一。佛教音乐，古雅、清净、庄严、静穆、曲调优美深沉，有着独特的宗教氛围，使人沉浸于光明祥瑞、清净安宁、庄严肃穆的感染之中，收摄浮躁涣散的心神，从而引发出潜移默化的宗教体验。佛教认为，居住的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乃梵语音译，为“堪忍”之义），娑婆世界的众生，一般人是耳根最为明利。因此，以宣讲佛法音声来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很当机合宜的。
以舒缓或明快的韵律唱诵经文，既能抚平心灵深处的创伤，又能深解经义。嘹亮的法音会使听者身心宁静，体验安祥和快乐。梵呗恍如天乐，对听者和唱诵者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它洗荡众生的业尘，启智明慧，解忧疗心。
第一节佛教音乐的源流
佛教音乐（Buddhist music），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在佛菩萨前歌诵、供养、止断、赞叹的颂歌。公元前6—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时就使用音乐，以“清净和雅”的吹唱来演说经法，赞叹诸佛菩萨三宝功德。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佛教音乐随着佛教逐步向亚洲和世界各地流传。由于民族、地域各异，佛教音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着不同的民族民间音乐，从而产生了不同风格的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被称为梵音，又名梵呗。梵，来自印度语，是“梵览摩”的略称。根据《佛光大辞典》记载：“梵，表清净之义。”“呗，又作呗匿、婆陟、婆师。意译为止息、赞叹。以音韵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乃梵土之法曲，故称梵呗。”梵呗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原声，源于印度声明学。声明随佛教传入中国，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起初一直存在“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破；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的矛盾。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于是“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陈思王曹植曾游鱼山（今山东阿县境），闻空中有一种梵响（岩谷水声），清扬哀婉，细听良久，深感鱼山之神制，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曹植将音乐旋律与揭诗梵语的音韵与汉字发音的高低相配合，使得佛经在唱诵时天衣无缝，“贵在声文两得”。采取以梵语发音为基础与新制偈颂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用梵音咏汉语“偈破音繁”；以汉曲讽梵文偈颂“韵短而辞长”的问题，始创“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的《鱼山梵》或《鱼山呗》，后世简称“梵呗”或“鱼山”。唐初传至日本，谓之“鱼山”声明，并后世留有唐朝《鱼山声明集》、《鱼山私抄》、《鱼山目录》等手抄本。传至韩国，称之“鱼山”，至此，声明得以中国化。现全称“鱼山梵呗”。
有了曹植的经验，其后历经支谦、康僧会、觅历、帛法桥、支昙钥、昙迁、僧辩、慧忍、萧子良、梁武帝等僧俗名家的创作和提倡，便开始尝试着进一步用中国民间乐曲另创新声和改编佛曲，使古印度的声明音乐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梵呗从此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兴盛至今。由此得知古之“佛曲”、今之“佛教音乐”，均是由梵呗发展而来的音乐。故历史上尊称曹植为中国佛教音乐创始人——梵呗始祖。
梵呗徽标
梵呗注册徽标由梵呗传承人永悟法师设计。佛光普照的“花开见佛”是以两片碧绿的“莲叶”捧起敲打着净化人心的木鱼、放出奇异彩虹的五明圆满“佛光”瑞相。光环上，显现映出“南（nā）无（mò）阿弥陀佛”五线谱的音韵。音符倒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一番风味。整体构成一尊“佛光普照”似“如意莲花”的吉祥“禅定坐佛”，象征佛陀“宣说神咒”的梵呗，响彻净化整个宇宙的真理，正是包涵“一日一月一世界，一花一声一如来”的境界。清净智慧、吉祥圆满，梵呗“花开见佛”见闻者当受持熄灭万缘，清净身、口、意三业，智慧圆满。以莲叶、木鱼、佛光构成吉祥如意、佛光圆满的花开见佛禅定图。声光一体，可谓是珠联璧合，浑然天成。寓意深妙，智慧之智，耐人寻味。
第二节佛教音乐的发展
一、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石
早期佛教音乐是以呗赞和转读为代表的。呗赞用于佛经偈颂部分的唱诵；转读用于佛经散文部分的咏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除了呗赞与转读外，还有一种形式叫倡导。倡导又称宣唱、唱说，旨在“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据《高僧传》记载，当时倡导经师均为宋齐时代的人，多在建康居住，其演唱应为南方音乐风格。魏晋末年的慧远（公元334—416年），为净土宗初祖，道安时期（公元314—385年）在制定讲经、唱诵、道场忏悔等关于偈赞、转读礼仪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倡导这一独立的讲经项目。为了讲授佛典教义时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他注意倡导的音乐性，采用了多种民间演唱艺术的技艺，为佛教推广中的通俗化、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谓开净土宗繁荣佛教文化艺术的先河者。
南朝时期，佛教乐舞的整理和创新，梵呗唱诵法的制订等，为后世佛教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北朝时期，西域乐工大量迁徙入华，礼佛与娱佛的佛乐也随之传入，除了流行传统的梵呗外，寺院也常常有伎乐活动。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多处记载了佛寺大会中的“行像”（古印度纪念释迦牟尼诞辰的一种群众性活动）情景和歌舞盛况，当时所用的舞曲和剧曲，如《钵头》《苏莫遮》《浑脱》《舍利佛》《婆罗门》《师子》等，均曾经是西域的佛曲。据《晋书·乐志》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乐》也是西域的佛曲。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
南北朝时期，佛教中涌现出了一些具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于此同时，梁武帝萧衍积极倡导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