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的平民必须克服常规思维的惯性影响，尽可能暂时抛开眼前的影像。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更不要盲目神秘大人物，其实那些已经成功的“大人物”并不是他们特别能干，仅仅是他们掌握了方法，顺应了时代的脚步。在新的智慧经济时代里，我们的平民应当首先接受新事物，并积极参与到智慧劳动或积极利用智慧共享体系中去，这就是顺应了新时代并从中去掌握智慧劳动的主线，因为新时代的智慧劳动是抗衡资本不足和改变由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唯一解决办法。
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不仅可以造就个别的平民新贵，更在于通过它能削弱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功能，有效地遏制了虚拟资本贪婪疯狂的恶性泛滥现象，使得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或再分配重新回归到理性，重新趋于公平与合理的方向上来。（参见后继章节关于新就业理论思考的内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促进了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推动了智慧劳动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这种进程并不代表贫富差别就会很快减小，其作用在于：它是一个平民的希望所在和一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不是哪个机构或哪个政府给予的，也不是哪个机构或哪个政府阻挡的了的，机构或政府的主动式与被动式的参与只会影响到它的进程速度的增减，不会影响到其实质的发展进程。其积极意义在于：
（1）资本积累型富豪不再是唯一。
无资本的平民单靠智慧劳动而快速成为富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广大的平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精彩怎能错过？！
（2）资本不再是经济唯一的主导。
由于资本不再可能独家绑架我们的社会财富，也就不再可能随意地掀起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
这里我们要注意：智慧劳动主导经济的力量崛起，并不代表资本将退出经济主导的地位，智慧劳动不是替代资本而成为新的单一经济主导者。而是资本还将长期存在，资本的经济主导功能仍然发挥巨大作用，只是需要和智慧劳动一起作用于社会经济体，智慧劳动和资本并肩占据经济的主导者地位。
此时，我们的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无须再一味地扶持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而灭杀了广大平民拼搏的可能或希望。现在，他们可以转而扶持和帮助更多的底层民众，整体抬高全社会的富裕度。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培育平民以“未来的眼光”对待现在的事业，主动地去实践智慧时代的非现场经济学理论。并让我们的平民们在学习这个理论和实践这个应用体系时，不仅要认清“富人规则”的实质，还将利用这个理论体系去积极创新和自我创业，主动地参与到智慧经济的新市场游戏规则变革之中去。
非现场经济的影响力使得在单位劳动消耗里，提供了成倍的使用价值量！
一方面随着低成本的智慧劳动，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社会GDP总增量加快，创造可分配财富的总量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智慧劳动正逐步摆脱资本主导经济的唯一性，使得智慧劳动的作用、地位和自由度均在加大。
我们相信在智慧时代的平民智慧劳动将借助于非现场经济的共享体系和新市场游戏规则的建立（社会财富再分配规则的改变，参见后续章节内容），而避免单由资本主导经济带来的“身不由己”，使得我们的平民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智慧劳动，而摆脱原始资本积累艰难的索博，从而就有可能地轻松实现自我主张的快速致富目标。
我们的平民通过智慧劳动涌向了真正的中产阶级，那么我们真正的和谐经济社会也就到来了。
第四节 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的新就业理论思考
机会均等不代表财富分配的均等，智慧经济时代社会是提供了一个社会财富分配机会获取的平等，并不代表智慧经济时代就可能实现直接的财富分配平均化。智慧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还将按一定的规则来完成，只是这种规则与以往不同，极大地提升了全民机会均等的程度。因此，我们应当了解掌握现在的市场游戏规则，同时还须洞察未来可能产生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变化趋势。
笔者在本书籍中提出“非现场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其他新概念，并非仅仅为了几个字面上的差异化表述，而是试图从中发现和找出新时代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其中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规则的演变方向。
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轴心始终是紧紧地围绕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理论上讲：社会财富创造在前，社会财富分配在后，只有创造出了社会财富才有可分配的对象。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原始驱动力是人类的生存需求，而财富是生存需求的首要表现形式，人类社会对生存需求的追求也就主要表现在对财富的追求上。
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平民思维非常朴素。他（她）们的忙碌，其实要的就是为了“经济来源”，有了“经济来源”生活就有保障。不论是传统就业的种地、打工，还是个体经济、网络销售、投资理财或接受教育或直接接受物资资助，仅仅是直接或间接的生财方式不同罢了。
此时的生财方式＝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生存权的获得。
生存发展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权内容，也是也是人们追求财富的最原始的出发点，社会关系的基础也将建立在社会财富的公平平等的基础上。
前面我们分析了智慧经济时代，在非现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形态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平民将借助于非现场经济的共享体系和新游戏规则的建立，而获取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均等”权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的平民们可能遇到的“机会均等”话题，让我们从人力资源的公平理论谈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方振邦教授《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这里的报酬是直观的，而这里的投入就比较复杂，如果投入的是相同参照物IA与IB之间，且只是投入量的大小，那么其可比性就比较简单明了。
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却是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投入内容。不仅仅是劳动量的投入或资本量的投入，还存在着时常被分配所忽视的自然界投入和生命运动的投入。这样，就比较难直接开展投入与报酬之间的比对了，我们就需要结合时代的特征而找到一个新时代里统一的：“既是人人都拥有，又是与人人能机会均等地获取社会财富创造资格和分配资格相对应的可参照物”，从而才可开展更有效的投入与报酬之比。
单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出发，基于全体地球公民享有社会基础财富的平等拥有权，似乎“按需分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原则。可是，“按需分配”虽然实现了人类全体成员享有平等的分配权，但这种分配原则却很难落实人类社会财富再创造义务的全民化，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将失去基础动力。
社会财富再创造的义务一旦无从落实，可用于分配的社会财富将日益减少，直至消耗殆尽，终将出现无任何可供于分配的标的物。此时，再好的社会财富分配原则也将失去意义。
显然“按需分配”无法实现：人类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成为了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直接影响或决定了社会财富再创造的原动力。因此，对社会财富的平等拥有权，并不表示可以完全地按需或平均分配社会财富。
于是，就出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明等于明确表示了“不可以不劳而获”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由于按劳动量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则，基本实现了多数人群对应社会财富分配权利和义务的落实，基本解决了该领域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长期以来按劳分配成为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准则，奠定了人类社会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规则的基础。
人们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产生了对于经济财富的需求。为了实现这种需求，人们才把各种类型的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作为创造财富的最为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在创造客观财富的同时创造了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方式——就业。
劳动的权利、义务和劳动机会的获取，表现在社会行为时就产生了就业现象。按劳分配原则的确定，使得劳动权力和劳动机会的获取，就等同于人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权利的资格获取，直接决定了这部分人的基本生存权获得。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大量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形式，大批劳动者进人工厂从事规模化生产活动，并且逐渐形成了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依附。
由此出现了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决定劳动力就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就业增加的速度与规模，一般须依赖于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情况。这也就是为何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率仍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原因。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也确实存在投资者和劳动者两大社会财富分配阶层，存在着“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并存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客观现象。
美国人约尔.思腾恩创立的经济增加值（EVA＝资本收益－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总额×平均资本成本率）就顺势提出：要求先于利润支付给投资者资本成本，以降低投资风险，体现出真正的资本价值，进而保障资本收益的权益。这样，客观的大工业社会经济的后期就表示出了“按资分配”将优先于“按劳分配”的现象，进一步使得“按资分配”的实际盛行。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国劳动力流动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大量的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作“配第一克拉克命题”。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W．舒尔茨充分地研究了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界定了人力投资的范围和内容，他指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类资本（指物质资本——引者注）与收入相对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了。
……然而，人力资本则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在W.舒尔茨之前，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力资本，一位是亚当.斯密，他在当时大胆地把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视作资本的一部分；另一位是H．冯.屠，他进一步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欧文.费雪则“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经济学家的上述研究思路说明，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是一个历史趋势。1965年D.J.罗伯逊在《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中又进一步阐述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罗伯逊分析道：采用新技术，只要它意味着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通常只指节约劳动成本而言，而对于资本的节约却被忽视。（参考“公务员之家”论文：新经济时代就业的基本特征）
于是我们通过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劳动者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用较小，机器是作为劳动力的替代物出现的，因此当时的技术进步是偏向物质资本型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特别是大工业后期，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的作用下，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新特点，一些知识密集行业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就更大了，一些代表新经济特点的行业像ICT技术、计算机、高新技术等领域，其劳动力需求尽管也需要从第二产业转移一部分，然而更多的却是依靠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填充，且劳动形态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表面上看：人力资本开始出现了替代物质资本的苗头，于是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劳动开始雇佣资本”到来了。特别是人类进入了智慧经济时代，在非现场经济环境条件下，智慧劳动在就业过程中将充分享受到信息、ICT技术和智慧共享体系带来的便利。劳动者就业岗位，不一定严格依赖于就业场所的改变，劳动力在就业时间和空间上将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劳动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化就业模式的束缚，反而物质资本在与这一要素的结合中居于从属地位，这些特征在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领域已表现得非常显著。智慧劳动开始分享单一资本的经济主导权，似乎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加剧，特别是智慧劳动似乎正在替代资本的作用。
可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虽然智慧劳动的力量和占比大幅提升，“按资本分配”的实际态势得到了一些部分的遏制。但这里的提升仅仅是分配比例中按劳动分配份额中的智慧劳动份额的增加，不是整个劳动在社会财富分配占比的提升，智慧劳动无法改变按资本分配份额增大的恶性趋势。